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我们很近：她与内地只有一河之隔，在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中唇齿相依；她深深印刻在历史课本、城市地标、流行歌曲中。CEPA了行，去也越来越便利，但大多数人似乎更关注作为“购物天堂”和“金融中心”的。所以，其实离我们也有些远，我们并不十分熟悉在这个海岛上，为什么会屡屡创造各种奇迹；而这些奇迹，与制度运作、社会治理、文化背景，又存在哪些内在的关联。
“一国两制”在与澳门的成功实践，使我国成为一个独特的“三法系四法域”的国家。法系之间的借鉴融合体谅，法域之间的交流协助合作，都亟待更加深入、更加透彻的互信了解与信息沟通。根据基本法的，在回归后，保留了普通法系的判例制度，是我国唯一一个实施普通法系的法域，这既给我们借鉴判例法的有益经验，尤其是观察具体制度的运行提供了便利，但也给内地与之间的民商事判决、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等跨境法律合作带来了挑战。因此，如何面对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是摆在法律人眼前的一个现实课题。
观察、理解，不仅是当今的现实需要，也是曾经的历史延续。自鸦片战争以后，一直是各种外来文化向中国的媒介。近代中国报业就从开始，戊戌变法和辛亥中，充当了的。、梁启超、孙中山等近代历史名人都曾与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与此同时，也是中国通向世界的通道。中国最早的一批留学生就和有着不解的。从发展进程来看，百年留学史，法科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各种和学说的引进、大规模的法律移植以及中国自身发展道的探索，背后都有着法科留学生努力的身影。中国近代赴海外留学第一人、被称为“中国留学生之父”的容闳就与有缘，也与法律有缘。容闳从耶鲁学成归国后，第一份工作就是在高等法院担任英文翻译。不知道从美国归来的容闳，在这个本属中华版图但当时却在英伦治下的文化汇聚冲突之地，会不会与我们一样，有着复杂的感受和体会。除了容闳外，和容闳结伴赴美留学的黄胜曾担任立的非官守议员，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留洋前都曾在中央书院就读，留美幼童周寿臣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回港后出任行政局议员，成为首位华人行政局非官守议员和华人之一。无论是容闳、黄胜，还是孙中山、唐绍仪、周寿臣，他们来港或者留洋的目的，都是希望学习先进的制度和技术，以改变旧中国的落后和，而的价值，则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放眼看世界的参照和标尺，以此反思和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遗憾的是，在当时昏睡而又保守的国土上，很多的设想付之东流水甚至并没能付诸实践。
相比之下，今天在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内地法律人就要幸运得多。因为在“一国两制”的宪制框架之下，观察、读懂，既有历史价值，又有现实需要。与内地在制度建构方面的相互交流和借鉴，是个双赢的过程；在社会治理、预防、、古迹、推动平等等方面走过的坎坷曲折以及积累的经验教训，更是值得我们细细探寻和琢磨。
事实上，内地法律人在这个熟悉的特区、陌生的法域，会不断有一些新鲜的发现和直观的感受。孤立的观察虽然有其借鉴意义，但却会比较的趣味和互动；成功的比较则取决于我们观察的角度，无论是俯视还是仰视，都不是正确的姿势。正如冯骥才先生所说，“评说一个地方，最好的是站在门槛上，一只脚踏在里边，—只脚踏在外边。倘若两只脚都在外边，隔着墙说三道四，难免信口；倘若两只脚都在里边，往往身陷其中，既不能看到全貌，也不能道出个中的要害。”也正如严飞等青年学者所体认到的，或许，这种建立在“本土论述”和内地“他者评论”基础上的“门槛上的视野”还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人对国家民族身份的探索，对公识的实践，对集体记忆的珍视，对社区的，以及在地产主义、中环价值和边缘危机下的省思。
因此，我无意于简单地“比较”，更不愿意盲目地“移植”，只是想从法律人的视角，不仅用望远镜来“远眺”，还要用显微镜来“透视”，努力发掘发展的经验，探索背后的实质。我深知，只有亲身体验的制度运行和社会生活，深入到街道上全神贯注、行色匆匆的人流中，走过天星码头和中区警署，走进中环的高档写字楼和天水围的悲情城市，才能真正体会到运行中的社会基础和内在逻辑，才能真正感受到各种不同文化奇特融合在所产生的活力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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