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的今天，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而在此前，大约14000余名志愿军战俘已被去了。他们在的境遇如何？
志愿军战俘营里“国共内战”的结果，是6000余名战俘得以返回，14000余名战俘则被载往了（另有极少数人去了其他中立国）。现有史料已经能够充分，这14000余名战俘，大部分是受赴台的。按照停战协定，这些赴台的志愿军战俘应该成为平民，“获得”，但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这无疑是个奢望。
方面对战俘的迎接安置工作非常重视，由蒋经国亲自指挥。欢迎场面之宏大，报道之热烈，自不必说；方面更将1月23日定为“一二三日”，以纪念1954年的这一天，首批志愿军战俘抵达。按照朝鲜战争停战协定，所有志愿军战俘都应该享有自主决定自己命运的。但大多数人赴台本身已属，抵台后大多数人更了做“平民”的，而只能接受方面所授予的“义士”的“荣誉”，进而加入。所谓“一二三日”，其实并无任何可言。方面其实也知道这种“”徒有其表，所以解释必不可少。“长”陈诚在视察大湖、杨梅等地志愿军战俘驻地时，曾虚弱地解释道：“国家的和个人的是分不开的，要争取个人的，必须争取国家的”，自然，陈诚忘了同在的胡适的名言：“争你自己的，就是争国家的，争你自己的，就是争国家的。”
欢迎活动结束后，战俘们被送往台北市郊的苦苓岭接受。“总部”在这里设有一个叫做“心战总队”的部门。该部门当年的一项主要工作，是通过、等手段对沿海军民实施心理战。赴台战俘中许多人是受而去，对心存，故方面第一时间将他们送到了“心战总队”接受。的具体内容，据战俘赵英魁回忆：“我们万万没有想到，到后，立刻失去，被集体送往‘心战总队’，形同关押。还施以密集课程，‘义士’上课，思想教育。台又发起所谓‘请缨从军运动’，战俘签名。有一位我熟识的战俘，因为不愿当兵，干部不断纠缠，逼得他最后绝。”
两个月的“思想训导”之后，于1954年4月5日公开宣布：全体志愿军战俘“宣誓加入部队”。在编入之前，蒋经国领导下的“义士就业处”曾对全体战俘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其比较关键的几项数据如下：战俘总数14334人，其中21-35岁年龄段者12229人；文化程度为大学者仅4人，无学历者6986人；军官、士兵比例为1:10。这些调查资料，直接影响到了方面对战俘们的分配调拨。
“就业处”制定的志愿军战俘“志愿加入”的门槛是：16岁以上40岁以下；体检合格；考察合格。结果，大约有12300人被编入，占战俘总数的86%；其余2000余人，有1000余人因为年龄不合标准而被淘汰，以平民身份另行安置；此外还有1000余人，究竟因何原因未被编入，是体检不合格，还是有问题，或者死活不愿意参军，则不得而知；其具体去向，也尚无统计资料披露。
为避免志愿军战俘的思想对士兵发生影响，战俘刚刚抵台，“就业处”就向“”呈报过《请通饬各部队严禁与义士相接近由》的文件，部队与志愿军战俘接触；战俘们在“心战总队”接受完后，方面对他们的思想倾向仍不放心后来确实有个别战俘铤而走险想要偷渡回他们先是被编入新兵营接受基本的军事、训练，然后被“个个击破”式地分散分配到各个具体单位，原则是每个单位只分配一个战俘，如此来战俘们被孤立后能够迅速“融入”。至于部分被分配到军事单位但始终心怀不满的战俘，则多被送往特设的“义士感训团”接受二次，俟思想合格后再返回军队；仍不合格者则有可能被送往“火烧岛”关押。
至于战俘们参军后的具体待遇，受自身文化程度的影响比较大。陈诚在担任“长”期间，很重视专门技术人员，为这类人员制定的薪酬比普通人员高出许多；军队系统也不例外。战俘们进入新兵营后，经常被鼓励去考取各种技术类的特训班以及各兵种的专业学校，有一定文化的战俘因此受益颇多。至于那些文盲、半文盲战俘，则大多被分配去当列兵、伙夫、马夫、勤务兵，虽然有按“年资加俸”的优待，但境遇与有文化的战俘比起来，就远远不如了。尤其是退伍后，许多人只能干些底层的粗活，生活大都比较。当然，最实际的，还是1954年10月5日通过的为士兵制定的《授田条例》，按照这个条例，每个退伍的战俘将被授予年产两千斤稻谷的田地。只是田地本就很少，等轮到这批“义士”们授田时，已经无田可授，最后选择以发放与田地价值相当的现金作为补偿。
虽然陈诚曾激昂地战俘们的赴台“解决了的兵源问题”，但更看重这些战俘们所带来的宣传效应。所以，一方面战俘们被参加，另一方面，还组织了各种各样的“义士访问团”，到处“出访”。
1954年2月到3月这段时间，“义士访问团”主要局限于访问本地各县、市以及各部队；从4月份开始，“义士访问团”开始被陆续派往海外。参加访问团的战俘，主要是原战俘营里会英语的亲，这些，部分是原干部或士兵，部分则是派遣进入战俘营的，其实并不具备代表赴台战俘的资格；而且各访问团均配备有的情报人员作为“顾问”，以便监督。菲律宾、泰国、日本、越南、美国、古巴、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国家，均曾多次留下“义士访问团”的足迹。“义士访问团”的海外访问活动的结束时间，大约是在1954年的11月。
随着战俘们的宣传价值与日俱减，他们与普通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小。战俘们从军队退役后的境遇，与普通，也就是所谓的“荣民”们中晚年的，大致相同。一方面是外省人语言不通、习俗不同，本就难以融入本土社会；另一方面，50年代出于“”的需要，又针对他们制定了一系列苛刻的特殊，如延长服役期限、结婚条件等等，导致“荣民”们的成家、就业、医保、养老全都成了问题，甚至激发为社会事件。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于1954年11月设立了由蒋经国全盘主持的“退除役官兵委员会”。蒋经国主持“退辅会”不到半年，为“荣民”们先后建立了屏东隘寮农场、嘉义大埔农场、宜兰三星农场、花莲寿丰农场、彰化二水农场等，让“荣民”们得以在此通过务农自食其力。后来又在屏东、花莲、台南、新竹等地修建“荣民之家”，解决年老“荣民”的养老问题。1956年6月6日，台北“荣民总医院”也在蒋经国的推动下开始兴建，三年后建成投入使用，该医院成为许多“荣民”看病的地方，因其设施先进、专家阵容强大，许多高层人物诊疗的首选。
或许是顾及到赴台战俘们的特殊性，一开始在的桃园县曾特别修建有一所“义士之家”，专门那些退役后无力自谋生又无处投靠的“义士”。后来，“义士之家”更名为“荣民之家”，战俘们和普通之间的区别，也就消失了。与普通“荣民”一样，战俘们最大的痛不是养老与医保，这些问题随着的政策已渐渐解决，解决不了的，是他们的婚姻问题，如桃园的“义士之家”所的光棍“义士”，就曾一度达3000余人。大多数战俘没有能够在重新组建家庭。一些战俘为寻求一点天伦之乐，晚年甚至不惜花费全部积蓄迎娶脑瘫女子；探亲后，一些战俘也曾幻想迎娶“新娘”，但多数以被骗告终。
时间进入80年代，随着的改善，“荣民”们返乡探亲的愿望越来越强烈。1987年7月，解除“令”；11月，宣布岛内居民赴探亲；1988年初，又专门出台，允许《韩战期间来台义士得依前往探亲》，认为：战俘们“与难胞一般均无问题，应无出境之必要，如有特殊情况可采个案处理”，不过，在中担任的“义士”，“仍不得前赴探亲”。
当年为战俘们来台，派往战俘营的们在绝大多数赴台战俘身体上刺有“杀朱拔毛”一类的口号乃至图案。这成了许多战俘们终身挥之不去的梦魇。返回探亲之后，许多战俘因为身上的这些口号和图案而不敢启程。通过向呈请，“退辅会”决定由荣总医院进口一台激光扫描设备，通过激光手术，免费为战俘们去掉这些口号和图案，这种手术没有太大痛苦，去掉刺青的效果也不错，很受战俘们的欢迎。作家张晓风的散文《一千二百三十点》，描写的就是两位志愿军战俘“王正福”和“唐大胜”在荣总医院消除刺青的故事。
1989年1月3日，出台《关于我军被俘去台人员要求回定居的处理意见》，由此，战俘们不但可以返乡探亲，也可以选择回定居了。该处理意见：
“我军在战斗中被俘去台人员，不同于一般台胞和在的老兵。他们要求回定居，经说明生活条件等情况后仍要求定居的，原则上应予批准，并予以妥善安置。……对批准定居的被俘去台人员的历史不审查、不追究。对他们被俘前参加我军的一般历史应予承认，但不补办复员、转业和离休、退休手续。……”
战俘冉宏图2004年从回到，选择定居在了远离故乡的宜昌，“他说其实在家乡，他觉着很难向别人解释他的身份，但至少在这里如果有人问起来，他可以简单回答一句说我当年在这儿打过日本鬼子”[详细]。皮肤上的刺青可消，但撕裂的人生再难复原。
推荐：
网友评论 ()条 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