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启蒙历史网，烟云往事历史网相关报导）1931年5月，四个纳粹冲锋队员打死两名工人的埃登舞蹈宫案开审，年仅28岁的原告代理律师汉斯·利滕申请法院要求证人希特勒出庭接受交叉盘问。时年42岁的希特勒已是纳粹党魁，汉斯·利滕做到了，他在法庭上通过3个小时的交叉盘问，不仅揭露了纳粹党的暴力行径，而且直指他们的领袖应为此负责，让希特勒在法庭上气急败坏、恼羞成怒。一年多以后，1933年1月，纳粹党攫取权力成为执政党，汉斯·利滕成为第一批被投入集中营的囚犯之一。《质问希特勒》记录了这一过程。
医术可以用来救人，也可以用来杀人，法律也是如此。法律是建立秩序的工具，权柄在握的政客意欲建立何种秩序，法律就会以与之相符的面貌呈现。法治国通过良法达致，暴政则通过恶法实现。无论法治还是人治，无论极权国家还是民主国家，任何制度规则最后都要由人来实施，任何治理模式都要由人来完成。由于政治理念的不同，在人类历史上，意识形态之争此起彼伏，何为良法、何为恶法，不同立场的政治家与法律人，往往各执己见，莫衷一是。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初生的魏玛共和国极其脆弱，立场中间偏左的社会民主党，一度是政坛的中坚力量，艰难地维持着德国的法律与秩序，但对他们的各种考验接踵而至，战争罪行的屈辱，国民对战争赔款的抵制，以及协约国对莱茵地区的占领，无不使德国的民族主义者日益激进，走向极端化。1919年1月，左翼人士发动起义，旋即失败；1920年3月，右翼人士又发动了卡普政变，也迅速被镇压；但这一切，却只不过是开始。
此时，虽然魏玛共和国基于民主制度与法律的国家机器仍在运作，但左右两个极端阵营，却从各自的政治理念出发，试图重塑这个国家的秩序。希特勒在慕尼黑发动了一场可笑的政变，这场政变虽然失败，却使希特勒认识到了掌权的重要性，他从此致力于通过魏玛共和国现行法律规定的游戏规则，在掌握政权后，再逐步废除这些法律，制定颁行新法，以逐步实现他所期望的国家秩序。纳粹党充分利用了日趋极端的公众情绪，将宣传机器对准易受蛊惑和谋求复仇的普罗大众，极力宣扬纳粹党的神圣与伟大，神化党的领袖，夸大外来的威胁，呼吁国民为种族纯洁而战，高唱着“今天德国属于我们，而明天它属于整个世界”。纳粹的目标，就是要利用法律，实现他们理想中的政治秩序与社会秩序。
无论意识形态如何，每一位法律人都会努力追求实现自身理想的法律秩序，但由于身份的不同，法律人能够起到的作用也大不同。法律一向被誉为公平正义之术，但法官的职责在于实现正义，律师的职责则在于追求正义。法官代表法院、进而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在法官的背后，有国家强制力的支撑，律师所拥有的，却只有对于法律的个人理解与诠释，这些诠释如果没有为法院判决所采纳，没有得到公众舆论的支持，不会发生任何实际效果。
作为一名年轻的律师，在政治狂潮中何去何从，这不但是汉斯·利滕需要作出的人生抉择，德国的每一位法律人，都要就这个问题交出自己的答卷。当利滕走上法庭，申请传唤希特勒出庭作证时，他对抗的是一个暴力成性的法西斯政党，他的结局，似乎在这一刻就已经注定了。法庭是以言为枪、以文为弹的战场，在这个战场上，所谓的政治权谋并无用武之地，在面对暴力成性的政党时，不言而喻，必会面对杀身之祸。《质问希特勒》记录下来的，不但是他短暂的一生，同时也是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如果站到利滕身处的那个时代去观察他，我们会发现，利滕不过是一个平凡的年轻人，他当然有才华，但并不属于那种不世出的天才。德国法学家英戈·穆勒有感于德国法官在纳粹党统治前后的表现，特意写了一本书，取名为《恐怖的法官》，如果将《质问希特勒》与之对照阅读，或许，我们更能明白利滕之所以能成为德国律师代言人的原因。
对于利滕的一生，可以有多种面向的解读，比如本书作者本杰明·卡特·黑特，他并非法律人，而是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历史学教授，但是作为法律人，或许，我更希望的是，利滕作为律师的一面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注，以及更多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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