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三弟毛泽覃两人生肖都属蛇，相差12岁，投身后，互相鼓舞，情同手足。但是两人生性都好强，有时不免磕磕碰碰，闹出矛盾。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前夕便发生过这样的故事。
那是在1930年冬，调集10万兵力气势汹汹“围剿”中央苏区中部。敌张辉瓒师9000余人拟从江西吉安县东固进攻永丰县龙冈和君埠。当时的胞弟毛泽覃被任命为赣西南特委委员兼后方办事处主任，驻扎在君埠，领导当地军民扩大红军队伍，组织赤卫队、游击队、纠察队，袭扰敌人，交通；同时筹粮筹款，征集资财，为反“围剿”作准备。11月29日，率红军总前委领导机关经龙冈往东部30华里的君埠圩进发。一上，看见根据地人民纷纷参军参战，支援前线，进行坚壁清野，大打，心里十分高兴。但是，他也亲眼看见两个红军战士拉着一个青年去当兵。他对两个战士道：“扩大红军是当前的重要任务，但当红军要自愿呀!你们怎么能这样把人掳走?这样做是严重违的扩红政策的，你们是哪个部队派来的?我去找你们的领导!”两个战士说：“我们是赣西南地方红军，是后方办事处毛泽覃主任派我们来征兵的，因为任务很重，我们不得不这样。”当得知是毛泽覃要他们这样“扩红”时，怒不可遏，命令他们立即放人。
因此事心情十分沉重，傍晚来到君埠“源发药店”住宿时，气得连饭都吃不下，使劲地抽着烟，并派人把毛泽覃叫来。得悉大哥到君埠了，许久未见面，现在可以促膝谈心，毛泽覃非常高兴，便很快赶到。一见弟弟就怒火中烧，狠狠训了一顿。毛泽覃不服，兄弟俩就在房内大吵起来，外面的行人经过，都听到激烈的争吵声。毛泽覃性格直率、果决，嗓门洪亮，此时滔滔不绝地强调客观原因，他说：“反‘围剿’在即，‘扩红’任务繁重，省行委和省苏接连下了几道命令，了‘扩红’数字，不这样做无法完成任务……”听不进去，打断他的话，大发雷霆说：“你就可以不顾党的政策么?岂有此理!乱弹琴!”见大哥不分缘由，不容分辩，毛泽覃说着说着火气也上来了，因此二人争吵十分激烈，互不相让，越吵越凶。气得举起手来想打毛泽覃，毛泽覃见势不妙，怕，不敢再吵，便承认了这种做法不对。还要毛泽覃作出书面检讨，并去向那位青年赔礼道歉，不良影响。
毛泽覃虽然检讨了自己的错误，但心里有气，思想未通，曾经几次在他人面前抱怨大哥火气太盛，方法不当，好像兄长就是家长，接受不了。
毛泽覃1905年生，1923年，参加过青年运动、工人运动、黄埔军校、南昌起义、井冈山斗争，担任过区委、中心县委、师师长、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福建省委、闽粤赣军区司令员等职，在党和红军队伍里是一位智勇双全的战将，曾自豪地说过：“我们毛家出了一个大将军。”1932年冬，受到错误线，被扣上右倾帽子，常常沉默不语，一个人抽闷烟，身体愈来愈差，眼睛都陷下去了。后来，“左”倾线更加，毛泽覃与反对王明线、赞成罗明正确主张的、谢唯俊、古柏等被诬为“江西罗明线”，遭到斗争，无情打击。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后，毛泽覃被留在中央苏区游击战争，担任苏区，率领留守部队转战闽赣边区。1935年4月25日，毛泽覃在瑞金黄膳口的红林山区黄狗窝被敌人包围，为掩护同志们转移，他跟敌人展开激战，后来子弹打光了，便上好刺刀，准备进行白刃格斗，就在这时，一颗流弹击中了毛泽覃右腰上方，一直穿过前胸，他魁梧的身躯顷刻倒在地上，手中还紧握着枪，时年仅29岁。当时在的长征上，无法知道三弟的消息。到了延安后，有一天，警卫员拾到敌人一份，说从者内衣口袋里搜出了毛泽覃的照片，这才得知毛泽覃已壮烈献身疆场。他异常悲痛，沉默良久，泪流满面。
有一次，向、等人忆及红军第一次反“围剿”前夕在江西君埠“扩红”之事和兄弟二人为此事而发生的激烈争吵，责怪自己当时态度太生硬，个性太强，没有耐心细致地对弟弟做好教育工作，深感内疚，心里很不平静。接着又向周、朱二人谈起他们毛家三兄弟的性情。他说：“我这个高志大，不屑干杂务，喜欢四处闯荡，不愿随老父种田，二弟比我小3岁，忠厚温良，只读了几年私塾，就辍学务农，持家理财，左右手都会打算盘，成为父亲身边一位好帮手；三弟泽覃比我小许多，一直受到父母溺爱，天性机灵、淘气、顽皮，胆子大，脾气也暴躁，有时还挥动小拳头跟人家打架，天王都不怕，老虎摸不得，父母管他不住，也没办法，只有我能管住他，使他规规矩矩地听我的话。这次通过君埠的激烈争吵，我发现我的脾气比他更躁，更不冷静，以致争吵过度，影响也不好，我有责任。可是现在弟弟为了，我再也无法向他解释和致歉了。”
1959年4月，在上海召开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当讲到党的生活时，他第二次谈起了29年前在江西君埠兄弟争吵之事，他心情沉重地对大家说：“我这个人有旧的东西，比如有一次我的小弟弟毛泽覃和我争论一个问题，他不听我的，我也没有他，我当时急了，大发脾气，挥拳就要揍他。我弟弟是个要强的性格，最受不了委屈，此时也火了，拍着桌子大声道：‘怎么，你要打人?这是的地方，是红军的队伍，不是毛氏祠!’事后，他还在一些人面前讲我的闲话：‘实行的家法还是党法?父母不在了，他是大哥，就可以打我么?’”
的秘书田家英以前从未听过说他兄弟之间闹矛盾之事，这次听得很突然，很想知道毛泽覃烈士的情况。回到后，在一个星期天陪散步时，特意问起此事，第三次动情地说：“我的弟弟是个坚定的主义战士，他受了我的影响，在队伍里不甘落后，长了不少见识，懂得了许多道理。1927年8月初，他到了南昌，却没有赶上‘南昌起义’，一个人走了几百里，困难重重，沿途当叫化子，向小摊贩讨饭吃，后来，总算在临川城外追上了部队，成了的‘特遣大使’，上井冈山与我联络，实现了‘朱毛会师’，并创建了井冈山第一个党支部，他任。想到以前在江西君埠的争吵，我对弟弟缺乏，甚至动辄想用拳头来，承袭了父亲的家长作风，太不，太不应该。”
1959年6月30日第一次上庐山，下榻在“美庐”别墅，次日挥毫写下了《七律·登庐山》名诗。几天后，他与湖南省委周小舟等一起侃谈，第四次谈起江西君埠兄弟争吵之事，又作了坦诚的。他说：“我这个人呀，40岁以前肝火大，那年我37岁，对待弟弟动不动就发脾气，总觉得、真理在自己手里，直到现在我还有肝火。”吸了一口烟，深情地说：“也许我弟弟是遗传父亲的基因，性子也急躁，如他第一次听到我在中央苏区受到不公平对待时，从不吸烟的小弟弟，突然向房东要了一袋旱烟，猛吸一口，呛得他连声咳嗽许久，眼泪也呛出来了。那时我完全陷于孤立，不但没有一个人上门，连个鬼也不上门，我的弟弟便常抽空来看我，为我解闷。后来他翻阅《斗争》，看到一篇题为《什么叫进攻线》署名文章，把矛头直指邓、毛、谢、古，说这四人是‘的派别和小组织的’。我弟弟气得血涌脑门，立刻病倒，烧到39度，我和子珍连夜去帮他请医生。往后他为我受过很大委屈，受到撤职处分，下到兴国县‘基层’，直到开始长征了，我也无法把他带走。我弟弟还不到‘而立之年’，就为献出了青春。”
从不掩饰自己的，四次在不同场合谈起自己在江西君埠与胞弟毛泽覃争吵之事，反复作了，悔憾终生。一方面说明了的斗争铸就了他的钢铁性格，体现了他刚毅率直的秉性；一方面又说明他是个多情的男子汉，能认识自己的不足，对人和蔼柔情，幽默憨笑。的四次侃谈，都没有就事论事，而是让人体察全党不能搞家长制，要有作风，对人民、对同志、对兄弟不能动辄压服，也要讲究艺术，才能做到。
其实40岁以后脾气好多了，1939年9月23日同谈话，后来他回忆说：“我注意到毛异常安祥，什么事都不会惹他烦恼，他逐渐养成了温和的性格。他远不像蒋介石那样‘紧张’。”
是位极有个性和自尊心的世纪风流人物，他本人承认既有“虎气”，又有“猴气”，但以“虎气”为主。他决不愿失去，。他对友人写信声称“性不好”。他认为有人格而得生为第一，奋斗被杀第二，第三，第四，他最深恶痛绝的是。平时温和文雅，他与其他中央干部相比，发脾气是很少的，不轻易，尤其是对党外友士和人民群众，更是和谐无间，洗耳，有“关羽性格”。但有时发起脾气来，火气十足，嬉笑怒骂的本领极其杰出，让人无法招架，而且使人害怕。睡眠不好，往往是个性躁动所致。所以经常会检点自己的“肝火”问题，相忍为重。发过脾气之后，又像天真无邪的孩子一样，既和气又逗笑，亲热起来，高谈阔论，气氛十分融洽，而且展露绵绵情感，使人际关系轻松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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