抗战题材小说是文学的责任

　　9月3日是抗战胜利日，对于这份沉重的胜利已有数之不清的影视作品和小说题材用以纪录。直到今天，“抗战文学”已经成为特指书写抗日战争的文学作品的专有名词。

　　抗战题材小说的创作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入、不断变化的发展轨迹，伴随着这样的发展，我们对于战争和历史的认识也在不断更新和深入。

　　本报讯 近40年，抗战题材小说反映抗战历史更加全面、客观、准确。对于历史的书写，除了俯视角全景式宏大叙事之外，还有许多平视角描写普通老百姓的作品。

　　据中国作家网报道，作家纳杨认为，抗战文学一直都是军事文学一个重要分支，并且正在突破军事文学的框架，成为全民族抗战书写的部分。作家们在各个层面和角度书写着那场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重要的战争，再现那场战争中人们的面貌以及战争中人性的崩溃与变异、人性的闪现与，是文学的责任，也是作家的追求。

　　抗战题材小说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战争进行中，即1931年到1945年。作家们用手中的笔作为枪炮，写下激扬文字，直指侵略者的丑恶。

　　茅盾、巴金、丁玲、刘白羽、萧军、端木蕻良、舒群、骆宾基等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作家正是在那一时期经历了血与火的，成为坚强的中国抗战文学战士。

　　这里特别说一说张恨水的小说《虎贲》，小说描写的是常德战。尽管张恨水看到了军队的种种，并创作了大量小说进行，他还是写下了这部正面抗战部队的小说。应该说，张恨水的抗战小说创作基本上忠于个人的真实感受，其中有着对国家的大爱、对民族的大爱，客观地反映了抗日战争中中国各方力量的种种表现。

　　第二阶段是抗战胜利后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一阶段，中国取得了抗战的胜利，却又经历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抗战题材创作往往和解放战争等题材的创作混合起来，多带有强烈的色彩。抗战英雄的书写作为这一时期抗战小说的主流，长篇小说创作大量增加，比如冯德英的《苦菜花》、徐光耀的《小兵张嘎》、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冯志的《敌后武工队》、刘流的《烈火金钢》、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等。这些作品因为很好地表达了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的激越豪情，契合了当时社会的普遍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情绪。

　　第三阶段是以来，对历史的深入挖掘和反思成为抗战文学创作的主流。近30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的日益增多，尘封的历史资料相继被发掘，特别是战争亲历者历史及回忆录等大量出版，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更丰富的素材和更广阔的空间。抗战文学开始走出简单的意识形态思维，吸收和借鉴历史、科学、时政等领域的研究。

　　以来，抗战题材小说一改以往单一扁平的叙事模式，更多地采取了度立体呈现，拓宽了视野，也丰富了书写对象，不仅描写红军的主战场敌后抗日根据地，也描写抗日的正面战场；不仅塑造了八军、新四军中的抗日英雄形象，也描绘了抗日部队中的官兵形象，力求还原全面战场的原态和本貌。

　　周而复的《长城万里图》以宏大叙事的手法，全景式展现了中华民族抗战的过程。小说以世界反战争为背景，描写中国战场上，国内国外各种、各种党派之间的纠缠争斗，再现了当时国内、国际的形势，把对战争的描述和反思提高到了新的高度。王火的《战争和人》三部曲把眼光放在国统区，描写国统区各色人等的心理，表现了战争中各种力量的博弈。周梅森的《国殇》以军队的整体描写来记述那段历史。小说写到军队的消极抗日，写到军队中的派系之争、利益之争，也写到了其中官兵的心理挣扎。

　　除了宏大叙事的作品，那些以某一场战役为背景的微观视角的书写，更容易写出战争中人的情感体验。徐纪周的《永不磨灭的番号》讲述了八军九纵团在团长李大本事的带领下，为掩护主力部队和当地群众转移，与日军浴血奋战，以生命的代价实践了为人民而战的誓言；张廷竹的《中国无被俘空军》生动刻画了空军军官阎海文宁可生命也不做日军俘虏的义节之举；范稳的《吾血吾土》塑造了远征军中一位传奇老兵，一生颠沛，战后含屈茹苦，却始终不失爱国。

　　与此同时，很多作品不再单向度地叙写“”御寇或我军杀敌，而是你中有梦见钱包丢了我，我中有你，相互较量也相互支援，凸显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真实历史图景。温靖邦的《虎啸八年》对“正面战场”的理解很有新意，作者认为抗日战争的中、后期，战场变化多端，有的区域很难分清哪里是前方，哪里是敌后。总的说来，抗日战争是由国共两党军队共同承担的，无法清晰地分开。这样的历史观，也体现在一批作家的创作中。都梁的《亮剑》中，主要人物李云龙和楚云飞分属于国共阵营，身处救亡图存、捍卫民族的共同历史情境，惺惺相惜，协同作战。

　　战争中所展现出的人性的闪光与恐怕是任何别的历史时期所不能比拟的。对于历史的书写，除了仰视角描写抗日英雄、俯视角全景式宏大叙事之外，还需要平视角描写普通老百姓的抗日，才能让历史更加丰满、可信。

　　在以军事描写为主的抗战小说中，抗日将士的形象被塑造为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毛病、有脾气的活生生的“人”。何顿的《抵抗者》塑造了以黄抗日、黄山猫、田国藩、龙营长、毛国风等为代表的抗战勇士群像；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和都梁的《亮剑》不约而同地描写了一介草莽逐渐成长为令日军心惧胆寒的优秀将领。李西岳的《血地》写红军团长李长生回到家乡，团结乡亲们共同抵御鬼子的。小说用的风物美、人情美来反衬战争的，用人性来对抗反人性，使得小说显得深幽与大气。

　　抗战时期，萧红的《场》、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等作品为我们描绘出战争状态下普通老百姓的境遇。

　　新时期抗战书写中，对普通人的关注更加温情、真实、细腻。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系列中那群看起来毫无意识，亦无传统约束的，在日寇面前展现出英勇气节，代表了抗日战争的深刻群众基础。张者的《零炮楼》描写张寨贾寨两村村民面对外敌入侵的自发抵抗，写出了百姓的个人命运与整个民族的存亡的休戚相关；沙玉蓉的《井口那片天》以曲河大为背景，写了一个名叫枝子的女人而坚韧的一生。刘震云的《温故1942》通过追忆抗战岁月里河南农民面对时的和存活本能，写出了人类的善与恶、坚强与软弱、善变与执著，体现出对生命意识和个体生命的珍视。阎欣宁的《中国爹娘》讲述了抗战胜利后，东北黑土地上一群普普通通的中国人抚养在华日本遗孤的故事，表现了中华民族善良、和宽容的美德。

　　作者对“正面战场”的理解很有新意，他认为，抗日战争的中后期，敌我接触犬牙交错，有的区域很难分清哪是前方，哪是敌后。抗日战争是由国共两党共同承担的，无法清晰地分开。

　　通过追忆抗战岁月里河南农民面对时的和存活本能，写出了人类的善与恶、坚强与软弱、善变与执著，体现出对生命意识和个体生命的珍视。

　　小说的主人公是代号“虎贲”的74军57师师长余程万。张恨水在自序中说：“我愿意这书借着57师烈士的英灵，流传下去，不再让下一代及后代人稍有不良的印象。”

　　小说以世界反战争为背景，描写中国战场上，国内国外各种、各种党派之间的纠缠争斗，再现了当时国内、国际的形势，把对战争的描述和反思提高到了新的高度。

　　以军队的整体描写来记述那段历史,写了军队的消极抗日，写了军队中的派系之争，也写了其中官兵的心理挣扎。

　　三部曲把眼光放在国统区，描写国统区各色人等的心理。小说反射了战争对人的身体和的双重。

　　让人晕眩的日头下，弓腰瘸腿的人们地扒着活，血混着汗，泪连着，而生，系着死。这是上世纪20年代东北大地上的场景。

　　眼见着连这最后的都将保不住，日本旗升了起来，针、刺刀、血，、、屠戮，恐慌、死寂、骚动，直至最后的！“就是把我们的脑袋挂满了整个村子所有的树梢也情愿！”那疲惫、嘶哑、沧桑、一压着的嗓子，终于从最深处爆发了一声怒吼！

　　战争不让作家走开。1933年9月9日，在“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近两周年之际，23岁的萧红在青岛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场》，冲撞着，悸动着，鲁莽而又敏锐地将东北大地上的故事裹挟而来。1935年12月，在鲁迅等人的帮助下，几经周折，《场》终于与叶紫的《丰收》、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一起作为“奴隶丛书”系列在上海出版。

　　不到8万字的小说在上海引起轰动。“九一八”之后国家危若累卵，整个社会的抗日情绪高涨，东北成为中华大地流血的伤口，义勇军在白山黑水奋战，一寸山河一寸血，牵动着全国的心。《场》以及《八月的乡村》等的出版，让焦急等待的读者“第一次在艺术作品中看到了东北抗战英雄的光景、人民的力量、的战术”。“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萧红极具个性的表达不仅没有妨碍，反而灼热地表达出由“蚊子似的为死而生”到“巨人似的为生而死”的动人历程，夹着的让人过目难忘。

　　《场》面世后仅两个月就脱销加印，4年内连续再版7次，到抗战结束时先后重印10多次，受其鼓舞的读者无以计数。

　　这本薄薄的却“带血带毛”的作品，不仅抗战期间流行，在今天也依然没有过时。经由几代人的阅读与阐释，《场》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它在全面抗战之前的那声“怒吼”、它的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直到现在仍震撼。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战争胜利70周年，导演田沁鑫于1999年执导的话剧《场》复排上演，再次座无虚席。舞台上，当窝囊怯懦的二里半说出了那句“我去赶死了，你们要好好活着”时，全场掌声雷鸣。抗日战争的“场”上，多少平凡的中国人挺身而出，活成了血气方刚、勇敢坚毅的大写的人，又有多少这样的壮志怒吼，被聆听、被书写、被阅读，被铭刻在历史的记忆里，铸成中华民族不朽的。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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