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小说在古代文学艺术宝库中占据重要地位，放界文学大观园来看，也极具民族特色。在近年来“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推动下，如何从理论与方法上创新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提升中国文学研究的主体性与原创性，成为学界着力探索的课题。就“近年来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创新”相关问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小论术语考释与谱系建构研究”首席专家、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李桂奎接受了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的采访。
记者：小说这门文学艺术形式在中国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据您的考察，中国古典小说的滥觞最早可以追溯到什么时期？伴随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国古典小说也经历了不同时期的发展。中国古典小说的不断拓展体现在哪些方面？从世界文学比较的视野来看，中国古典小说的民族性特点和魅力体现在哪些方面？
李桂奎：中国古代小说虽然大器晚成，但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关于其滥觞问题，古人多采取源流观念和祖述观念加以喻说，或沿承汉人将稗官或方士之作当作本源；或沿承唐人把早期“史乘”之作视为源头；或把“姑之，姑妄听之”的列子、庄子及其“子书”喻说为小说之祖。今人则采取现代起源学、、发生学、谱系学等观念加以阐释，将滥觞锁定在先秦典籍中的传说、史传故事和子部寓言故事，或强调几者有其一，或以“多源”“多祖”调和之。由于“小说”本身的内涵古今不一、小说史长河烟波浩渺，再加阐释观念各有其局限等原因，故而这个问题一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我看来，力图寻求固定的源头是徒劳的，不妨凭着某种参照系来确定。先秦两汉的子书、史书只能算是小说“多源共生”的胎孕，至汉代《艺文志》才将“杂体互通”的十五家小说从子书、史书中剥离出来，可以视为小说真正的滥觞。需要强调的是，对待小说滥觞时间问题的回答，并非是越早越好，要尊重小说自身的文类的实际和生成规律。
说到中国小说的发展演变，这有一个顺其自然的历史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相对较为漫长。从早期与庄子等子书杂交而从史传脱胎而为“杂史”“杂传”形态，到汉魏六朝志怪、志人体，再到唐宋及其以后的传奇体，再到宋元以后的话本体、章回体，一下来，不断拓展成熟。总体上看，大势是后出转精，后来者居上。清代《聊斋志异》无疑是文言小说的峰巅，《红楼梦》也不愧为白话小说的至高点。当然，期间也不乏因观念倒退而出现创作水平的局部回旋。从整体创作成就看，明代最为显著辉煌，不仅有章回体的《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四大奇书”横空而隆重问世，还有话本体的“三言”“两拍”等“世情书”纷然沓至，即使传奇体的“剪灯二话”也令人刮目相看。这种辉煌局面令人眼花缭乱，颇壮观也！
如果放界文学视野中，中国古代小说的成就也足可令我们深感自信和自豪。过去有些学者在崇洋媚外的下，常常拿人之长比自己之短，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矮化，常不当的。我可以信心百倍地说，仅凭着“姑之姑听之”的创意水平和“以奇趣为美”，中国古代小说就可以当之无愧地自立于世界文学之林。若论中国小说的特色与魅力，除了在叙事方面可以与小说媲美，引人瞩目的还在于中国古代小说特别长于写人，而其写人手段和效果又不同于写实，而是注重通过白描、皴染等笔法，追魂摄魄地把人物写活，从而给广大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再加古代小说又特别讲究谐趣，并常常于“游戏中暗传密谛”，给广大读者以人生的与人生角色扮演的参照。真可谓魅力四射！
记者：在我国古代，小说往往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不受重视。近代以来，鲁迅、胡适、郑振铎等一批学术大家了对小说研究的新历程。您如何看待老一辈学者在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上的奠基之功？新世纪以来，我国学者在中国古典小说的史料收集与整理、研究理论与方法创新等方面，取得了哪些比较突出的，让您印象深刻？
李桂奎：中国小说一开始就被视为“小道”，难于登大雅之堂，一方面是被正统文人轻看，备受；但另一方面又被广大喜闻乐见，故而得以生生不息。从研究角度看，无论是明代胡应麟的卓见，还是清代金圣叹的非凡造诣，都难以在古代学术中独挡一面，故而长期处于引不起重视的低音区。真正打开研究局面，是近代以来的事，主要得力于鲁迅、胡适、郑振铎等先生的筚蓝缕。鲁迅在感叹“中国小说自来无史”之余，以其讲义为基础，推出《中国小说史略》，尽管所持“”观念有时代局限，但其对小说发展历程的梳理、整合以及对小说门类和经典名著的评判之功不可淹没，至今有些史家仍然言必称引这部小说史著言简意赅的语录。胡适作为现代学术的领人，先后推出《红楼梦考证》《水浒传考证》《西游记考证》《三侠五义考证》《醒世姻缘传考证》等数十篇研究专文，将传统考证之法与实验主义、现代小论等学术方法有机结合，开创了小说考证研究的一代风气。继承发扬鲁迅、胡适的小说研究事业，郑振铎的主要贡献在于版本的梳理方面，除了《中国小说提要》《明清二代的平话集》等著作问世，他还最早亲赴欧洲访书，并根据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访书所得写成《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等论文。同时，他还把小说纳入“俗文学”研究，尽管现在看来尚有可圈可点之处，但这种借势对掀起小说研究热潮，还是发挥了重要作用。总体来看，老一辈学者在开疆拓土、高屋建瓴的创见以及严谨扎实的治学等方面为后人做出了表率，成为至今人们从事小说研究的起点。
新世纪以来，在中国古典小说研究领域，千军万马，纵横驰骋，分别在史料收集与整理、研究理论与方法创新等方面又取得了不少新的创获，在这里难以一五一十地道来，只能略举一二。关于史料收集与整理，主要还是国内搜书与国外访书齐努力。其中，老一辈学者中，当数我的导师黄霖先生，费几十年之功编成《历代小说话》十五册，收辑了从晚明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到1926年间的小说线种，包括考辨类、故实类、传记类、绍介类、评析类、理论类、辑录类七类三编。年轻一代学者中，潘建国在国内外搜求上用心尤专，他几年前推出的《古代小说文献丛考》不仅首次披露了明代中篇传奇《巫山奇遇》、清代小说《说夏中兴传》《谂痴符》等稀见作品、孙楷第《中国小说史》等珍贵史料，而且还利用新的文献资料，对凌濛初、杜纲、魏秀仁等小说家的生平交游、著述本事及马廉、周越然等人小说藏书的聚佚情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察。总体看，新世纪以来的小说史料发掘与整理再也没有如鲁迅、王古鲁、孙楷第、郑振铎那一代学者付出的心力与、也没有再出现像朱一玄、侯忠义、冯其庸、李剑国、刘世德、程毅中这一辈学者的气力与活力。相对于诗文、戏曲史料的搜集与整理而言，小说史料的新发现、搜集整理也显得较为薄弱，投入的时间与精力明显不够，获得的国家重大课题资助相对较少，因而尚有较大的拓展空间。当然，也有些相关研究或正蓄势待发，或已投入实施，如山东大学邹良在致力于“聊斋全集文献整理与研究”，并通过“聊斋学”的构建，带动“聊斋”相关文本、文献研究；辽宁大学胡胜领衔的“《西游记》跨文本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也在紧锣密鼓进展中，并推出了《西游记戏曲集》这一阶段性。更值得重视的是，许多年老的学者仍在笔耕不辍，如萧相恺先生在领衔编撰《中国古代小说序跋大全》，黄霖先生也在带队编撰《历代小说论著集成》，值得景仰，值得期待。
在研究理论与方法方面，上世纪以来从形式研究到文化研究的余波不断，新的理论引领与跨界研究仍然富有影响。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文化殖义和反文化殖义、性别诗学等等理论方法还在被不少古代小说研究者运用着。最引人瞩目的是，在号称“显学”的“叙事学”影响下，古代小说叙事研究依然在走高、走热，而且在转入本土化。董乃斌的“叙事传统”、赵炎秋的“叙事思想”等课题研究对小说叙事问题多有涉足和建树。我本人也曾致力于“小说叙事时间”研究，除了关注季节、节日等叙事时间，还结合《水浒传》《聊斋志异》等小说文本提出了“时间夜化”问题。在黄霖先生统筹与指导下，这一研究与韩晓的“小说空间研究”、邓百意的“小说节奏研究”，曾合成《中国古代小说叙事三维论》出版。关于古代小说叙事方面的研究，刘勇强曾发表《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学研究反思》对其有所总结和反思，可以参考。另外，江守义的小说叙事伦理研究也开始产生反响。同时，“互文性”等理论方法在小说研究上也在发挥较大威力，并成为另一个热点。当然，这也是我近年的一个兴趣点，最近拟结集出版《中国古代小说互文与通变研究》一书。年轻学者王凌也运用这一理论方法写出了一系列针对《三国志演义》《红楼梦》等小说文本创构的论文。当然，空间转向以及视觉文化对这个时期的古代小说研究的撬动力度似乎也不小。
若说周公解梦和死人说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研究，那也不在少数。首当其冲是我的黄霖先生的各种研究，除了他赠送的《历代小说话汇编》，还有他关于《》版本的一系列考察以及关于小说评点的论文，加之拥有耳提面命之便，让我受益良多。谭帆等著《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文法术语考释》、陈文新的《中国小说的谱系与文体形态》等近些年的研究也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同辈学者及好友的各种小说论著，都每每给我很多，其嘉惠难以估量，在此就不能一一尽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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