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昂青少年时家庭较为富裕，这造成了他轻财好施、任侠的性格。他属于浪子回头式人物，后来发愤攻读，博览群书。同时关心国事，要求在上有所建树。24岁时举进士，任麟台正字，后升右拾遗，勇猛直率，直言敢谏。当时武则天，信用，滥杀，陈子昂不畏，屡次。武则天计划开凿蜀山经雅州道羌人，他又反对，主张与民休息。他的言论切直，常不被采纳，并一度因“逆党”反对武则天的而。
垂拱二年（686年），曾随左补阙乔知之军队到达西北居延海、张掖河一带。元年（696年），契丹李尽忠、孙万荣叛乱，又随建安王武攸宜大军出征。两次从军，使他对边塞形势和当地人民生活获得较为深刻的认识。圣历元年（698年），因父老解官回乡，不久父亲病逝。在居丧期间，权臣武三思射洪县令段简，对他，最后冤死于狱中。
唐代的进士考试，卷子不密封，考官除了看考生的卷子外还要看他的名气，更重要的是看是否有达官贵人的推荐。因此参加进士考试，首先就要在长安出名，使自己的诗文让一些有名望的人知道。那如何才能“暴得大名”呢？
唐高末年，陈子昂在长安街头踟蹰徘徊，偶然见有人捧古琴求售，索价高昂。其实，这个卖琴的人说不定就与陈子昂一样，抱有成名的渴望。达官贵人、文人骚客，争相传看，由于价格离谱，无人敢于下手。陈子昂看了琴之后，二话没说，倾囊便把琴买下。围观者啧啧称奇，陈子昂觉得差不多了，大声道：“我生平擅长演奏这种乐器，只恨未得焦桐，今见此琴绝佳，千金又何足惜。”众人异口同声道：“愿洗耳雅奏。”陈子昂说：“敬请诸位明日到宣阳里寒舍来。”
第二天，果然宾客满座。在酒酣耳热之际，他手捧昨天新买来的琴说：“陈某虽无二谢（谢眺，谢灵运）、渊明之才，也有屈（原）、贾（谊）之志，自蜀至京，携诗文百轴，奔走长安，到处呈献，竟不为人知。弹琴，我虽擅长，恐污尊耳。”说罢举琴就摔，“哗啦”一声，把琴摔得粉碎，在众人目瞪口呆之下，他才把自己的诗文遍赠宾客。众人愈以为奇，议论纷纷，“一摔千金，此人必是豪贵、奇人，奇人所作，必为奇诗奇文，不观也知其妙。”于是争相传诵。一日之内，子昂诗名满京华。其中“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之句，使人赞不绝口。
不久，陈子昂中进士，以论政，为武则天所赏识。他的诗是唐代革新派的，对唐诗发展颇有影响。
武则天期间，同州下邽人徐元庆之父徐爽，被下邽县尉赵师韫。后来赵师韫入朝当上了显赫的御史，徐元庆知道对方要斩草除根，自己更姓易名，混迹在驿站中充当仆役，这很像晋国的英雄豫让。过了很久，赵师韫恰好来到这个驿舍住宿，这真是叫“有眼”啊！深夜，血往上涌的徐元庆痛施杀手，赵师韫在梦中身首异处。见大仇已报，徐元庆坦然投案自首……对于此案，当时朝中有不少人认为徐元庆为父报仇，是孝义刚烈的行为，应赦免他的罪；而陈子昂则认为，按照法律，擅自的要处死。
因此，他，应当对徐元庆依死，然后再对他替父报仇的行为予以表彰，并将此事编入律令。当时，大家都赞同陈子昂的主张。陈子昂这篇《复仇议状》，可谓千古雄文，他在文章结尾指出：依我辈所见，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按照刑律处死元庆，然后在他的墓前立碑表彰，赞颂其美好节操，这样可以使天下按正道顺利发展。把这个案件载入国家法律，永远作为国家……
《驳复仇议》是柳元在担任礼部员外郎期间所写。属于驳论性奏议，句句针对陈子昂《复仇议状》而发。柳元认为，陈子昂的《复仇议》中的观点非常矛盾，毫不足取，进而提出了个人的见解：徐元庆为父报仇，杀了父亲的仇人，然后到自首。对此，陈子昂提出了犯法、应处；而报父仇却合于礼义、应予表彰。柳元在文章中了这一观点，认为这不但赏罚不明，且自相矛盾，指出徐元庆报杀父之仇的行为既合于礼义，又合于法律，应予充分肯定。虽然文章的主旨是要说明礼义和法律的一致，但在吏治、难申的封建社会，仍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全文观点鲜明，逻辑严密，驳论有力。
可见，用双重标准去审判案件，实际上是对所谓法律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与现代法律讲求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两者实质是一致的。无论尊卑，无论品行与否，一旦站在法律的面前，所有人都应平等，这样才会有可言。衡量人们行为的标准也只有一个，那就是法律。即一个人行为是否应当受到处罚，只有拿法律这把尺子去衡量，而不是其它。如果一个人因为品德或地位尊贵而免受法律的处罚，这时候判断案件的标准实际上已经不是法律，法律已经被弃置一旁了，也就更谈不上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了。
时过境迁，徐元庆案的结果如何已不重要，但柳元求真务实的思辩却依然宝贵。比较起来，柳元的结论显然比陈子昂的思考要更胜一筹。
《登幽州台歌》这首诗写于武则天元年（696年）。陈子昂是一个具有见识和才能的文人。他直言敢谏，对武后朝的不少弊政，常常提出意见，不为武则天采纳，并曾一度因“逆党”而。他的抱负不能实现，反而受到打击，这使他心情非常。元年，契丹李尽忠、孙万荣等攻陷营州。武则天委派武攸宜率军征讨，陈子昂在武攸宜幕府担任参谋，随军出征。武攸宜为人轻率，少谋略。次年兵败，情况紧急，陈子昂请求遣万人作前驱以击敌，武不允。随后，陈子昂又向武进言，不听，反把他降为军曹。诗人接连受到挫折，眼看报国宏愿成为泡影，因此登上蓟北楼，悲吟，写下了《登幽州台歌》以及《蓟丘览古赠卢藏用七首》等诗篇。
《登幽州台歌》和《蓟丘览古赠卢藏用》7首是陈子昂的代表作。唐朝卢藏用《陈氏别传》指出：“子昂体弱多疾，感激忠义，常欲奋身以答国士。自以官在近侍，又参预军谋，不可见危而惜身苟容。他日又进谏，言甚切至，建安谢绝之，乃署以军曹。子昂知不合，因箝默下列，但兼掌而已。因登蓟北楼，感昔乐土、燕昭之事，赋诗数首。乃泫然流涕而歌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陈子昂的这首《登幽州台歌》，即使我是在少不更事的年龄读它，也会感到字里行间表达出的巨大感伤，从而让我们知道了幽州台。唐朝的时候称旧址为幽州城，唐代的幽州城区域大概是在现在的三环以内的地方，而幽州台的具体却是众说纷纭，一说是在现今的广安门一带，一说是在现在的蓟门桥一带，一说是在今易县高陌乡境内，还有的说法位于省定兴县高丽乡北章村台上西（台上隶属于北章大队，由黄金台在此而得名）。
也正是这首诗，在当时和后代得到无数读者的深刻同情，历史铭记了他的千古绝唱。卢藏用评论说，这首诗“时人莫不知也”。这不愧是齐梁以来从未有过的洪钟巨响。
很多人知道射洪县金华山陈子昂读书台，却不知道陈子昂墓园，墓园位于射洪县龙宝山踝一线。龙宝山唐朝时即名独坐山，因其形酷似人之巍然独坐而得名，是陈子昂生前钟爱之地。诗人曾常在此与高僧“晖上人”坐禅，留下了数首脍炙人口的诗篇。白云苍狗的变异，虽然早已没有了“岩泉万丈流，树石千年古”的景观，但山还是那座山，山前的梓江依然静水深流。
公元762年11月，杜甫乘船来到射洪，写有《陈拾遗故宅》《冬到金华山观，因得故拾遗陈公学堂遗迹》《送梓州李使君之任》《野望》等诗作，他称赞陈子昂是可与日月齐辉的圣贤。我站在码头的青石台阶上，天空飘起了牛毛细雨，独坐山被梓江环抱，宛如。“龙宝”之名本源自民间二龙抢宝传说。本地人将从绵阳而来的涪江叫大河；从梓潼、盐亭方向流下来的梓江称小河。两江对撞，涪江成了正溯，梓江憋屈，成了涪江的支流。码头右侧是宽阔的三角洲田畴，依稀可见农民在地里劳作。江上有渔船漂浮，白鹭点点。
尽管陈子昂的文才与韬略赢得后世隆誉，但他的人不是没有，往往偏狭地纠结于他成为了武瞾的御用之人，甚至为陈子昂的射洪县县令段简大唱赞歌。这个人，就是处于明末清初之际的王士禛。王有“一代诗”“文坛”之誉，他避雍正胤禛之讳，改名为“王士正”。乾隆即位后，鉴于“禛”和“正”连读音都不同，于是再将其改称为王士祯。诗对文，真是狭相逢。他在《香祖笔记》写下了罕见的诛心之论：
《陈子昂文集》十卷，诗赋二卷，杂文八卷，与《陈氏别传》及《经籍志》合。子昂五言诗力变齐、梁，不须言，其表、序、碑、记等作，沿袭颓波，无可观者。第七卷《上大周受命颂表》一篇，《大周受命颂》四章，曰《神凤》，曰《赤雀》、《庆云》、《甿颂》，其辞谄诞不经，至云：“乃命有司正皇典，恢帝纲，建大周之统历，革旧唐之遗号。在宥天下，咸与维新。赐姓曰武氏。臣闻王者受命，必有锡氏。轩辕二十五子，班为十二姓，高阳才子二八，名为十六族。故起则命历昌，必有锡氏之规。”。集中又有《请追上太原王帝号表》，太原王者士彟也。此与扬雄《剧秦美新》无异，殆又过之，其下笔时不知世有节义事矣。子昂真无忌惮之哉！诗虽美，吾不欲观之矣。子昂后死贪令段简之手，殆高祖、太之灵假手殛之耳。
尤其是文章结尾，可见怨毒之深。白云苍狗，蝇营狗苟，该过去的，注定要过去。陈子昂注定是沉默的，宛如他的字：伯玉。
陈子昂（公元661～702），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属四川射洪县）人。唐代文学家，初唐诗新人物之一。因曾任右拾遗，后世称为“陈拾遗”。其诗风骨峥嵘，寓意深远，苍劲有力，有《陈伯玉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组诗《感遇》38首，《蓟丘览古》7首和《登幽州台歌》、《登泽州城北楼宴》等。陈子昂其诗词意激昂，风格高峻，彰显了唐时推崇的“汉魏风骨”，被誉为一代“诗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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