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它产生之前，人们通常是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保存着自己的历史记忆，由此形成了许许多多的历史传说。即使在文字产生之后，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保存历史记忆和历史知识的主要方式依然是口头传说。因为文字的发展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它的发展远远落后于语言的发展。最初的字数量很少，笔画又很复杂，极不便于使用，远远不能满足记录历史的只有等到文字丰富并且使用起来较为方便之后，才有可能将发生的史事和传说中的历史较为完整地记录下来，这样才真正进人有文献可考的历史时期。
当然，人类在其蒙昧和时期，由于认识能力的低下，当时神权极盛，英雄与神灵相杂糅，因而最初的历史传说总是与交织在一起。关于与传说的区别与联系，茅盾认为：“所叙述者，是神或半神的超人所行之事；传说所叙述者，则为一民族的古代英雄(往往即为此一民族的祖先或最古的帝王)所行的事”。袁珂则既讲区别又讲联系，他说：“什么是，什么是传说呢?这是很难遽下断语的。因为通常我们并没有把和传说加以严格的区别，传说也还是被当作的。如果要加以区别。则大略说来，渐渐演进，作为里主人公的神渐近于人性，叙述这渐近于人性的主人公神的事迹的，就是所谓传说。……总而言之，传说和的不同，是传说已随着文明的进步，渐去中过于朴野的成份，而代以较合理的人情味的构想与安排。”
中国远古时代产生的和传说而能保存下来的，主要见于《左传》、《国语》、《世本》、《》、《穆天子传》、《楚辞·天问》和成书稍晚的《淮南子》等，在先秦秦汉其它一些文献中也有关于这方面的零星记载。从现存这些传说所反映的历史内容来看，主要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古代圣贤的各种创造发明；二是英雄人物同自然灾害进行的斗争；三是部落首领及部落战争，而在每一个方面都突出了英雄人物的故事或古圣先王的功业。
关于各种创造发明，《周易·系辞下》谈到古圣先王观象制器之事，如伏羲“始作”，又“作结绳而为网罟”。神农氏“断为耜，揉木为耒”，发明农具“以教天下。”另外神农氏还“日中为市”，以便交换。到了黄帝、尧、舜时期，又发明了舟楫、车马、弧矢、宫室、棺椁、书契等等。《》也记述了许多的创造发明，如《大荒西经》称叔均“始作耕”，颛顼的曾孙太子长琴“始作乐风”。《海内经》称番禺“始为舟”，奚仲、吉光“始以木为车”，帝俊子八人“始为歌舞”，巧倭“始作下民百巧”。还有炎帝的曾孙殳“始为侯”，“侯”即射箭用的靶子；鼓和延“始为钟，为乐风”；少吴的儿子般“是始为弓矣”等。《韩非子·五蠹篇》谈到有巢氏和燧人氏，称有巢氏“构木为巢，以避群害”，使人们告别了穴居野处时代。燧入氏“钻燧取大，以化腥臊”，人工取火的发明使人们结束了茹毛饮血的生活。《世本·作篇》专门记述远古到战国时期各种生产工具、应用技术、武器和乐器的创造发明，如伏羲氏“制以俪皮嫁娶之礼”，又“造琴瑟”。神农“和药济人”，巫彭“作医”。女娲“作笙簧”，随“作竽”。句芒“作网”，僵“作规矩准绳”、“作耒耜”、“作铫耨”等等。黄帝“造火食、旃冕”，又“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挠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综此六术，著调历”。黄帝还“使伶伦造磬，垂作钟，沮诵、苍颉作书，史皇作图。伯余制衣裳，胡曹作冕，胡曹作衣，於则作扉履。雍父作舂，雍父作杵臼”等等。此外，《作篇》还提到“蚩尤以金作兵器”，“祝融作市”，“鲧作城郭”，“禹作宫室”，“皋陶制五刑”，伯益“作井”，“少康作箕帚”，“杜
在初民社会，洪水和干旱是自然灾害中对人类最为严重的，所以远古传说中有不少关于治理洪水和抵御干旱的英雄人物的故事。《左传》和《国语》等书提到不少古时候治水的英雄，譬如据说金天氏的昧为水官之长，其子台骀能继其世业，疏通了汾水和洮水，修理了能够储水的大泽，安定了居住在汾水一带高平之地的，后来便被尊为汾水之神。东方的少嗥氏有四位弟兄，其中修和熙担任水官，善于治水，“世不失职”，也受后人奉祭。还有居住在中原地区的共工氏所在的氏族也善于治水，他们发明了筑堤防水的方法，其句龙能平治水土，做了后土，成了土地神。后来由于他们一味简单地使用筑堤的办水，遭到了失败。但共工氏的四擞曾协助大禹治水，改用了禹的办法，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在诸多
治水英雄中，最杰出的是夏后氏的禹。传说尧舜时期，天下大水。大禹治理洪水，他创造了疏导的方法以代替以前筑堤的方法，按地势的高高下下，疏导了汗漫的洪水，使其分别归入以定的水道，从而使人们摆脱了严重水患，得以在平地上居住生活。另外，他还开挖了不少沟洫，便利了农业生产。尧在位时还出现过严重的旱灾，当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羿奉尧之命，“上射十日”，解除了干旱，“万民皆喜”。
关于部落首领及部落战争的传说最为繁杂，其中最主要的是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部落集团的首领以及他们之间的战争。《国语·晋语四》云：“昔少典氏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这说明黄帝及炎帝都是由少典和有蟜两氏族分出，炎帝氏族的发祥地在渭水支流姜水，故以姜为姓。黄帝氏族的发祥地在姬水(大约在今陕西北部)，故以姬为姓。这两大氏族世代通婚，建立了华夏部落联盟。东夷部落集团中最古老的是太皞（hao)部落，传说春秋时风姓的任、宿、须句、颛臾等东方小国，都是太皞的，而“陈，太皞之虚也”。与太皞氏前后相继的是少皞氏，春秋时郯子曾自是少皞的，并说少皞氏“以鸟名官”，共有“五鸠”、“五雉”、“九扈”等24种鸟，实际上是指以鸟为图腾的24个氏族。蚩尤也是东夷氏族首领，《逸周书·尝麦解》日：“命蚩尤于宇少昊，以临四方”。蚩尤既居少皞之地，当属东夷集团。苗蛮部落集团似乎很分散，较大的部落至少有三个，其中一个首领叫罐兜，战败后被逐于崇山，另二个向西北和东南溃逃。上述三大部落集团之间的常发生战争，而战争又促进了它们之间的相互融合。较早的传说经常提到黄帝、炎帝与东夷蚩尤的涿鹿之战。当时以蚩尤为首领的东夷大盛，并且向中原地区发展，遂与炎帝族发生冲突。炎帝族战败，“乃说于黄帝”，即求救于黄帝族。于是黄帝与炎帝联合，经过反复较量，大败蚩尤于涿鹿之野，蚩尤被擒杀。蚩尤战败后，炎帝“欲侵诸侯”，争夺盟主地位，而“诸侯咸归轩辕”。轩辕即黄帝。于是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此后，以黄帝为首的部落联盟便成为黄河流域最强的部落联盟，黄帝也成了一个时代的标志。
远古传说是中国史学的萌芽，由于传说的内容主要是氏族社会英雄人物的故事，所以它不仅滋生了“评价人物”的概念，而且在评价标准和内容形式上也表现出尚处于萌芽状态的人物评价的一些特点。
首先，伴随着和传说的逐步“人化”，人物评价的观念和色彩越来越浓重。远古的历史传说是由逐步演变而来的，“迨演进，则为中枢者渐近于人性”。由于里神之行事过于荒诞离奇，后人便试图进行较为的解释，于是便出现了传说的历史化倾向，原来的神或神性十足的英雄渐渐地被历史化、伦理化为人了。这种把神加以“人化”的现象，既发生于口耳相传时代，也发生于文字产生之后传说为文字记录的过程之中。譬如伏羲，在中本是“春之神”。王嘉《拾遗记》日：“春皇者，庖牺之别号；所都之国，有华胥之洲，神母游其上，有青虹绕神母，久而方灭，即觉有娠，历十二年而生庖牺。”伏羲不仅是神之子，且“以木德称王，故日春皇。其明睿照于八区，是为太吴，吴者明也。位居东方，以含养蠢化，叶于木德，其音附角，号日木皇”。然而《周易·系辞下》中的伏羲几乎没有了神性，他仰观，府察地形，“作”，“为网罟”，完全是一位首出庶物的形象。《淮南子》曾将伏羲列为“泰古二皇”之一，到了班固作《汉书·古今人表》，伏羲不仅成了第一位古圣先王，而且位列九等中的上上等。再如颛顼，在中他是北方之帝，亦即水帝。但在《国语》、《墨子》和《随巢子》等书的记述中，他不仅能接续黄帝的事业，命大禹征讨三苗而且“命重黎绝地天通”，成了一个半人半神的人物。到了《大戴札记·五帝德》和《史记·五帝本纪》中，颛顼被明确为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他有谋能断，善于理民，威服天下。完全是一位的帝王形象。袁珂先生指出：“做历史，大都出于‘有心人’的施为，之流要算是作这种工作的主力军。他们为了要适应他们的主张学说，很费了一点苦心地把神来加以人化，把传说来加以的诠释。这样，神线如果说《尚书》等已经开始将传说中的主人公历史化、伦理化了，那么《史记》和《汉书》则更进一步。司马迁对于各种“不雅驯”的传说弃而不取，“择其言尤雅者”写成了《五帝本纪》，他把黄帝、颛顼、帝喾和尧、舜、禹等都当作人王来写，并且对其功业有述有评。班固把自伏羲至大禹几十位传说中的人物统统列入《汉书·古今人表》，并且根据其功过分成不同的等级。这不仅把前人将神加以“人化”的工作进行了历史的总结，而且也把原来蕴涵在传说中“评价人物”的观念发展成正意义上的历史人物评价活动。
其次，传说中的人物评价是群体性的，因此衡量功过的标准在于部族群体乃至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利益。任何和传说的创作都是集体的而非个人的，当某一个传说形成之后，它要在一个部族群体中存在并且流传下去，首先必须符合部族群体共同的教、价值观念和利益要求，方可得到部族群体的认可。正是由于传说的这种群体性，使它所表现出的情感和判断也是集体的而非个人的。
具体到人物评价方面，它往往是以部族群体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利害为标准去衡量人物的功罪。例如，《韩非子·五蠹篇》讲到有巢氏、燧人氏。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众，人民不胜虫蛇。有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日有巢氏。民食果兢蚌蛤，腥臊恶臭而伤腹胃，民多疾病。有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日燧人氏。”可见，有巢氏和燧人氏之所以能“王天下”，之所以能受人传颂，关键在于他们发明了巢居和人工取火的方法，前者能使人“构木为巢，以避群害”，后者则可以“钻燧取火以化腥臊”，所以“民悦之”。《新语·道基篇》谈到神农、黄帝等人的功德，称：“民人食肉，饮血，衣皮毛。至于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谷。天下人民野居穴处，未有室屋，则与同域。于是黄帝乃伐木构材，筑作宫室。上栋下宇，以避风雨。民知室居食谷，而未知。于是后稷乃到封疆，划畔界，以分土地之所宜，嗣土殖谷以用养民，种桑麻致丝臬以蔽形体。”神农、黄帝和后稷都是传说中的历史人物，他们之所以受人赞美，被尊为古圣先王，主要是因为他们曾“教民食五谷”，使民“知室居”，发明耕织以“养民”，总之都是有大功于者。
其三，古史传说中的人物不仅有之分，而且在评价中已经开始出现褒贬不一的现象。古史传说中的人物，有之别，有功过之分。如《绎史》卷五引《新书》日：“炎帝者，黄帝同母异父兄弟也。各有天下之半，黄帝行道，而炎帝不听，故战于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这是就黄炎之战而言，黄帝为是而炎帝为非。《尚书·吕刑》日：“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史记·殷本纪》也说：“昔蚩尤与其大夫作乱百姓，帝乃弗予，有状。先王言不可不勉。”看来，蚩尤与黄帝的冲突不仅仅是和利害之争，而且双方有、之分。黄帝杀蚩尤是为民除害，是大功，而蚩尤被擒杀则是咎由自取，。《左传·文公十八年》日：“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苍舒、陨敬、祷献、大临、龙降、庭坚、仲容、叔达，齐圣广渊，明允笃诚，天下之民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肃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谓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济其美，不陨其名。”所谓“才子”是言八恺八元有才能，所谓“齐圣广渊，明允笃诚”，“忠肃共懿，宣慈惠和”，是总言其品德完备。他们不仅德才兼备，而且还能“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与八恺八元相对应的是“四凶”。“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德；丑类恶物，顽嚣不友，是与比周，天下之民谓之浑敦。少氏有不才子，毁信废忠，崇饰；靖潜庸回，服谗蔸慝，以诬盛德，天下之民谓之穷奇。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告之则顽，舍之则嚣，傲很明德，以乱天常，天下之民谓之祷杌。此三族也，世济其凶，增其，以至于尧，尧不能去。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积责，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舜臣尧，宾于四门，流
四凶族，浑敦、穷奇、祷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螭魅。”虽然“四凶”的表现各有不同，但都堪称无才无德的典型。他们正好与八恺八元形成鲜明对比，各自成为贤才和“凶德”的典型代表。
值得注意的是，在古史传说中有时对同一个历史人物或传闻异辞，或褒贬各异。例如蚩尤，他因天下而被黄帝擒杀，成为后人垢厉的对象，甚至成了一颗妖星的名字。但在另一些传说中又称他善作兵器，且英勇善战，被后人尊为战神，加以祭祀。关于鲧的评价更典型，《尚书·尧典》他“睇哉，方命圯族”，意思是说鲧天意，不听教命，危害族人。又说他治水方法不当，“九载，绩用弗成”。《国语·周语下》也说：“有崇伯鲧，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然《·海内经》则日：“洪水，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这样以来，鲧为治水而窍取息壤，成了一个冒死而为民的人。屈原也对鲧的充满着同情，他在《天问》篇中：“不任汩鸿师何以尚之?”鲧既然是被举荐上来治水的，如果他不胜任的话为什么又那么孚于众望呢?大禹子承父业，“纂就前绪遂成考功，何续初继业而厥谋不同?”意思是说禹在鲧治水事业的基础上继续努力，终于完成了父亲的未竟之业，在方法上又有什么不同呢?此外，《离骚》日：“鲧婢直以亡身份，终然妖乎羽之野。”《九章》也说：“行婢直而不豫兮，鲧功用而不就。”屈原反复以“婢直”称鲧，明显含有称道之意。在古史传说中，对于所谈的人物注意区分其曲直恶功罪，这已经带有浓厚的品评色彩。而对同一位历史人物有褒有贬，或褒贬各异，这就使人物评价又进了一步，多少带有些学术的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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