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印首先解释“为什么要用世界史的视角研究清朝国家”这一问题。他指出，中国的大学设有“世界史”专业，而美国大学却不曾设置。究其原因，国外大学历史系实际上就是世界史系，他们的历史研究实际上都是从世界史视角出发的。
接着，他回顾了欧美学者的中国史研究历程。二战以前，欧美学者所谈的世界史实际上是欧洲史，其历史研究以为中心，亚洲、非洲等地区则被当作人扩张、殖民的场所，构成所谓“白种人的负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亚非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欧美学者的原有理论受到冲击，但中心主义的实质未变。
李怀印教授以“现代化理论”为例，该理论认为所有国家的历史都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和国家的历史。最有代表性的学者是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费正清提出了“冲击——反应”理论来解释中国近现代史，即的影响主导近代中国历史，对中国社会、经济等各个方面形成冲击，而中国的近代变革只是一个回应的过程。除此之外，还有少数学者用“帝国主义理论”来解释中国近现代史，强调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性作用。李怀印强调，这两种理论均突破了民族国家的范围，都是从跨国的角度观察中国近现代史，而没有局限于中国。
二十世纪八十年以后，柯文出版专著《在中国发现历史》，提出“中国中心论”，即从中国内部观察中国近现代史。这种观点产生很大影响，学者们纷纷将研究范围集中在中国的一个省、一个县甚至更小的地域范围，研究主题则集中在族、村社、县政之类较为细小的方面。李怀印认为，这种观点使欧美学者在研究中国史时抛却了世界史的视角，仅从中国内部观察中国，其历史研究也局限于小范围、小问题，存在所谓“碎片化”现象，一如中国史学界近来的趋势，很少有人再去研究宏观的议题。
近十年以来，国外尤其美国的历史研究又发生新的变化，很多学者重新使用世界史或者跨国史的视野来观察中国近现代史，并开始关注宏观议题。李怀印认为，这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有关，而且这种变化趋势以后会成为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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