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城乡规划与管理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焦永利；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城市规划系主任、教授、博导 魏伟
新中国70年沧桑巨变，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国家。众所周知，工业化和城市化是迈向现代化的两大主旋律。工业化方面，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以来，通过构建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并使之逐步具备国际竞争力，中国开始在越来越多的产业领域具备并跑和领跑地位。2019年7月发布的最新《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显示，世界最大的500家企业中有129家来自中国，历史上首次超过美国（121家）。在城市化方面，越来越多中国城市开始进入全球城市体系中的高等级层次。根据全球城市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排名，也就是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网络（GaWC）编制的《世界城市名册2018》，全球共上榜374座城市，其中中国43座，占比达到12%。可以说，70年的工业化城市化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毫无疑问，70年来上海在产业和城市发展方面都是一颗璀璨的明星，在全国的建设、、发展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进入新时代，习总交给上海三项新的重大任务，即增设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区、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将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赋予上海新的历史。伴随三项任务进入全面施工期，意味着上海又了新一轮的发展征程。提出，要实现新的发展辉煌，必须以更高站位、更远视野、更大格局来思考谋划各项工作。上海未来发展既要从“东西两翼”、“南北两端”等维度出发，作大手笔的增量布局，也要立足中心城区的基础条件和优势，实现“中心开花”的存量提升。
因此，上海作为排头兵和先行者，有必要从更具穿透性的视角，用大历史观来审视自身发展，力求实现面向未来的“城市进化”，在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以及全国高质量发展格局中继续发挥龙头作用，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迈向人类城市文明的前列。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同时又承载并推动着人类文明的演进。中华城市文明源远流长，创造出了灿烂辉煌的历史成就。但近代以来，因未能赶上工业的历史潮流，中国以及中国城市界竞争中逐步落后。虽然上海等大都市也曾创造辉煌，产生很大影响，但是按照《未来城市的历史》一书作者·布鲁克（Daniel Brook）的观点，像中国的上海、俄罗斯的、印度的孟买等城市，尽管也实现了一定创新，但其兴起与建设更多的是一种城市的“复制品”。不过，布鲁克也认为，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这些城市有条件实现新的发展，在解决人类城市面临的共性问题的基础上，建设成为对人类进步产生贡献的“未来城市”。
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以来，中国城市的经济发展、基础建设、科技进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2005年，著名城市学家乔尔·科特金在《全球城市史》一书中就提出：“近20年来，在中国现代化政策的带动下，新的中国的城市主义在其母体上再次出现，其中包括这座历史悠久的都城和正在崛起的世界城市上海。随着工业和科技实力的扩展，中国正在从事着世界历史上最雄心勃勃的城市建设活动。结果，尽管尚未居领先地位，但5个世纪以来中国再次成为现代世界城市规划和建设的中心”。同时，他也指出这一进程面对着生态、人类健康、社会稳定等一系列问题，并认为“中国如何面对这些问题将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决定未来几十年内国家繁荣的问题，也将在全球范围内决定未来的城市生活”。
的确，从技术与文明的视角看，全世界范围内都呈现出新的城市范式变迁的可能。今年3月，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先生在博鳌亚洲论坛提出了“新文明城市”的愿景。当前，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已经完成，而我国仍然需要生产出来大量的新城或城市新片区，同时许多存量城区更新。这一进程恰逢新一轮科技产业兴起，而新的科技需要有集成的、完整的应用场景，因此这两方面大势叠加将有可能产生一个大的聚变反应，甚至大概率在中国孕育出现新的“城市”。
从现实进展看，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进入中后期，国内一些“头部”区域纷纷进入了疏解与再集聚并行的区域功能重构期。例如，京津冀协同发展以疏解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部署建设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江浙沪交界区域建设绿色生态一体化示范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中，深圳通过飞地形式实现功能疏解，建设深汕特别合作区。这意味着、上海、深圳等龙头城市都进入了存量、增量并行的新阶段，这些城市开始建设“科学城”和“未来城市”，努力推动城市的更新换代。未来，可以展望“新基础设施+新生活设施+新公共服务+新治理体系=新的城市”，这些实践将给世界城市体系带来重要影响。
总之，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上海面临着历史性机遇：如何从开埠兴起时的“复制品”，真正人类城市进化史上的“原创品”。而要把握这一机遇，就需要我们深入到历史规律的深处去探寻。
回顾城市的起源与发展，自然、制度、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等因素影响巨大、贯穿始终。根据大卫·克里斯蒂安提出的大历史分析框架，演变及人类社会发展有着内在的统一脉络，那就是：在一定的时空节点上，此前时期所积累的各种条件发生“突变效应”和“组合效应”，新的、新的情景“涌现”，历史迈入新的阶段。这一发现的核心就在于，历史跃迁往往是时空积累下的综合因素的结果，发展过程中会有“单点突进”的引领性变化，但归根结底事物是在“整体演进”。与年龄相比，在短短的人类历史中，主导社会阶段跃迁最为关键的因素是“集体知识”的积累与治理能力的提升，这一进程的集中体现就是城市。
按照这一框架，我们尝试提出城市的“三层次”整理演进观，用以分析城市发展的阶段划分及其代际特征，这三个层次分别是：
第一，物质现象层。主要的描摹维度是客观状态，如城市的人口规模、空间规模、主体功能、空间结构、对外联系、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居住形态、公共空间（教、、商业、文化等）等；
第二，能量信息层。贯穿上述现象层面的是能量与信息的传递，这是城市生成发展中的一条运行主线，主要的描摹维度是物质流、信息流、能量流、资金流的汇聚与流动特征。此外，调控能量与信息流动的是或隐或彰的城市认知模型及其蕴含的城市规划管理手段与工具，可视作引导城市能量信息流动的规则；
第三层，思想观念层。在城市现象以及城市的能量、信息流动背后，思想观念是一条潜在的脉络，引导着对理想城市与人居的不懈追求，按照著名城市研究专家梁鹤年先生的划分，这些观念主要包括“观、伦理观、社会观”。
基于这一框架，我们认为只有三个层面都发生阶段性变化，才能认为城市发生迭代，也就是实现了“城市进化”。进而，我们可以运用这一标准对城市进行“分期”和“断代”并提炼阶段性的发展特征。
一、城市起源期。一般认为，阶级与城市是文明起源的两大核心标志，古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古印度、古中国、古爱琴海、古中南美洲、古阿拉伯等七大文明体系各自有着自身的城市起源地且各有特色。其中，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古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古印度、古中国、古爱琴海等五个地区是人类城市的集中起源地，城市开始跃上历史舞台，表现出因文化而集聚的族群特征。古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文明的乌尔城是的人类最早城市，存续时间约为公元前35世纪至公元前22世纪。中国方面，近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良渚古城遗址表明，在这一时期中国也有相应的城市聚落形态。在起源期，城市的雏形开始奠定，人口规模、用地规模超越一般性的村庄聚落，开始从简单聚居功能中分化出管理空间、永久性的神性空间等新的功能，形成围绕中心的空间结构，提供族群的安全防卫，通过种植等方式收集储存能量，城市得以集聚人口，记事法、文字等孕育出现。观念方面，开始从有灵的朴素秩序认知向具备的哲学与教思考进行过渡。
二、第一轮城市繁荣期。在城市起源期的生产力积累与文明发展基础上，第一轮城市繁荣涌现，以欧洲“古典时期”（古希腊、古罗马）的雅典、罗马等城市以及东方中国的春秋战国及秦汉时期都城为代表。在古希腊，开始以结构化的方式组织城市生活，孕育出哲学、自然科学、艺术、制度，构建起家园的雏形。在这一时期，城市规模站上新的数量级，开始出现十万人级的城市，城市的管理、贸易、手工业、教、防卫、文化等功能大大丰富，空间结构开始出现功能分区、复杂网等特征，对外联系的基础设施形成更大网络，所谓“条条大道通罗马”，中国也出现“车同轨、书同文”。水运输对城市发展作用巨大，河流交汇处兴起许多贸易型城市。帝国秩序、等级观念、教影响在城市中形成更为清晰的投影，随着技术的进步、物质财富的积累、体系的加强，城市中出现规模庞大、高耸矗立的、等建筑，成为城市空间的绝对重心。物质流方面，由于帝国体系的建立，集中财富、人才到城市的规模更大，跨区域的产品交换出现，甚至国际贸易开始兴起，如丝绸之网络。信息流方面，由于文字书写体系、文官行政体系的完善，信息传递的规模、频率、深度大大提升。或许正是由于这一点，我们看到人类思想历史上的轴心时代拉开了帷幕。在，以古希腊、古罗马律法、教为代表的经典观念体系开始形成；在东方，中国的春秋战国及秦汉时期正是诸子百家不断争鸣的时期，奠定了中国经典观念的完整体系。
三、第二轮城市繁荣期。这一时期，以中古时期的亚洲城市，特别是中华王朝都城为代表，如唐长安、宋汴梁（开封）、元大都、明南京及明清等。中世纪时期也出现一些代表性城市，但对比东方大城市而言相对逊色。在这一时期，农耕文明形态下的物质、能量收集达到顶峰，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开始出现数十万乃至百万级人口大城市。虽然天文、历法、农业技术等都在不断进步，但是城市的管理、贸易、手工业、教、防卫、文化等基本功能，城市与外部的物质流、信息流并无太多本质变化。最为关键的是，伴随着一整套制度的强化，中华文明的观念体系趋于固化，由转为封闭，与世界的信息交换、思想交流陷于停滞，转而对物质层面的发展造成了影响深远的反作用。
四、第三轮城市繁荣时期。随着文艺复兴运动、教运动、启蒙运动等大的观念的发展，对城市产生性影响的工业发生了。工业城市兴起，以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家的典型城市为代表，工业生产型城市出现，并随之孕育出了成熟广泛的产业配套体系。随着大航海时代以来的全球市场扩大，出现了港口城市、资源型城市等功能分化。这套新的发展体系支撑起了大规模就业，全人类的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城市规模大大扩张，开始出现数百万乃至上千万人口的城市、城市连绵带。人类对大自然的能量收集与利用出现了惊人的扩张，物质的流动、能量的流动、信息的流动都发生本质的变化。同时，这一轮变革也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城市病，如工人居住状况恶化、传染病、社会公平问题等。进而，欧文、傅里叶等设想未来理想世界与理想城市模型的思想家也大量涌现，在城市领域，伴随着霍华德田园城市理论的提出并开展实践，近现代城市规划了历史舞台，开始出现城乡统筹、功能分区、容积率管制、光照要求、健康住房等管理手段与工具。此后，随着电力发生，城市化进一步加速，城市功能分工进一步深化，交通半径持续扩大，城市群开始涌现。电力的普及、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允许分工的范围更大、程度更深，因而资源调配型的、总部型的、甚至金融型城市发展加速。在此进程中，一批理想城市的设想出现了，比如柯布西耶提出的明日城市、赖特提出的广亩城市、索里亚·玛塔提出的带形城市、加尼埃提出的工业城市等。在此时期，主流的观念是现代主义，是、效率、科学乐观主义，城市领域对应的就是1933年的《雅典宪章》，集中反映了“现代建筑学派”的观点。但是，在这样的时代下却也出现了两次世界大战的人类，带来了“观念的迷茫”，后现代泛起。
五、信息化大都市繁荣期。二战以后，现代城市日新月异，信息逐渐成为主角。在这个时期人类整体进入了城市时代，2011年，全球超过50%的人居住在城市当中。在此阶段，全球城市体系愈加完备，若干全球城市成为影响人类发展的重要空间节点。同时，也出现城市无序蔓延、能源危机、交通拥堵等一系列的新问题，这些问题表明城市规模的极大扩张使得“人类世”的影响突出，人类的城市化状态开始从整体上冲击地球容量，引发危机的反思。这一时期又出现了一批理想城市的模型与理论，如1970年代出现对《雅典宪章》进行反思的《马丘比丘宪章》，针对城市问题涌现精明增长、新城市主义、生态城市、可持续发展、参与、式规划等理论。
六、迈向未来的智能城市期。通过历史回溯可以发现，观念变革、科技产业新变化会给城市带来突变的机遇，但同时也会带来对原有体系的冲击，出现一些当时条件下的“城市病”，针对这些病症，一些有识之士看到变化、预判未来、谋划应对，提出一些新的理想城市模型。当前，以人工智能、物联网、量子计算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产业呼啸而来，叠加上以人为本、生态文明、智能社会等一系列新观念、新，将会给城市带来哪些方面的变化呢？我们认为，未来城市应当是“人、生态、文化、科技”的多位一体、系统提升、整体演进。“人”是未来城市的出发点和归宿，“以人为本”的人居是未来城市的根本追求。人类经历了工业时代的“异化”，能否回归或跃升到“全面发展”的境界，这一点至关重要；同时，“生态”与“文化”也将成为发扬中国传统思想精髓与未来永续发展的两个支点，成为中华民族丰富的“文化、生态基因库”赋予未来城市的强大动力；“科技”是创新的源泉，也是保持旺盛生命力和文明变革的唯一途径，科技在以“聚居”为本质特征的城市中的应用，才可体现其文明的价值。在这方面，中国已经站在迈向未来城市的世界级起跑线上，我们的深度城镇化和新一轮科技产业相结合将带来巨大的想象空间，为新的科技、新的治理体系提供集成、完整的应用场景，激发城市的“进化”。
第一，律。城市的功能本质是“神圣、安全、繁荣”（科特金语）。思想观念、能量信息基本模式是城市的“基因”，其物理形态是“形体”与“容器”。城市由文化基因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建构物质（类似蛋白质）与技术进行、组合，进而呈现为物质状态。
第二，突变律。城市是创新之地、机遇之地，寻求“空间接触机会”是“城市人”在城市中、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是城市得以演进的内在动力。若现象层面的城市容器无法更好地满足能量、信息的变动趋势与需求，不能满足先进观念的变革需求，就会出现对容器的变革驱动动力。进而，由有识之士综合各方面约束条件进行创新，提供理想城市的迭代方案。因此，能量、信息传递方式的变迁，人类社会的观念革新以及相应的科技手段、产业特点的变化，可以看做是城市进化中的“突变”因素。特别是，某些在实验室蛰伏了多年的技术可能一夜之间浮出水面，改变我们的生活，改变城市的运行状态。
第三，滞后律。包括时空两个方面。时间上表现为从科技到应用的滞后。科技的变革往往最先运用于具体的产业领域，此后随着组合应用图景的完善，城市方能出现整体进化。如同在产品领域，分别有了触控屏、陀螺仪、芯片，但不一定马上出现智能手机，而是到了一定时期才组合发明。另一方面是空间上的次序推进，大多数城市相对于前沿引领者而言存在滞后。历史并非表现为“齐步走”，城市的发展尤其如此，总会有一些先行者能够发挥变革的勇气，率先集成各方面进展实践城市新模型，从而对其他城市产生带动。例如，历史上的罗马、长安、巴黎、伦敦等名城。其中，巴黎最为典型，巴黎在17世纪被称为“终极的欧洲之都”，其物质空间及风尚曾引领了远至俄罗斯的广大区域。到了19世纪，“法国的城市规划、布局和建筑影响力了维也纳、特区、布宜诺斯艾利斯和汉诺威的城市建设者”。（乔尔·科特金著《全球城市史》第125页）
第四，积累律。随着时间发展，城市包含的集体知识越来越多，以积累为主流，同时也剔除不合时宜的因素，追求创新的涌现，不断从量变到质变。如，城市孕育了古希腊、古罗马的（哲学、逻辑、数学、几何、物理、天文、地理等现代科学的前身）、秩序（罗马法），中国城市也成为中华传统文明的集成之地。直到今天，城市依然是科学技术创新的生发之地。
第五，整体律。引领性的技术突变往往成为新阶段的“长板”，这些长板需要等待短板的提升，才能实现整体跃迁。其中，短板往往在于治理能力、思想认知。当然，也不排除在一定时期，思想、治理发生跃迁，构建新的治理体系和能力，进而带动城市进入新的“”周期。
当前，城市进化的“突变律”正在率先发挥作用，人工智能、大数据、5G、物联网等技术正在为新经济新产业、自动驾驶、新型基础设施、城市新型治理体系赋能，对城市的能量、信息、物质流动的基本模式及其空间形态产生深刻影响。
显然，这些先导性技术创新为“未来城市”打开了想象之门，那些具有雄心与远见的城市应当让“滞后律”发挥作用的时间尽量缩短，推动“整体律”加速变为现实。在前瞻判断技术进步的基础上，未雨绸缪、提前谋划应对新技术将会带来的各类新挑战（就业冲击、科技伦理、社会分化等）的方案，通过规划、建设与治理能力的提升，让这些新技术、新设快形成新的“组合效应”。这是中国的机遇、城市的机遇，也是上海的最大机遇。
党的以来，以习同志为核心的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时隔37年后召开了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了城市工作的重要地位。习总作出了一系列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讲话，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体系完整、重点突出、指导性强的城市工作纲领性框架思。例如，提出举足轻重论，对城市工作在新时代进行、再定位；提出人民中心论，以此作为做好城市工作的出发点和根本标尺；提出尊重规律论，以之作为做好城市工作的首要前提；提出规划引领论，明确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提出生态优先论，要求把城市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家园；提出精细管理论，为城市高效运行提供保障。这些部署逐步形成了“城市中国”新时代的城市治理思想体系，包括上海在内的各地通过将这些引领性观念落实为城市运行的“操作系统”，将有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对于上海而言，要继续走在全国最前列，必须站在人类“城市文明”的格局和视野审视自身历史方位、谋划未来发展蓝图，积极推动新思想的深化落地，让“律”发挥作用，思考首创性、集成性、引领性措施如何持续涌现；思考如何提升源头创新能力，从向世界输出产品、资金到供给技术、知识、文化思想；思考如何系统借鉴国内外前沿理论，如场景理论、3T理论、精明增长理论、城市合约理论等，前瞻思考新技术条件下的区域分工、空间形态、风貌特征、基础设施等重点内容，做好战略性留白，推进城市体检的机制化。最终，将上述内容统一于构建面向未来的城市治理“操作系统”。
在这方面，浦东的开发历程已经产生了很好的经验。浦东开发的早期开拓者和领导者赵启正同志曾撰文提出，浦东开发最重要的收获应包括制度创新和管理在内的一系列“软”。他认为，各经济特区、新区依照中央赋予的特殊政策，大胆实践创新，率先进行，与世界经济更密切的融合，取得初始的宝贵经验，包括运作方法、法规和政策调整、人才制度等。可见，贯彻国家战略、结合地方特点搭建制度政策、思想文化的“操作系统”，不仅会对地方发展产生巨大促进作用，还将对全国乃至世界产生巨大的示范引领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软”也是“硬实力”，“软”就是“硬实力”！
通过梳理历史进程可知，能量、信息和物质流动是城市进化中非常关键的枢纽性环节，往往成为城市发展中的突变所在，从而带动整个城市实现“空间变形”。城市能否成为能量信息的“聚变场”和“放大器”，始终是城市的核心功能之一。近年来，以通讯技术的发展为例，从2G、3G、4G到5G，给信息流动、空间结构重组、城市功能变迁、公共管理、市民生活、交通方式等场景都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在5G时代，可以预期无人驾驶、物联网等进展又将促使城市实现新一轮空间变形。
在这方面，上海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并且布局了先手棋，人工智能、大数据、芯片、生物医药等新经济新产业蓬勃发育，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应用等重量级应用场景与试验平台不断涌现。未来，上海要全力打造对内对外的枢纽节点，全面提升全球资源要素配置能力，加快跨国总部和功能性机构集聚，促进资源要素高度集聚、高速流动、高效配置，仍需继续强化信息能量物质流方面的枢纽功能并顺势迭代升级。必须加快形成以长三角为基础、联通世界的科创圈，突破一批前沿关键技术，建设全球创新高地；必须继续建设世界一流的“五港”（海港、空港、信息港、服务港、文化港），特别是要建设新型信息港，汇聚多源头、多领域大数据，更多关注科学与行业的“隐性信息与知识”；必须继续瞄准集成电、新型显示、大数据、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未来产业和重点领域，构筑新的实体经济竞争优势；必须加快推进5G等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并持续系统化应用场景，加深对城市各领域运行的数据深度与密度，增强城市功能反应的敏捷度；必须引进培育世界级的文化艺术场所及活动，聚集大科学家、大艺术家、大思想家，让文化艺术的信息能量流与科技创新的信息能量流相互碰撞，激荡出更具想象力的创新活力。
最终，推动“枢纽”功能实现更新换代。此前全球城市的枢纽功能更多表现为吞吐货物贸易品、吞吐财政金融资源等，未来则需更多吞吐知识产权、高端软件、工程技术、文化艺术、时尚品味、时代先声等具备更高“信息能量密度”的产品。
如前所述，当前正处于新一轮科技产业孕育新一代智能城市的历史机遇期，世界范围内已经呈现出城市范式变迁的潜力。同时，城市进化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需要“人工智能”，更需要“群体智能”，其中十分关键的环节在于提供那些无法被单个企业的决策所内化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当前，面对智能社会到来之际的城市“突变”前景，上海有条件发挥优势和综合实力优势，通过党的领导、管理、市场主体、社会融合形成发展合力，促进各类新型基础设速形成完整体系，激发新的组合效应和增值效益，更好对抗债务等各种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迈向具备原创性特征的未来城市。
当前，临港自贸区新片区和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是上海发挥对内对外“两个扇面”枢纽作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新的战略性平台。其中，新片区要全力建设更具国际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有效促进全球商品、资本、人才和信息等资源要素高度集聚、高效配置。示范区要努力建设成为新高地、生态价值新高地、创新经济新高地、人居品质新高地。同时虹桥商务区也将在进口博览会的支撑下发挥更为重要的国际枢纽作用。我们认为，上海有条件在这些重要战略新空间的规划建设以及重点中心城区的存量更新中，推动城市进化试验，实现城市的“空间轮耕”。
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用建设未来城市的整合思维推动系统升级，整合国内外城市、产业、科技、人文等领域的前沿经验，积极对标借鉴雄安新区、谷歌SidewalkToronto等国内外前沿实践，通过新的组合效应创造城市新价值，为中国乃至全球的城市迭代探索径、作出示范。在建设过程中，应着重激发“新基础设施+新生活设施+新公共服务+新治理体系”的组合效应，通过立体化、智能化、精细化、创意化开发，为新技术的应用提供“集成场”，用系统的顶层设计，为未来建设实施的所需的巨大投资提供稳定预期，用未来的“体系增值”实现当下的融资增信。同步建设数字孪生城市，虚拟云端城市与现实物理城市相互镜像，通过多类型传感器做到全面、优化城市资产管理，通过虚拟现实等技术实现与市民、企业的全景互动，构建基于大数据的并行审批体系，构建适应“变形城市”的规划革新能力，提升城市生成、运行、演变的效率和效益。
历史的潮流滚滚向前，城市就像于历史大潮中的一类独特的生命，在长远的岁月中持续进化。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未离我们如此之近，上海作为全国排头兵和创新发展先行者，承担着光荣而艰巨的历史。在这样的重要时刻，更需沉下心来，以更高站位、更远视野、更大格局来思考谋划未来发展，站在人类城市文明的视野回望历史，把握规律，用奋进和举措推动城市的迭代进化，积极创造世界城市文明史上的中国“原创品”，为人类的未来城市奉献更多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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