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岁的历史学家孙隆基出现在宾馆咖啡厅时，看上去老了不少，走很慢，面容疲惫，没了两年前那股精气神。这种状态的变化，可能与年龄以及生活中发生的变故有关，可能是因为过紧的行程安排，但或许更可能是他把全副身心都倾注到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鸿篇巨制的《
已经出到第二卷的《新世界史》，原计划是写三卷，但孙隆基承认，随着写作的进展，现在他自己也不知道要写到何时才会终结，按目前的计划，至少还要写两卷。这部大作，几乎重构了近一万年的世界历史，需要调度海量的史料，理清太多错综复杂的脉络。这通常是像“世界史”、“剑桥世界史”一样，需要调动十几乃至几十位世界范围内的一流学者分工合作的大工程。难以想象，这项工作可以由七十出头的老人以一己之力完成。在孙隆基之前，华人学者也从未做过这样的尝试。一位熟悉他的出版编辑告诉记者，对严谨的孙隆基来说，这项工作进行得很不轻松，但“他有一个动力一直做下去，他希望把这件事做完”。
大概是埋头书堆太长时间，脑中时刻盘旋着宏大的历史变迁，孙隆基在其他时间显得有些不在状态。接受专访时思维跳跃，时常会甩开问题，顺着自己的思说下去，不少问题都被轻轻带了过去。但这种略显凌乱的状态完全没有出现在已经出版的《新世界史》第一、第二卷中。尽管对于世界史基础薄弱的普者而言，其中海量的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让人眼花缭乱，但真正的世界史爱好者却对此书评价很高，在豆瓣读书上，第一卷的评分达8.2，第二卷更是高达9.1。
“目前，该是将历史性质的理解通盘翻转的时候了。”雄心勃勃的孙隆基在前言中写道。这种通盘翻转，很大程度来自他对“边缘地带”的重新发掘。他着力重写了欧亚大草原、中亚、伊朗、印度以及非洲的历史。在他看来，它们同样是数万年世界历史汹涌澎湃的动力源，重要性甚至超过欧洲和东亚，却长期被以希腊、罗马为中心的欧洲史观，以及以古代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史观所遮蔽。
比如，在写“波希战争”时，孙隆基抛弃了传统的希腊立场，而是尝试站在波斯帝国的视角去看待这场战争，一改波斯成为希腊“半影部”的状况。他也试图突破陈腐的“四大文明古国”世界史开端说，指出游牧并不是次于农耕的低级阶段，两者的平行发展构成了两河与尼罗河文明的连扣。在对中国史前文化的讲述中，孙隆基则指出，“中原中心主义”一直是考古学界的主流，这影响了人们对中国文明起源的判定。很大程度上，这些以和否定为开端的书写，构成了这部《新世界史》之“新”。
“古代帝国链受到草原带的冲击而，乃世界古代史终结的一把统一量尺”、“匈奴乃古代世界的殡葬师”等一系列颇具冲击力的结论，皆由此而来。孙隆基甚至还预告了自己将在第三卷集中描绘“欧亚大草原的历史拓扑学”，不仅阐述欧亚大草原与南方文明带的互动，更要“界史的写作中首次探讨北方寒带林木地带与欧亚大草原的历史生态学”。
虽然《新世界史》没有摒弃时间轴，但也用“大事年表”式的方法来串起浩如烟海的世界历史。他的方法是，周公解梦 死人复活“时间轴加主题”。至于具体编排，他说“主要是依靠灵感”。比如，在第二卷中，他把原始佛教与古以色列双双向普世救主型教的放在《与弥赛亚》一章中讲述，探讨了欧亚两端汇通之后在层面上出现的变化。对非洲、拜占庭和印度历史，他也跳出了时间轴的，单辟专章讲述。
2015年末出版的《新世界史》第一卷里，孙隆基完成了从地球形成到罗马帝国建立的长途跋涉。2017年出版的第二卷，他的叙述从秦汉、罗马、安息、贵霜四大帝国开始，直至10世纪的印度。接下来的第三卷，他说自己“希望写到近代为止，但目前看来可能装不下”。
这项宏大而持久的写作，开始于孙隆基70岁之后，但其计划却已经酝酿了十多年，底本是他在中国和美国的高校为讲课准备的讲义。在美国讲授世界史时，他发现，直到上世纪80年代之前，学校里只教授“西洋史”。那以后，西洋史被冠以“世界史”之名，实际内容却没有多大变化，“基本上是挂羊头、卖狗肉”。在他看来，“中心主义”弥漫于当时的美国学界，但对“中心主义”的也同样是从美国开始的。到了，他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历史系变得非历史化了”，老师们慢慢甩掉了时间轴，只借用几个“主题”来谈历史，以便于和外语系、传媒系的学生挂钩。也有些老师，只是照着40多年前的教科书逐行朗读，实际上对世界史并不熟悉。孙隆基希望能有一部真正令他“能完成任务的”世界史讲义。
这部最初带着教材性质的《新世界史》，也涉及到诸多模糊不清、尚存争议的问题。比如，孙隆基沿袭史学界的一般看法，认为存在于公元1～4世纪的贵霜王朝为大月氏人建立，并引用了《后汉书》的说法。但关于贵霜人的族属，近年来受到了考古学界的挑战。有考古学家指出，贵霜时期的出土文物体现着明显的塞人文化特性，同时，当地贵族墓也并没有发现大月氏留下的痕迹。因而，他们认为，贵霜王朝应为塞人建立。在《中国文明起源的一些问题》一章中，孙隆基指出中国史前考古中存在“中原中心主义”，即以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作为“中央时区”，其他遗址由此被判为“仰韶同期”、“龙山时代”的“卫星”。事实上，近年来的中国考古学界对“中原中心主义”已有颇多反思，近来的研究已经对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影响范围和时间做了更为细致的区分。同时，随着史前考古的深入，越来越多的文化类型已经被确立，这些都在客观上消减了仰韶与龙山的“中央时区”属性。当然，要将最新的专业研究实时反映在一部综合性的通史里，也不太可能。
这个冬天来到上海，孙隆基的行程依然忙碌，其中包括接受数家的采访，以及两场公开：一场是在上海师范大学，以“罗马帝国晚期的多瑙集团”为主题；另一场则在季风书园，主题是“丝绸之”。
熟悉孙隆基的人都会提及他写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当年，这本书尚未公开出版便已一纸风行，成为当时“文化热”的必读书之一。如今的孙隆基虽然并没有悔其少作，但言谈之间还是能感觉到，这部成名作在他心目中早已不占重要。“这是我很早写的了，也不是学术书，还是多谈谈《新世界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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