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解梦梦见洗头发1954年秋，在怀仁堂出席第一届，有一天与吴晗坐在一起。他们谈话时说起《资治通鉴》，说这部书写得好，不过，旧本没有标点，不分段落，今人读起来不方便，市上流传亦已不多，应该找些人整理出一个有标点、分段落的新本子来，付诸排印，以广流传。又讲到读历史应有一部历史地图集放在手边，以便随时查看历史地名的方位。
吴晗想起清末民初的杨守敬编绘过《历代舆地图》，内容相当详细，凡见于正史《地理志》的州县一般全部上图，正符合所提出的配合读史的需要，便在标点《资治通鉴》的同时把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加以。赞成吴晗的，就把这两件事都交给他负责办理。
会后，吴晗找范文澜、尹达等商议后，就请复旦大学谭其骧来京主持编绘工作。吴晗初步制定了计划，并向写了报告。回信表示同意，这封信一直藏在吴晗家中，直到“”初期才被取走。编绘一部中国历代沿革地图，可说是上世纪30年代顾颉刚、谭其骧等历史地理学家创办的“禹贡学会”的夙愿。在遵义浙江大学期间，谭其骧曾经着手编绘，系主任张其昀也相当重视，校方还为他配备了助手，但他用以编绘的时间有限，资料的收集也相当困难，仅画成23幅，还只能用红黑两色印在土纸上。现在，谭其骧和他的同人们在学术上已趋成熟，应着的要求和决定，一个千载难逢的时机来到了！
当年11月，在成立了“杨图委员会”。此后，谭其骧和他的同事及协作人员尽了最大努力，到1966年5月底为止，图集的绝大部分图幅的初稿已经编出或备齐了资料。因“”，工作停顿。
1969年5月6日下午，才获得“一批二用”两个多月的谭其骧，接待了两位《文汇报》记者。就因为这次采访，“杨图”编绘一事被再次提起。5月15日，复旦大学召开了恢复“杨图”工作会议，争取一两年结束。还提出要从备战的角度考虑问题。
首先着手的是清时期图，当时主要是考虑“反帝反修”的需要，同时清图已完成的基础也比较好。《文汇报》记者又来找谭其骧，专门采访了编图的问题。谭其骧直率地表明了自己的意见：“边界问题是复杂的，一定要研究大量材料才能判断。但是有些人即使有了材料，也不一定判断得正确。这次参加工作的，几乎有一半是新手，恐怕会影响速度。另外在资料上也有些困难，有时必须看些外文材料，但熟悉外文的人不多。”谭其骧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后来都被他不幸言中了。
自1969年5月25日开始，谭其骧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他还得参加各种学习、、劳动（日常劳动、下厂、挖防空洞等）、军训、学唱样板戏、补充交代问题、接待外调等等，所以尽管整天忙碌，能用于编图的时间往往并不多。如从6月16日到21日的一星期内，实际工作时间就只有13个半小时，8月份有一周只工作了3小时半。
谭其骧忍辱负重，在业务上尽量发挥作用，他写了清图、明图的编例，边疆地区编例，布鲁特和哈萨克的编图提纲，广西边界的处理方案，明代蒙古幅表示疆域政区的方案，明图西北幅增补疆域的，并校阅了全部图幅，虽然他还没有资格参加定稿小组。
最令谭其骧不满的是，由于主编负责制已作为资产阶级线而受到彻底，包括来“掺沙子”的在内的一些人不但自己会在编稿中莫名其妙的错误，还常常擅改他的编稿。但一旦被他发现，他还是不顾受到的压力，提出。如1971年1月7日，他发现隋、唐图幅上的“大江”（长江当时的名称）已被改为长江，就向室负责人提出，并写成书面意见；当晚又提出明以前灵州附近黄河应按《读史方舆纪要》、《大清一统志》的记载。可惜他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而且并非所有被改的编稿都能让他看到，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错误就这样留在以后内部出版的图集上。
由于图集涉及边界和民族方面的问题，1970年1月谭其骧就接到任务，要他撰写有关送审材料，准备通过民族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学院。4月，传来消息：已将送审图幅退回，但只是一般地看了西北与东北两个地区。总的意见是：边界地区性强，每个点一定要有充分的资料根据，不能搞错，现国界外的各点文字资料均要保存，以便于审查。
12月23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室向各协作单位通报：接有关方面电告，清图送审报告和样本经周总理看后已转给康生，由他挂帅，并会同郭沫若、、国务院科教组、历史所等组成专门小组审查。
当时确定的计划是：“力争七册图集于1971年12月26日这个日子全部出齐，每册印1500本”。1971年1月，该计划以复旦大学党委、工宣队、军宣队、革委会的名义上海市革委会，并申请当年经费55万元。由于已明确由郭沫若与审查，此后复旦的材料都送郭沫若4份、5份。
1971年4月27日，上海市出席全国出版工作会议的绳树山口头传达了周总理他们时对《中国历史疆域图》的。当绳树山问到送总理和张春桥的关于编绘《中国历史疆域图》报告有否批下来时，总理说：“春桥同志最近很忙，还没有来得及研究。”当绳问历史上的边界问题如何处理时，总理说：“工作要继续抓紧搞好。关于边界问题，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还是按历史事实画出。我们画的是历史地图。应该反映当时阶级的范围，不必区分是否兄弟国家。”
5月18日下午，谭其骧遇朱永嘉，朱给他看了毛批示同意的关于二十四史标点工作的文件，要他参加，并为这项工作把关。此后，审定二十四史校点稿成为他和研究室的主要工作。新任务又接踵而至：编写《秦始皇》、《曹操》小，编写农民战争史，为注释古籍名篇，编写《沙俄侵华史》，修改《辞海》中涉外条目，等等。这些工作大多要由谭其骧把关或审定，对地图的事则只是处理个别重大学术问题或编图中的未了事务。到当年底，编图工作基本完成。
1973年1月10日，在复旦大学召开了一次协作会议。由于谭其骧此前已被任命为历史系革委会副主任，并经常被当作复旦大学落实老知识政策的典型，所以由他代表复旦大学汇报工作。对他来说，这同样是一项痛苦的任务，因为他不得不说上一篇的话。
会上传达了如下的消息：周总理将图交、郭沫若和历史研究所审阅，郭老为此专门召集了会议。毛已看到了地图。张春桥修改了《前言》的几个字。
会议决定将图名改为《中国历史地图集》，作者则署名为“编辑组”，还要求各协作单位派代表参加定稿小组，作出版前的最后审定。
自从《中国历史疆域图》的样本、有关边界的图幅和资料后，曾要、郭沫若和历史所审阅。工作繁忙，不可能亲自过问，而在当时的特殊条件下，郭沫若年事既高，又不愿多发表具体意见，和历史所也感到难以接手，所以审图的事久拖未决。张春桥急于在他手中完成图的编绘和出版，如不审就不用等，照样出版。在这种情况下，决定委派余湛主持审图。
在听取汇报的过程中，余湛作了很多插话。比如他提出：凡是已经归入中原王朝版图的地区，以后又了的，都定为割据。的同志还在谭其骧起草的基础上提出了明以前图编绘的七条原则。
谭其骧回校后，花了几天的时间向学校领导写了一份近万字的书面报告，又在室内介绍了审图会议和与中国地理学会商定参加编纂《中国自然地理·历史地理》的情况。1974年1月23日是春节，但学校已在准备传达中央一号文件，大搞“批林批孔”。谭其骧仅处理了一些紧迫的材料后，就又准备去了。
2月3日，朱永嘉要谭其骧中原王朝与边疆不分色的原则，并提出：（1）工作必须抓紧；（2）不能只认中原王朝为中国，中原王朝与边疆应用同样颜色；若用分色、不分色两种方案，要求注明主张两种不同方案的单位名；（3）条例不要订得太死，以免。
自然知道朱永嘉的意见实际上来自张春桥。朱永嘉还传达了张春桥意见：元明以上图不再交审查。朱要谭其骧搞一份报告，写明审图会议有什么收获，还有哪些问题需要审，用意显然是要将审图会移至上海，由编辑组自审，不再要求负责。
谭其骧于1974年4月4日到达，下午就参加了秦汉图的讨论，晚上开始看西沙、南沙资料。此后每星期三、六上午在历史博物馆举行审图例会，与人员一起逐册讨论，其余时间内部讨论，或准备资料，或修改已审定的图幅，或协商解决问题，例会到5月18日结束。5月20日，又在历史博物馆就和堪察加半岛问题召开了一次汇报会。一个多月间讨论和解决的主要问题有：两汉北边汉与匈奴、鲜卑的界线，东北玄菟、乐浪郡的东界；南海诸岛的画法；十二条编绘原则，编绘原则和图集的发行办法；葱岭以西回鹘改用黑汗，括注哈喇汗；唐代安南北界的画法；陈可畏提出的元明时堪察加半岛在境内的论据；元明图；三国、西晋图将乌孙划出西域长史府；南海不注珊瑚礁等。会议确定《中国历史地图集》由地图出版社内部发行，先出8开本，供领导同志和专业部门使用；然后出16开本，适当增加发行。
6月5日上午，送来了、张春桥等作的批示。由于周总理已明确，中原王朝与边疆采用同一颜色等自然已不成问题；审图例会已经结束，也不再存在移往上海的必要；所以会议主要讨论了中央下达后应注意和应做的事项。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清时期）的8开本在年底印出，实际发行已在第二年下半年。1975年8月15日，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出了“关于做好专业单位《中国历史地图集》发行工作通知”。由于购买《中国历史地图集》8开本是地师级单位的待遇，当时也没有什么书可买，所以很快发售一空。但各单位都按严格控制，有资格用的人未必有兴趣看，所以不少单位买回去后就束之高阁。
第八册出版后，谭其骧等曾经问过朱永嘉是否应该呈送毛、周总理和中央领导，朱永嘉请示张春桥后得到的答复是，等出全后一起送。但到1976年9月逝世，图集还没有出全，所以其实没能看到这套他自己要求编绘的历史地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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