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红军接受了国民的改编为八军和第四军，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蒋介石开始给部队提供军饷和物资了，在皖南事变前，这是八军和新四军非常重要的一笔收入。
那么，抗战八年中蒋介石到底给了八军多少军饷和军需物资呢？本期专题将尽量把关于此问题现有的可靠资料呈现给大家。
当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时，由于长途跋涉和连续作战，已是“疲惫之师”，装备简陋，补给不足，弹药粮食非常缺乏。西安事变前，一直依靠打土豪和张学良、杨虎城的接济才勉强解决了给养问题。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为了安抚红军放手解决张杨的问题，就根据要求应允替代张杨接济红军。1937年2月1日顾祝同向代表李克农表示：“第三者（）经费由杨虎城先发50万元。”2月2日，顾祝同派人将善后款送抵西安。1938年2月4日，善后款50万元经杨虎城交送，同时顾祝同还承诺以后每月给20万元。2月5日，、林伯渠复电：“50万元分配大体同意，唯庆阳减少2万元只送3万元，后方增加2万元，送22万元。此50万元是善后费，还是2月份经费要弄清楚，五届三中全会以前蒋介石既托杨虎城经手，我们应按数向杨要，不打土豪又不给钱是不能生活的。”由此可见，1937年2月红军已经收到了蒋介石接济的50万元。
除了第一笔50万元的善后费之外，1937年1月31日，蒋介石顾祝同说：“姑且每月支付二、三十万元军费，由杨虎城间接领发。”此后直到“七七事变”后红军接受改编，国民一直以军饷的方式每月向提供经费和物资支援。这段时间国民向红军提供的接济主要有：（1）每月固定30万元军饷，比如3月底红军按承诺又领取了30万元，后补发20万元，算做2月份及补发1月份的经费，总计50万元。1937年6月29日，何应钦为几个月来给经费事电请蒋介石：“第三者（）经费每月三十万元，三十六年（即1937年）度军务费总预算并未列入，除选送追加预算外，拟总电饬财政部，以后按月如数照拨，以凭转汇。”蒋批允照办。至此，国府正式将对红军的接济纳入公开的财政支出，并“按月如数照拨”，直到1937年8月红军接受改编正式纳入序列按新的标准领饷为止。（2）给红军发军服4.5万套：1937年6月1日顾祝同致电蒋介石：“据面请发给第三者（）夏季服装，拟肯准三万套。”蒋批示：“如拟并电军政部查照”。1937年6月14日，顾祝同致电蒋介石：“据在恳求谓陕北粮食缺乏，请补发五月份补助运输费五万元，六月份照三十万元发给，又前允发给夏季军服三万套，拟请再加发一万五千套。”蒋批示：“运输费及夏季服装，各照发。”也就是说，最终给了4.5万套军服，并在30万元月饷外额外加发了5万元运输费。
应该说，尽管国民给的经费并不多，但对于当时的中红军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甫一获得经费，便迅速将之用于买粮购衣，以解决温饱问题。比如4月4日，在给的电报中指出，西安行营答应拨10辆载重汽车给红军运送粮食，所需汽油由他们负责，日内先给数辆。4月7日，回电指出，红军以后全部用现金买粮，不得募捐。在国民的允许和帮助下，仅在4月18日至20日，就购入大米1580包，解决了红军近半个月的吃饭问题。也正是由于南京国民的接济，才使红军得以休整，为全面抗战爆发后能迅速出师提供了可能。…[详细]
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了让尽早出动到华北前线参战，经过国共双方多次的谈判，蒋介石最终答应将西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军第八军，下辖3个师（即115师、120师、129师），每个师4个团，人数共为4.5万人，此外还有地方武装1万人。而南方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编第四军，下辖四个游击支队共一万多人。改编后两军的军饷是多少呢？根据皖南事变后1941年3月国民军事委员会编制的《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编制经费情形报告表》列述：“八军：一、1937年度月发经常费30万元（法币，抗战初期法币1元合抗战前1银圆，下同），战务费20万元，补助费5万元，医药补加费1万元，米津及兵站补助费7万元，合计月发63万元。二、1939年8月份起加兵站临时补助费2.5万，到1941年2月65.5万元。三、1940年元月份起每月增发米津4.5万元，到1941年2月70元。新四军：一、1938年1月核定四个支队月各发经费1.5万元，军部6000元，共6.6万元。自3月份起每月增发经费2万元，共8.6万元。5月间成立军属分兵站及，核定月支兵站费3000元。又自5月16日起，月发米津1.3534万元。自6月份重新核定该军经费每月11万元。二、1939年全年度经费仍旧月发11万元，另发临战费2.2万元，共月发经费13.2万元。三、1940年度经费核定每月为11.536万元，又临战费2.2万元，共月发13.736万元。”此外，八军和新四军开赴抗日战场时国府分别还拨发了20万元和1万元的开拔费。应该说，国府给八军和新四军的待遇还是不错的，按照当时的，中央军一个甲等野战师的军费每月约20万元。因此，八军和新四军的待遇如果按照编制人数来算的话，与中央军相当。那么抗战时国府总共给八军和新四军发了多少军饷呢？据国民《军政部军需署编制的历年拨发军费数量表》显示：
应该说，战争初期蒋介石基本还是能够按时将军费发放给部队的，这从的电报中就可以看出来：1937年8月21日致电报告8月份军费及开拔费已发88万元；9月11日，、博古领9月份八军经费32万元，于翌日经西安行营拨汇30万元，其余2万元留南京用；10月21日，叶挺领到关防及开办费5万元；1938年4月30日致电蒋介石：“前经钧座核准拨发给善后费二十万元，并领到十万元……拟请将未领善后费十万元，准予拨发。”蒋批示：“此善后费可照发”；1939年6月的副官蒋到西安领取48万元军饷。即便是由于国共冲突国民部队军费，后来也都基本能够补齐，比如1939年冬至1940年春，胡南部队进攻陕甘宁边区时国府就找借口停发了八军1939年10月至1940年3月的军饷。但事件平息后，经要求，就补发了所欠八军军饷。1940年6月29日，八军后勤部供给部副部长周文龙去西安领了这笔军饷，计有：1939年冬装费14万元，寒衣损款5.595万元；1940年夏装费73.45万元；1940年3、4、5月兵站费5万元；医疗补助费2万元；元旦补助费1.8万元；抚恤金1.2万元；密码费2万元；1940年2月至5月经费122.4万元；6月份经费22万元；增加米津贴8.35万元。以上共计257.795万元。由此可见，蒋介石在军饷方面虽然时有，但基本还是把应该发放的都给了。…[详细]
当然，除了军饷外，蒋介石还根据要求和战争需要给一些临时性补助和励，比如1939年4月30日叶挺要求蒋介石发放各种补助：“一、运输困难，恳赐发行动费二万元；二、请准予军司令部经费发给每月五千六百元；三、乞准设立医院一所每月经费一万三千元。”蒋批示：“照准”。1939年7月8日，何应钦向蒋介石请示“据肖劲光电请增发河防经费、沿河各渡口水手工人伙食、船只修理费、防毒口罩、加强工事费等共十万零五千元。”蒋批示：“张治中代批奉谕照办”此类临时性增补的费用在抗战前期还是有不少的。此外，1937年10月19日八军袭击日军阳明堡机场，击毁击伤作战飞机24架，削弱了忻口战场上敌之日军的立体火力，蒋介石就以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励了八军大洋两万元以示表彰。…[详细]
除了军饷之外，还要求蒋介石按照中央军待遇供给和军需物资，虽然蒋介石在发放物资方面不像发军饷那样痛快，但是还是给了一些。方面，抗战前期领到的有以下几批：（1）1937年8月20日，领取了七九弹30万发、七九机弹20万发、驳壳弹20万发、迫炮弹620枚、手榴弹1.5万颗，另有土工器具及爆火材料，卫生材料及被服通讯等材料。（2）9月16日，阎锡山送八军50万发七九子弹，子弹50万发，冲锋枪、机关枪200支，备汽车供办事处运输用。9月19日，致电、张闻天并转等：“南京原发子弹50万发，后加20万发，阎锡山发50万发，黄绍竑发30万发，共150万发。一二〇师带不完，准备留一二九师东来补充。”（3）1937年8月26日，蒋介石何应钦：“速发第八代表防毒面具六千颗。”（4）1938年6月28日，新四军叶挺向蒋介石要轻机枪一百挺重机枪二十挺，蒋批示“较军政部核办并复。”（5）1939年1月28日，、彭德怀致电蒋介石请求拨发六五子弹三百万发，蒋批示：“交军政部核发并复”。
其他军需物资方面，领到的主要有以下几批：（1）9月11日，南京方面发给八军编制数4.5万人的冬衣。9月13日，国民批准皮大衣、皮帽共3万套，每套9.5元，折大洋28.5万元，日内即领。（2）抗战开始，按标准，每月供给边区和八军的面粉1万袋，大米3000包（每包165斤），以及武器弹药和其它军需物品。（3）1937年10月29日董必武在给张闻天、的信中说：“新四军高敬亭部已集合二千余人。已领得棉衣一千五百套〔有五百套是自做的），现又领到一千套，不日起运。伙食每日四百元。十一月份可以维持到二十（日）外。傅秋涛部伙食从八月十八日起在湖北省领去一万一干元。傅部十月伙食不够，湖南也拨给了二千元，现湖北又拨补五千元，伙食暂无问题。衣服也领一千套，军毯一千条。何成浚又为高都请准了军帽、军衣裤、绑腿、腰各一千。”那么抗战中国民供军需物资有多少呢？仅以军服为例，从抗战开始直到皖南事变蒋介石完全停发一切军饷和物资为止，据国民统计，拨发给八军和新四军的服装数量如下表所示：
图注：（1）1938年棉背心内有三千件系捐献杂色背心换发。（2）1940年冬服先发代金16.02万元，尾欠数未发。（3）1941年夏服已配一部拨发，随后电知停发。（4）1937年军毯军鞋代金共29.41万元，皮衣皮帽代金共28.5万元。（5）1939年单服衬衣代金共67，047元，冬服代金共487305元。（6）1940年夏服代金共76.277万元，干粮袋代金12.335万元，水壶代金6.36万元。（7）1939年额外加发棉衣裤大衣费15万元。
由此可见，抗战前期蒋介石在发放军费和物资方面还是说话算数的，虽然时有，但该发的基本都发了。当然，这也是为了敦促八军和新四军抗日，使其与日军相互消耗。…[详细]
除了蒋介石以国民名义向提供军饷和物资外，中的一些地方部队出于跟关系不错或者想支援自己抗日等目的，也会经常接济部队。比如与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私交不错，1938年4月卫立煌访问延安时受到亲切。以后卫立煌向八军批发子弹100万发，手榴弹25万枚，牛肉罐头180箱，以及八军3个师的夏衣、大批医药用品和电线月太原失守前后，阎锡山、傅作义将一时难以后运的大量军需弹药也送给了八军。据11月13日等给的电文中称：“太原失守后，晋西形势紧张，现有约30万余军用品急需后运，至迟月底运完，否则失之虞。提议用尽一切力量，动员牲口到大宁运转，并派干部到大宁主持工作。”11月16日，周等再电称“大宁已送平渡子弹30余万发。为防溃兵抢劫，提议须有相当的武装来。同时，派一连维持平渡关交通，船只安全。”在抗战中，这种地方部队接济的例子屡见不鲜。
另外，八军和新四军也会时不时向地方“筹款”以便解决给养问题。比如1939年初夏，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部接到地下党的一份情报，说桐城县在安庆保存了一批大米、食盐，南京陷落后已经运回桐城。支队司令员兼高敬亭十分重视，立即派人星夜赶到桐城，在地下党的帮助下，找到县长，说明来意，县长同意批拨大米300麻包（每包200斤）、食盐200麻包。新四军第一支队主力进入苏南初期，曾通过乡、保长向地方富户借粮借款，由部队（主要是政工干部）出具借条，注明数字和时间，待将来归还。…[详细]
尽管抗战前期蒋介石对八军和新四军的军饷和物资一般都是按时发放的，但是由于改编时很多红军及家属并没有被纳入编制中，国民不负责这些人的吃穿用度。因此，国民发放的军饷和物资很难满足部队的需求，比如1937年9月11日，因南京方面只发八军编制数4.5万人的冬衣，致后方编外人员冬衣无着。林伯渠：“后方27000套衣服无着，现天寒已冻病了许多人，不能再迟不做。请从开拔费内借用一部分作订货费，以便立即开始做衣。”新四军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据项英1938年1月16日给陈绍禹、的信上说：“总共全军人数约万余人，枪5000以上，但新兵占半数，多杂色，子弹缺乏。……军政部仅批每月军费六万五千元。按照人数，每人每月伙食费如以六元计算，还不够全军伙食费，军中办公费更谈不上。现改为每人每月伙食费四元五角，干部津贴减少，最高四元，总计起来仍需七万多元。这样以来，各地游击队自和平后，在各地所领伙食费是每月每洋六元，现减少以后，部队情绪更受影响。我们只有在上去克服这种困难。至于服装、被毯、、绑腿，仅高敬亭、傅秋涛两部齐全，其他均无。……购买更谈不上，一切衣毯均无，严冬作战大成问题。”
八军和新四军改编初期，虽然经费紧张，但仍可勉强维持用度，但随着两支部队在抗战中扩编迅速，人员不断增加，加上物价飞涨，这点费用越来越不够用了。比如物价方面，一套军装1939年费用为2元，1940年涨到5元，由于币价跌落1940年的月饷60万元仅仅相当于抗战初的15万元。军队数量方面，八军1937年改编时只有4.5万，1939年达到20万，1940年更是达到40多万。而国民则一直是按照4.5万人的军饷发放，这点军费摊在这么多人身上，当然难以维持。1937年两军改编时，八军和新四军军饷人均得7元左右。到1939年12月，人均经费八军仅0.67元，新四军为2.7元。…[详细]
抗战开始后，随着战局的发展，八军和新四军开始不断的壮大队伍，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当天，、、彭德怀说：“应该在统一战线之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征集给养，收编散兵。应照每师再扩大3个团之方针，不靠发饷，而自己筹集供给之。”通过隐蔽地扩大部队兵员，八军和新四军的规模飞速增长，具体情况如下：
随着队伍的壮大，开始不断向国民要求扩编和增加军饷，比如1938年12月23日，彭德怀向蒋介石要求：“在八军任主力的地区，友军及地方武装应受八军指挥……115师、120师、129师等三个师请准许改编为军，军辖二师或三旅，并请增编八军总部一个炮兵团及一个团。……另因八军现有人数12万（陕北河防部队及华北游击队在外），且以伤兵残废日多，原有4.5万人经费实在不够支配，请增加月费100万元。”1939年6月7日，向陈诚提出：“第十八集团军应准予扩编为三军九师，并增加军饷；扩编后的十八集团军应准予建立各直属兵种。”1940年1月10日，中央根据重庆国共淡判的情况提出要求：“八扩军问题：（一）三军九师，（二）22万人，（三）月饷440万元（每人平均20元计）；新四军扩军问题：（一）三个师，（二）5万人，（三）月饷100万元。……补充子弹1000万发，以利作战，现在弹药消耗殆尽。……边区行政经费每月津贴二十万元”。
毫无疑问，的上述要求是绝不可能接受的，部队的迅速扩编引起了蒋介石的和恐慌，他一方面八军和新四军扩编和增加军需补给的要求，“不遵编制数量扩充……十八集团军遵令改编之始，原仅四万五千人，而至今竟称为五十万人，今姑不问其人员武器有无虚实，亦不计裹胁成军能否作战；而事前既未照章核准，事后又不许中央过问，仅要求中央照数发饷……若为未奉核准，而擅作毫无限度之扩编，恐再阅几时，势必号称百万，中央安有如许财力，地方安有如许民力，供给此核定数目以外，无之兵源？”另一方面，开始布置全力削弱力量，不断制造摩擦，并在军需经费上做手脚，百般，少发，甚至不发。比如统监部发放新四军供给往往不是按月一次发完，而是故意分几次发放，使新四军汽车运输队多次往返，有时领到一次供给还不足以抵偿汽油的消耗。再如1940年3月22日，在无为县逸的夫人、孩子及新四军第三支队部主任曾昭铭等20余人，并新四军军饷7万元。此外，国府还处理了一些在军饷上为提供便利的国府官员，比如据康泽回忆说：“我提出谟接替并代理八军总部联络参谋。1940-1941年间，陈回重庆述职，在返回陕北时，擅自替八军驻渝办事处携带了三百万款项到陕北。因此，我免了他的职。”
1940年12月，随着国共斗争的加剧，长何应钦宣布停发延安方面的军饷和物资，据、彭德怀称：“据敝军西安办事处报告，据军需局面告，奉何部长命令，从本日起，停止发给十八集团军经费，即十月份未领之二十万元，亦一律停发等语。”至于新四军的军费，1941年1月领完最后一笔军饷和物资后不久，皖南事变爆发，国府宣布新四军是“叛军”，也就再也没发放军饷了。从此以后，所有部队的给养都靠自己解决，国府没有再给过补给。…[详细]
国府停止拨款对有多大影响呢？就八军和新四军而言，由于当时军队人数的不断增加和根据地不断扩大，国府的军饷在其军需补给中所占比例已经很小了，因此停止拨发军饷对中队的给养供应影响不是很大。但对陕甘宁边区而言则不同，抗战前期，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收入很大一部分来自国府拨款，比如八军改编后国民除按协议每月发给军饷外，还会发一部分犒劳费、河防工事费、服装药品、面粉1万袋、大米3000包。其中除面粉一部分运往前方外，其余连同大米都运到延安。中央也会将部分军晌和粮秣以“中央协款”的名义补助陕甘宁边区，支援了边区财政。此外，国民军委会也将一部分国内外捐款拨给边区。将这笔钱和物资按一定比例在中央、、边区之间进行分配。那么，边区收到的国府拨款占其财政收入的比例到底有多大呢？详细情况如下表所示：
正是由于国府拨款，1937年至1940年，陕甘宁边区财政虽然困难，但精打细算，尚可维持，甚至有所结余，如1938年余10.3万元，1939年余8.4万元。但从1941年开始，由于国府停止拨款，边区财政出现了严峻的形势，这年财政亏空567.2万余元。为此，边区开始想尽办法弥补亏空，如征粮、收税、发行公债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才有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也才有了“大生产运动”以及被后人津津乐道的“南泥湾”。…[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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