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多次讲,不读唯心主义哲学,就不能真正懂得唯物主义;不读资产阶级唯物主义的书,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读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著述,了解得比较多的是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和现代英美哲学。1964年2月9日,在同外宾的谈话中,他对西方哲学史上的一些代表人物作了整体评论,认为:苏格拉底注重伦理学,注意研究伦理学和宪法;柏拉图是彻底的唯心主义者;亚里士多德是一位大学者,比前面两人的水平高,创立了形式逻辑;康德创立了天文学中的星云学,搞了对立统一的12个范畴,是一个不可知论者;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发展了唯心主义的辩证法。1965年8月5日,毛泽东又同外宾谈道:费尔巴哈是第一个看透神是人的思想意识的反映,他的书必须看。当然,黑格尔的书也必须看。我是相信过康德的。我也看过希腊亚里士多德的书,看过柏拉图的书,看过苏格拉底的书。
在这份书单中,开列有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郭沫若《十批判书》《青铜时代》《金文丛考》,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以及“关于《老子》的书十几种”
读中国现当代学术权威的历史、哲学和思想史著作,是毛泽东的一贯兴趣,且多有自己的看法。
关于老子哲学思想的研究,是毛泽东关注的一个重点。他提到任继愈讲老子是“唯物论者”的《老子今译》,提到杨柳桥讲老子是“客观唯心论者”的《老子译话》,提到陈伯达说老子是唯物主义,是指其1939年发表的《老子的哲学思想》。此外,毛泽东晚年印成大字本来读的,还有马叙伦的《老子校诂》,高亨的《老子简注》等。
20世纪初,殷墟甲骨的发现、搜集、保存、考释,开启了现代考古学和历史学的新篇章,被郭沫若称为“中国近三百年来文化史上应该大书特书的一项事业”。这中间,刘鹗、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的贡献很大。毛泽东比较关注他们的学术成就,尤其爱读郭沫若的《金文丛考》《青铜时代》《奴隶制时代》等。1974年4月4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校点注释古籍之难时,毛泽东随口说出郭沫若在日本搞甲骨文研究时,在其《金文丛考》上写的几句话:“大夫去楚,香草美人。公子囚秦,《说难》《孤愤》。我遘其厄,媿无其文。爰将金玉,自励坚贞。”意思是注释古籍,要联系作者的身世遭遇,就像郭沫若说的那样,屈原受贬才写出《离骚》;韩非被秦国囚禁才有《说难》《孤愤》这样的名篇;而郭沫若自己,被迫流亡日本,做金文考古研究,实际上是表达“自励坚贞”的爱国心志。
在这份书单中,开列有《六祖坛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法华经》《大涅槃经》等佛教经典
就在开列这个书单10天前,毛泽东约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任继愈时,对他讲:你写的那些研究佛教史的文章我都读了。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当听说北京大学哲学系没有什么人专门研究道教、基督教后,毛泽东提出:那可不好。几百人的一个哲学系怎么能没有人研究宗教呢?一定要抽出个把人来研究这个问题,不能忽略,包括基督教、佛教、道教。他还说:梁启超写的关于佛教研究的文章我看了,觉得他有些问题没有讲清楚。研究宗教需要外行来搞,宗教徒有迷信,不行,研究宗教不能有迷信。196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毛泽东在书中论述佛教华严宗的地方,写下大段批语。
这份书单中,还开列有“《逻辑学论文选集》(科学院编辑),耶方斯和穆勒的名学(严译丛书本)”;“笔记小说(自宋以来主要著作,如《容斋随笔》《梦溪笔谈》等)”;关于中国古代文史典籍,有《荀子》《韩非子》《论衡》《昭明文选》《张氏全书》(张载)、《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赵翼《廿二史札记》等20多种。
在1958年写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毛泽东提出领导干部除了马列主义理论外,还要“学点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学点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学点历史和法学”、“学点文学”、“学点文法和逻辑”,等等。1959年的这份书单表明,他履行了自己对他人提出的要求。(作者为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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