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顺章灭门案经营发行业务的影片公司是向制片公司购买影片在岛内放映。所谓“购买影片”只是购买在台的“放映权”，也称“版权”，不允许拿到岛外放映。“放映权”有年限，一般是3年，最多不超过5年。因“新闻局”所发的“准映证”是3年，如果你买的“放映权”是5年，那么3年“准映证”到期，还须再向“新闻局”申请复检，再缴检查费，重新领“准映证”。否则，尽管购有岛内“放映权”也不能随便上映。
购买影片不光是买到“放映权”就可以放映，还得要买“拷贝”。“放映权”是抽象的，影片的“拷贝”是实质的。通常购买一部影片包括一个“拷贝”和“放映权”，如果一个“拷贝”不够用，想要添购“拷贝”，那得另外付费，这是全世界的影业“行规”。底片是制片公司的产权，“拷贝”随时可以添加，费用另计。
如果“拷贝”是向制片公司租来的或是借来的，放映完后要还给制片公司；如果“拷贝”是发行公司买来的，那么在放映完以后，“拷贝”归发行商所有。假如这部影片卖座奇好而又有再映的价值，若干年后，也许可以再次发行上映。届时还有个“放映权”的问题，须向制片公司购买“二轮”版权；当然“准映证”也要向“新闻局”重新申请。
至于“代理发行”这门行业，则是发行公司代表制片公司发行其影片，在指定的地区放映，产权与“放映权”仍然属于制片公司，发行公司只不过是“代理”而已。像过去的国际联邦公司代理发行电影懋业公司出品的影片在台上映以及明华影业公司一度代理邵氏公司的影片在上映，就是属于这一类型的代理。
“代理费”约在总收入中抽取10%到15%。既然是“代理发行”，那么影片上映的盈亏就应由制片公司自己负责。于是聪明的制片公司就想出“包底代理”这一招。所谓“包底”，等于就是保底，由代理发行公司向制片公司一部影片在上映的最低收入，待影片放映完毕计算总收入，除去一切开支，制片公司所得的净收入倘若低于“包底”的数字，那么其中差额部分则由代理发行公司垫付。
代理发行公司除代理发行制片公司的影片外，也代理私人制作的影片，或是接受拥有影片所有权但不是制片公司的“片主”所委托，这在四五十年代电影圈内是极为普通的事。以绍兴戏出名的古寒女士，曾拍了一部“越剧皇后”的影片交给的亚洲影业公司代理；闻名国际的武侠片大导演郭南宏在进入“国语”片圈以前所制作的第一部台语片“台北之夜”，也是交给亚洲影业公司代理的。
代理影片发行这门行业，以影片的种类来分，有“国片”（1949年逃台前祖国制作及后来自行摄制的影片）与“外片”两类。在“国片”一类当中又有“国语片”与“方言片”之分；在外片一类当中，早期只有美国影片一种，也称之为“西片”。后来，除美国影片之外，一度遭的日本影片也在风行一时；再有就是法国片、韩国片以及与外方合作片等，五花八门，名目繁多。
电影这门行业，最主要的是“制片”，一般人称制片为“拍电影”。当初所谓“监制”，实际就是出钱的老板，其实是除了出钱什么都不管，所有的重要任务，真正执行拍片工作的就是“制片”，也称为“制片人”。
早期的中国电影制片公司首推上海的明星影片公司，对外是由张石川、周剑云与郑正秋三位老板合作。其实真正出钱的老板只是张石川一人，所以明星公司出品的影片在片头上第一个出现的就是“监制张石川”。
民营电影制片公司的“监制”是出钱老板的专用。公营电影制片公司出钱的老板是或是政党，所以只好把“上级”列名为“监制”。像党营的“中央电影公司”所拍的影片，在龚弘担任总经理的时代，胡健中是董事长，所以片头上出现的“监制”就是胡健中，实际执行制片的“制片人”是总经理龚弘。省电影制片厂是省的事业单位，上级主管是省的新闻处。当杨樵担任省电影制片厂厂长的时候，“台制”（省电影制片厂）的出品，片头上“监制”的名字就是省新闻处处长周天固。
制片过程所需的电影器材以及，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一切都还有求于外国，就连彩色影片的冲洗也要拿到岛外去。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有一家“大都彩色冲印公司”，算是最早的第一家彩色冲印公司。60年代，作者在拍的第一部彩色新艺综合体大银幕的影片《西贡无战事》，拍完之后，要把底片寄到日本的“东京现像所”去冲印。等到“A拷贝”（A拷贝又称“”，就是从底片印出来的第一个拷贝，外国人称为“A拷贝”；称之为“”）冲印出来之后寄回，经过剪接、配音，然后把完整的A拷贝和声带以及字幕片等，再寄去东京，在“东京现像所”根据剪接后的A拷贝修剪底片，再度印制出B拷贝，也就是可供上映的正式拷贝。再把这个B拷贝寄回，报关缴税，最后送到电影检查处申请检查，申请准映执照。如果电影检查处认为内容不妥，重则禁映，轻则部分修剪。倘遭禁映，那是血本无归。即使修剪，也是“工程”浩大，先要根据检查委员的意见修剪，修剪后再行送检，获得批准后，方能正式上映。如果上映时拷贝不够用想要添加时，每添一个拷贝就得送到电影检查处修剪一次，虽然繁琐而麻烦，可这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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