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馆坐落于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内，以介绍中国隐蔽战线历史、宣传总体观、普及法律法规、共建人民防线为主要内容。
在展出的49个历史事件、88名英雄人物中，曾担任过《新华日报》总编辑的吴克坚的故事颇为引人入胜。他白手起家，以上海为中心领导建立起与王石坚北方情报系统、潘汉年情报系统齐名的吴克坚情报系统，解放战争期间，他领导的各秘密情报小组没有一人出事，没有一部被毁，被誉为“不败的红报系统领导人”。
吴克坚，1900年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一个贫苦家庭，1924年加入中国。早年就在上海参加地下活动，取得卓越成绩，1930年进入领导的中央特科工作，先在通讯科工作，后任中央特科秘书，还参加过“红队”。
吴克坚做“地工”时什么样？记者电话连线岁的吴兆力，他告诉记者，“做情报工作，最怕有‘尾巴’，只要父亲发现身后有尾随，他就不动声色地去上海有轨电车站佯装等车，等电车进站，父亲先不上车，直到电车门关门时，他才一个箭步跳上去，的来不及上车，就只能眼睁睁看着电车远去。”吴兆力还告诉记者，1931年顾顺章，是吴克坚带“红队”进入顾顺章家里搜到了顾顺章写给蒋介石的信件。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吴克坚于1938年被任命为中央长江局副秘书长。同年4月，长江局组织部决定调吴克坚到创刊不久的《新华日报》任总编辑。武汉失守后，《新华日报》迁到重庆继续出版发行。吴兆力告诉记者，当年，《新华日报》是在国统区唯一公开发行的中报，经常因为审查制度，很多重要文章和信息不让发表，“在我父亲担任《新华日报》总编的5年期间（1938年-1943年），他提出不公布就‘开天窗’的版面形式，以揭露国民的。”也正是在吴克坚任总编辑时期，《新华日报》刊发了“皖南事变”两幅著名题词。
1941年1月初皖南事变爆发，1月17日夜，满含悲愤，挥笔写下了著名的“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两幅题词，并秘密将其刊登在次日出版的《新华日报》上。当晚，《新华日报》版面作了特殊安排，用两套印版巧妙地骗过了宪兵。1月18日，当发觉市面上出现印有亲笔题词的《新华日报》时，大批《新华日报》已冲破军、警、宪、特的，传遍了山城的大街小巷。
此时吴克坚的公开身份是《新华日报》总编辑，而他的另一个身份则是社会部委员，主管情报收集工作。如果说以《新华日报》为阵地公开宣传抗日救国方针是“明争”的话，那么与打入中央党部机要处的沈安娜进行单线联系则是吴克坚的 “暗战”。
早在1938年，吴克坚就与沈安娜建立了情报关系，她打入中央党部做速记员，以特别身份作掩护，在蒋介石身边潜伏长达11年之久。
吴兆力回忆说，“因为父亲是《新华日报》总编辑，当时几乎都认识他，沈安娜不能直接向吴克坚传递情报，而是通过她丈夫华明之作为中间人传递。通常的做法是，华明之事先把写有情报的纸条装在香烟盒或者火柴盒里，两人晚上在约定的街上擦肩而过时传递情报，再将情报传到延安。
1942年8月，沈安娜当时的联系人许仲航，与组织的联系中断了。她不得不耐心潜伏，直到1945年8月，按的，吴克坚重新激活了这枚“冷子”。
蒋介石在中央常委会上讲到党、政、军、特的关键问题时，常常会对速记员挥一下手，示意下面这段话不要记，速记员就得立刻搁笔。但沈安娜知道，蒋介石不让记录的内容，正是需要的情报。于是她把主要内容记在心中，待到休息时跑到厕所里，用速记符号记在纸片上，回家后整理成文字后交给党组织，就这样，吴克坚系统获得了许多珍贵的情报。
1946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真面目已经，为了在情报战线上掌握主动权，决定派吴克坚到南京、上海、浙江等中心区开展情报工作。吴兆力回忆说，启程前，李克农向吴克坚布置任务时说：“我的货架上空空的，全靠你们弄点东西来”，吴克坚回答说：“行，我就白手起家。”
1946年元月，吴克坚携全家到达上海，此后，他在上海地区先后建立了代号为岭台、崎台、昆台、岚台4个秘密，以及在福州、长沙、南京等地共建立了9部，从1947年1月到1949年6月仅上海四部就发出电报977份之多。吴兆力回忆，父亲第二次赴沪创办吴克坚情报系统，人数最多时达1500人，难能可贵的是，吴克坚系统在上海三年的地下斗争中，无一人，无一部被侦破，书写了情报史上的一段传奇。
吴兆力回忆，刚到上海时他家和一些名人住在同一个石库门内，一天，结束国共谈判回延安前，突然到访去看望一位党外友人，他正好在巷弄里玩，一眼看到，便上前叫了一声“周伯伯”，没有说话，只是摸了摸他的头。回家后他把事情告诉了父亲，吴克坚凭借敏锐的嗅觉察觉到这个住址已经了，于是很快带领全家转移。吴兆力回忆，小时候全家经常搬家，形同流浪，以至于他的三妹得了个小名叫“三毛”，就是因为搬家太多如同“三毛流浪记”。
吴克坚多年情报生涯，以胆大心细著称，吴兆力回忆说，父亲曾装扮成丝绸商人，将情报裹在高级丝绸里，遇到拦车时，主动下车打开让人检查，可打开时慢吞吞地，弄得检查人员不耐烦，于是就放行了。也正是因为吴克坚有胆有识，在解救民盟领导人张澜、罗隆基时，才得到毛“点名”说：“无论如何再困难，吴克坚也要想尽一切办法！”
原来，1949年全国解放在即，保密局在逃跑前夕发起了针对民盟领导人张澜、罗隆基的暗杀行动。
怎样才能从围困中展开营救行动呢？根据的，吴克坚冒着的风险决定登门拜访国民监察委员杨虎。
吴兆力告诉记者，杨虎在1927年曾过上海三次武装起义，手上有“”，登门去找杨虎，实是一招险棋。
吴克坚经过几次与杨虎当面交锋，杨虎在权衡利弊后决定“帮忙”，他其旧部阎锦文（时任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第三大队队副）设法营救张澜、罗隆基等人。此后，就如影片《建国大业》里陈道明饰演的阎锦文一样，他巧妙地将张澜、罗隆基等人安全转移至杨虎在上海环龙上的官邸。此时上海地下党组织和解放军的队已经在此迎候。
除了解救工作，从1946年到1949年间，吴克坚系统打入敌特内部，获取重要军事情报，策反工作等方面同样显著。湖南程潜、陈明仁起义；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起义；上海提篮桥以及“两航”起义等都是吴克坚系统组织参与的成功之作。
1949年5月1日，中央情报部在给吴克坚系统的嘉电中这样写道：“克坚并转全体工作同志：几年来你们在克坚同志领导下，不避艰险，，坚守岗位，获得敌人各种重要情报，了同中央的联络，直接配合了党的和军事的斗争胜利，你们的工作是有成绩的，特电嘉。”
时光流逝，今日回头寻觅吴克坚的岁月，不仅因为他在隐蔽战线的辉煌成就，也因为他与《新华日报》的紧密联系。
无论是前国家领导人，还是罗青长等情报战线的领导人，乃至吴克坚的战友们，都在众多回忆文章里提到，党委派吴克坚主编《新华日报》，不止斗争需要，也与他有办报经验有关。
原来，早在1936年4月，吴克坚就受党的委派去法国巴黎协助吴玉章办《救国时报》，担任总经理职务。《救国时报》自1935年12月9日创刊到1938年2月10日终刊，共出版152期,对宣传、动员广大华侨和国内部分读者了解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工作，都起了宣传和组织作用。例如著名的“八一”宣言和的《西行漫记》，国内进步青年从《救国时报》上读到后如获至宝，争相传诵。
“七七”事变后，党一度决定让他前往美国纽约主办《先锋报》，可他却一再请缨回国杀敌，发出了“宁为战死鬼,不作老华侨”的豪言壮语，1938年应电召“立即回国，共赴国难”回到武汉。
虽然领导《新华日报》的编辑出版工作已经是80多年前的事情，但吴克坚对新闻的理解今天看来仍不过时。
《新华日报》创刊45周年（1983年）时，吴克坚已83岁高龄，行业前辈葛娴、陆宏德曾登门拜访老人，并向他征求对的意见，他说:“报上大块文章还是多了些，要多发表一些短而精的文章。”
关于文章要短要精的向题，吴克坚写过：“我以为文章要以精为贵，所谓精，就是有真知灼见，要言不繁，能起到应有的作用。至于长短这要看内容。真正的好文章，虽长使人读了反觉其短，如食佳肴，丰富而味厚，而益人。因此，如果只求其短，不求其精，虽短又何足取。既短又精，当然更好。（参见葛娴、陆宏德撰写的《一个老新闻战士的长征》，刊于《新闻战线期）
记者：继《文化江苏：历史与趋势》之后，您最近又推出了姊妹篇《文化南京：历史与趋势》，相比于以往写南京的书，这本书有何不同？
贺云翱：这本书是站在中华文明发展历史大局的角度下，思考南京城市的地缘优势、发生发展过程、文化内涵、重大事件、历史分期、独特贡献、文化特征、历史地位等问题，其中，利用多年考古发现的积累，应是本书的特色。《文化南京》综合运用文献史学、考古学和历史人类学的资料及方法，试图从时间、空间、文化三个角度和贯通古今的视角对南京加以解读，通过一种方去观察一个城市文化生命体的非凡历程和其独特意义。
贺云翱：南京是从古至今是一个从文明边缘化舞台中心并最终定格在区域门户的过程。从历史看，南京的相当于省一级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治域空间中心的历史时期占南京城市史的57.3%—72.3%，计有六朝的扬州治、宋代江南东治、明代的南直隶治、清代的两江总督治域等。这反映了南京城市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特别是江苏、安徽及江西一部分地区的历史区域中占有空间优势，这也是当代和未来南京在区域发展中城市地位的潜在空间优势。近年来，随着宁合、宁启、宁西、宁汉、宁杭、宁安等新铁的建成，南京一跃成为长三角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南京对长江下游及淮河流域的辐射作用已更加突出。
贺云翱：国际视野下，南京是海上丝绸之的重要城市，东亚国际体系最早在六朝建康形成。日本学者曾形象地说，南朝时代的南京就是东亚的太阳，周边国家的城市只是，是南京的教、文化、艺术、技艺等文化辐射的接受体。时期的南京是中国的外交中心，影响现当代世界局势和中国现在的。目前南京已经成为国际化的中国古都，在古都体系中看，南京是唯一没有位移的千年古都，相对北方古都有拥江发展的历史积淀。
从四大文化区系来看，南京既是长江文化板块的中心，也是黄河文化、长江文化和东南海洋文化三大板块的交融之地，因此，南京不仅对中华文明的发展至关重要，也界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记者：南京在文化上与江南吴文化圈的“疏离”，在地域上与安徽的接近，使得南京有“大徽京”的称呼，您如何看待这一文化现象？
贺云翱：通常以为，长江文化是南京文化的根基，也是南京城不断复兴的原因，但南京的发展底蕴与黄河流域的古都文化上血脉相通，从考古学来看，南京最早出现的北营等文化和太湖流域文化不同，南京从一开始就有北方文化因素，包括点将台文化和湖熟文化（青铜时期）就有河南、山东来的文化因素。实际上，一直到今天还有南京是不是江南的争论。至于“大徽京”，虽是民间谈资，但南京明清时期就是安徽省会却是事实。
从文化地缘上看，朱元璋与其开国功臣大多来自安徽淮河之滨，来南京后自然带动南京风尚饮食偏安徽。此外，明朝南直隶今安徽也在其中，明朝到清朝六百年，南京都是安徽的首府，康熙年间虽然江苏安徽分省，但两江总督府还在南京。今天民间“徽京”的认知，也反映了一种文化的吸引和凝聚，这种心理共一心一意爱上你识，隐藏在历史塑造和千年传承中，同时也有利于推动宁合城市带一体化建设。
记者：历史上看，中国境内被称为“京”一级行政区至今只留存南京和，这种“京”文化情结对南京的文化特性养成起到什么作用？
贺云翱：南京作为一个城市的名称，得到了历史的眷顾，也得到了历史的尊重，历史名称折射文化影响力。
南京古代的文化个性表现在融“帝王州”和“佳丽地”于一身，帝都文化、士绅文化和市井文化交相辉映，这也是南京文化兼摄南北文化的体现。这三种文化在每个时段的情况不同，从六朝到近代，市井文化的地位不断上升，帝都文化的色彩逐渐淡化，士绅文化始终是连接两者的中流砥柱。
我们曾经总结南京历史文化特点为：龙蹯虎踞，拥江依淮;十朝都会，承前开来;兼摄吴越，交融南北;集散文化，荟萃英才;，和平永怀;山水城林，遗珍遍在;古今辉煌，现代。
贺云翱：其实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和文化的地位来比较不同时期的南方王朝。春秋战国时期在长江下游的吴、越，最后被来自长江中游的楚国吞并。但是东汉末年的孙吴就能溯江而上，占领荆州，此后的长江流域中心都在下游地区的南京了。
杨吴、朱明的建立者都是皖中人，南唐、朱明都定都于南京。虽然南唐占领东南一隅，但是不能统一全国，而明代却是从南到北统一全国的，说明南方在不断发展并且逐渐成为国家主导的力量所在。
中国南方的中心不断南移，六朝在建康，南宋在杭州，中华崛起于岭南，南方的发展势头超过了北方，长江下游超过了中游。如果我们看到中国南北互动发展的大趋势，看到南方逐渐成为中国经济文化的中心，并在其中观察南京的作用，就不会把南京看成一座失败的城市。
贺云翱：对中国来说，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发展离不开南京。南京在今后的区域发展中应当考虑到地缘条件的不足，扬长避短，充分发挥现代交通、现代信息化、市场化和科技化条件、现代教育及人才优势，以弥补地缘缺陷，发挥更切实的大区域空间辐射作用。2019年9月，南京被公布为全国23个国家物流枢纽城市，加上国家级新区(江北新区)、国家自贸区(江苏)和国家跨境电子商务综合示范区、“一带一” 交汇城市等城市身份，南京有条件从中国枢纽城市全球城市。
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言:“其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种天工钟毓一处，界中之大都市诚难觅如此佳境也。而又恰居长江下游两岸最丰富区域之中心……南京将来之发达未可限量也。”
《大运河文化传承利用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大运河文化带遗产传承利用要按照“河为线，城为珠，线串珠，珠带面”的思，构建具有经济文化影响力的空间格局框架。苏州作为运河“线”上的重要一“珠”，如何利用好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优势，重塑苏州“运河城市”新名片?
苏州是大运河流经的重要历史名城，运河穿城而过，许多河流又与运河纵横交错。古代苏州之所以成为万商云集的“四大聚”之一，正与大运河息息相关；时至今日，苏州近一半的货运量仍由水承担。
围绕大运河周围，散落着苏州众多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山塘河、上塘河、胥江从运河汲取水源，流入环古城河，环古城河包围着苏州城区，流动的“水”自古以来一直着苏州古城。护城河上的平门、齐门、娄门、相门、葑门、南门、盘门、胥门、金门、阊门等古城门，是古苏州对外连通、交往的主要通道，同时也是苏州厚重的历史符号。这些连通运河、经纬交织的河流流经虎丘、寒山寺、枫桥风景区、盘门、平江历史街区等地，将众多历史文化遗产起来，形成一个苏州古城的“内部运河文化带”。
中唐时期，张继曾留下“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的千古绝唱，白居易也曾写下“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的动人佳句。之后，周遵道《豹隐纪谈》、冯梦龙《隋炀帝逸游召谴》等作品，也都以运河为背景,不仅描摹出苏州运河两岸的人情风俗，也留下了苏州运河文化的历史存照。
首先是主题特征高度契合，即运河文化与苏州水文化具有很高的契合度。据统计，苏州水文化遗产多达2224处，而其中很大一部分都与大运河有着密切联系。在大运河主干水流的供给下，苏州城区内才会出现古城河道上密匝的古桥，河岸人家汲水的古井，等等。
其次是空间特征高度契合。大运河作为线性文化资源，兼具文化线与遗产廊道的特征，这为苏州文化旅游的空间布局提供了历史依据。例如，苏州通过打造护城河游船线，把平江历史文化街区、觅渡桥、盘门、相门、朝阁等散落在古城四周的文物古迹起来，盘活了“点”上的文化遗产。
最后是资源特征高度契合。与诸多 “固定”、“易损”的文化遗产不同，大运河文化是一种“活态遗产”。近年来，苏州不断通过推出具有地方特色的古胥门元宵灯会、江南船拳、白洋湾山歌等与运河相关的“非遗”民俗活动，彰显了大运河文化与自然、社会现实、历史记忆的互动和创新。
目前，在山塘历史街区、虎丘云岩寺塔、平江历史街区、全晋会馆、盘门、宝带桥、古纤道7个遗产点已设置遗产标识碑，碑身刻有“中国大运河”LOGO标识，这些举措在文化地理上将苏州与大运河建立了“联系”，但总体来看，苏州运河文化遗产仍待进一步挖掘和梳理。如何做好“大运河文化带苏州段”这篇文章，不妨从准确定位、部门合作、项目推进三个方面“破题”。
从准确定位方面来说，历史古城苏州蕴含着深厚的人文和审美品格，当下也需要更加鲜明地将其贯注到大运河（苏州段）的文化遗产利用当中。在大运河（苏州段）的“新形象”塑造当中，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差异化，“水”是苏州文化遗产的符号，但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所有的城市文化遗产都自然带上了“水”的标签，倘若仅停留于过去的“水”符号，必定会与其它城市重合。所以，大运河文化苏州带建设就须强化大运河之水的“苏州特色”，在“赋特色”的基础上注重苏州大运河文化遗产的活态利用，有效和延伸“运河”主题的文创产业链条，提升苏州运河遗产文化附加值。
二是标识化，即打造具有江南特色的运河文化遗产符号，在此基础上实施品牌化运作。一是重点发展盘门和吴门桥片区，构建“河城一体的遗产城市”新形象；二是扩展苏州遗产文化空间，从“打造景区”变为“打造城区”，把整个城市作为最大的景区来打造；三是充分利用好苏州历史文化与自然生态交相辉映的有利条件，努力营造赏景点、品文化的文旅融合新局面。
三是样板化，把碎片化的“吴文化”意象勾连起来，形成主题明确、特色鲜明的文化创意线索，构造一个古韵今风、充满活力的吴中“运河文化”创意圈。如：人文荟萃的古城运河沿岸，可融入京杭运河黄金旅游线中；以吴早期历史上重要人物伍子胥命名的胥江，可彰显吴文化之根；上塘河、山塘河则以苏州水街为主题，打造独特的河街相邻的市井民俗风情等。
从部门合作方面来说，大运河文化带遗产传承与利用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相关部门要树立全国、全省及全市“一盘棋”的发展思，打破边界，营造“主导、部门协作、社会参与、齐抓共管”的良好氛围。
苏州应学习杭州文化遗产与利用的成功经验，设立京杭运河（苏州段）综合中心，将运河西段、中段、南段的遗产资源整合，在发展中段的基础上，充分挖掘西段和南段的遗产资源，逐渐形成苏州运河遗产的三块高地。同时，着手建设大运河遗产点大数据系统，引入国内外在线遗产信息平台的交换数据，逐步实现遗产管理“用数据说话”，促动相关部门合作，提高文化遗产管理治理的总体水平。
从项目推进方面来说，全方位的“活态利用”是继承和大运河文化遗产的最适合径，如何做好“活态利用”？
首先，要做好价值利用评估。苏州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尚存在价值挖掘不充分的问题。相关部门可组织相关学者，抽调水利、地理、文化、历史、民俗等专家组建考察团队，沿大运河苏州段走访调研，探讨相关文化遗产价值的真实性、价值利用的可操作性和遗产利用的空间性，发布《大运河苏州段遗产点调查报告》，发掘和大运河苏州段文化遗产的价值、科技价值、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其次，要组织文化活动。“重现”大运河畔曾经的中秋灯会、龙舟会、山歌会、庙会等民俗活动，同时应注重苏绣、苏扇、玉石雕、泥塑等“苏作”传统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利用和开发，提高“苏作”文化的影响力。
再次，重视非遗文艺演绎。结合昆曲、苏剧、评弹、吴歌等“非遗”文化传承，充分挖掘、创新苏州作为“运河城市”的演艺内容，尤须重视唐宋特别是明清文学史上关于“运河与苏州”的文学资源，将文化遗产与艺术想象相勾连，再现运河沿岸灵动的“江枫渔火”和作为“天下四大聚”之一的繁盛，把运河故事演绎、民俗风情展示与现代休闲旅游融合在一起，致力于打造具有品牌影响力的大型文化综合项目。
人们常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能启迪智慧。今人学习历史的最好方法，就是阅读史学经典。史学经典汗牛充栋，怎样读才是正确的？
司马光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家、史学家，一辈子最重要的著作就是《资治通鉴》。这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部经典的史学著作，一共记载了1362年的历史。
司马光不相信有鬼，他是一位纯粹的学者。《论语》里面有一句话：“子不语怪力乱神。”对于，学者的态度是存而不论。但是他在《资治通鉴》里记载过一个“鬼故事”：
北魏孝文帝以后，有很多军队发动叛乱，出现了一个军阀叫尔朱兆，在掌握朝廷后大规模朝臣。城阳王元徽追杀，南逃到老部下寇祖仁家。寇祖仁不但忘恩负义，还见财起意，见元徽带了一百斤黄金、五十匹马，就杀了城阳王把黄金和马占为己有，并把王爷的首级砍下来送给尔朱兆。
一天晚上，尔朱兆做了一个梦，城阳王告诉自己：“老寇光把我的脑袋给你了吗？我还有一大批财产留在他那儿，有两百斤黄金，一百匹马。”梦中的这个说法比实际的数字翻了一倍。第二天，尔朱兆找到寇祖仁说，我知道你还有东着，赶紧交出来。寇祖仁把一百斤黄金和五十匹马乖乖地献出来。尔朱兆大怒，说你撒谎，还有一半没给我。接下来，他把寇祖仁的家里里外外全部搜了个遍，搜出他家里原有的30斤黄金和30匹马，但加起来仍然不够城阳王在梦中说到的数字，最后尔朱兆就把寇祖仁吊在树上活活了。
这是一个托梦报仇、的故事，用意在于希望人们多做好事，不要做坏事。司马光作为一个严肃的学者，为什么要讲“鬼故事”？因为要人们向善。也就是说，正确的价值观念比枯燥、无意义的真实更重要。当然，这并不是说真实不重要，但首先要有明确的、好的价值引导、价值立场，然后我们再来谈真实，它才有意义。
唐太李世民在位时，民间出现一个，说唐朝三代以后“武氏女王代有天下”。就是说唐朝的传三代，就没有了，有一个姓武的女要君临天下了。李世民就很害怕，要把这个人逮出来杀掉。
有一次，李世民请很多武将一起喝酒。为了活跃气氛，他让每个人把自己的小名说一遍，逗大家一乐。结果有个武将叫羡，他说自己小时候叫五娘。他是个将军，或许还满脸络腮胡子，小名却叫五娘，这种反差实在太大，在场的人听了都哈哈大笑。可是李世民突然联想到前面那个，这个武将叫五娘，再一查发现羡的是左武卫大将军，有一个武字。他是武连县人，又有一个武字。他封爵武安县公，还有一个武字。李世民觉得他虽然是个男的，但符合“武氏女王”的特征，后来把他杀了。
唐太觉得大患已除，就让当时非常著名的占星学家李淳风看天相，结果是这个隐患仍然没除掉。他跟李淳风说，实在不行我把所有有嫌疑的全部杀掉。李淳风说，千万不要这样，不可违逆，星相已经形成了，所以只能顺势而为。如果滥杀，势必会有更大的。后来，李世民没有大开杀戒。
那这个故事，司马光他信不信？这属于典型的“怪力乱神”，他都不相信。而且这个故事一定是后人编的，因为唐朝的时候，“五”和“武”这两个字的读音不一样，联想不起来。那么司马光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他是想表达，李世民再厉害，也不能为了自己家族的利益滥杀，滥杀一定会受到更加严重的惩罚。这就是告诉以后的帝王们，手握生杀，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别人。学者说：“天地之曰生。”天地之间最大的美德是生，你要给人希望，给人生命的意义，给人以生的价值，不能滥杀。所以即便这个故事不真实，但司马光认为它值得讲，它对于手握生杀的人来说有教育意义。
以往大概有三种读法。第一种，训蒙童的读法，除了了解历史，主要是通晓句读，这当然是最简单的读法。第二种读法就是，借以了解宋朝以前的历史，但像《资治通鉴》这样的大部头，即使一天读一卷也要294天，往往看完第二本就忘了第一本，效果不会太好。第三种读法，就是做研究，这是专家们的事情，和普者没太大关系。我认为要用一种思想史的方法来解构、理解《资治通鉴》这样的史书。
司马光最重要的身份是家，他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司马光就写过很多文章，、研究了北宋的社会危机，所以他本身也有主张，反对的不是本身，而是王安石变法的策略与具体内容。
反对失败后，司马光离开京城开封来到洛阳，一住就是15年，而这15年就是《资治通鉴》完成的重要时期。一位对有着深切观察和思考的家，在编修历史的时候绝不会只讲故事，一定有深思熟虑的用意。
贯穿《资治通鉴》的有一个，司马光试图告诉我们在追求真、善、美的过程中，不要光想着求真，而要求得三者的平衡。今天的科学教育，特别注重对大家求真的训练，这点没有错。但我们今天的教育，在帮助、引导大家求真道的时候，容易忽略对于求善和求美的教育，导致很多缺失。只有让人们在内心有一种人文关怀，有发现美的眼睛，有一颗善良的心灵，我们的人文学科包括历史学、文学和艺术才实现了应有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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