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谱》编写的一大突破在于注意到了制度文明，比如在现在出版的12卷《图谱》中，有8卷将法制单设一章。”他希望《图谱》将来能推出英文版。
《中国古代历史图谱》被誉为“纸上的纪录片”，是中国第一部以历史朝代为顺序，围绕各个朝代的、经济、制度、军事、教育、科技、文化、风俗、教、少数民族、中外关系等，用文物阐述我国历史的、卷数最多的鸿篇巨帙。这套12卷17册的大部头，共计使用文物图片9654张，用文物展示了中国古代丰富多彩、高水平的物质文明、文明和制度文明。
那么，这部前前后后编纂长达60年的书，与市面上现有的大量“图说中国历史”书相比，有什么不同？书中图片的选择标准是什么？在主编张政烺先生拟定的大纲基础上，近10年编写的《图谱》有哪些突破？记者就上述问题采访了项目发起人与《图谱》编写者。
答：第一，《图谱》将图片作为主角，用文物图片讲述历史。《图谱》常务编委、《明代卷（上、下）》《清代卷（上、下）》作者栾成显认为，以往一些“图说中国历史”类的书把图片当配角，图片是插图、配图。而《图谱》中的图片占据每页的中心地位，文字只是辅助说明。
另外，根据《图谱》主编张政烺先生早年定下的方针，书中图片必须大而清晰。1989年张先生在拟定的出版合同中要求道：“印刷必须清楚，如果图版模糊则为废品，必须毁弃重印。”栾成显说，《图谱》希望用图片给人以强烈视觉冲击，让读者在获得历史文物知识的同时得到美的享受。
第二，《图谱》的内容具有通贯性和全面性。《图谱》常务编委、《隋唐五代卷（上、下）》作者黄正建认为，从纵向看，《图谱》所涉范围从原始社会至1840年，涵盖了全部“中国古代历史”。值得一提的是，《图谱》不仅断代齐全，而且每个断代中又有细分，比如以往忽略的“五代部分”就细分了五代十国各自的章节，“只要有确定文物，都予以分别展示”。从横向看，每个断代都涉及、经济、军事、文化、民族、中外交流等十几个门类。
第三，《图谱》具有严谨的科学性，这也是此书区别于以往“图说中国历史”类图书的显著标志之一。何谓“科学性”？黄正建认为，《图谱》得以完成的基础是考古工作者的，书中图片的选择都是在有考古发掘报告的基础上完成的，必须注有出处，尽可能地交待出土时间、地点，或传承过程，并标注材质、尺寸，附有参考文献。“这一方式是以往图说类著作极少有的，也是从张政烺先生开始就定下的重要学术标准。”黄正建说，“这样的‘科学性’，了每件文物都能回溯，也了书中所收每件文物的真实可靠。”
黄正建告诉记者，“科学性”也让《图谱》编写者有时不得不忍痛割爱——书中很少收录私人藏品，作者选择国外机构收藏的文物时也相当慎重。他说，由于世界所藏中国文物参杂，因此对于这类文物，如果没有确切，宁肯阙如。“这也是张政烺先生提出的原则。”黄正建举例道，比如日本正仓院收藏了许多与唐朝同时代的文物，有些可能就来自唐朝，但因为大部分不能找到确切，最后没有入选。
在黄正建看来，“科学性”亦是《图谱》的创新之处，使这部书实现了“历史与考古的有机结合”，能够“有图有”地用文物照片来展现历史的真实性，其力比纯文献更大，“史书流传，可能有人修改、有人瞎编，但从地下发掘出来的文物，是什么样就什么样。”而且，对读者来说，图片有时比文字描述更为直观。比如，在《原始社会卷》中，作者罗琨收录了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墓葬出土的玉龙凤璜、鸟首形璜、虎首璜。罗琨介绍，长久以来古史传说中有黄帝“合符釜山”之说，并见于唐碑，但以前从未发现史前的合符。这些5000多年前制作的玉龙凤璜、鸟首形璜均由两件组成，结合处有圆孔、凹槽相连。在出土时，两半均已合拢在一起，据研究此为“联姻”的信物，合婚时合拢，死后葬入坟墓的。虎首璜仅存一半，据研究当为军事结盟的信物。“这一考古学的为流传久远的合盟信物制度研究提供了某些。”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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