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自1936年12月25日护送蒋介石回南京后，很快便失去，直到1990年才获得“解放”，前后达半个世纪之久。蒋介石幽禁张学良的借口是让其读书、，失去的张学良除了读书、垂钓、种菜、养花之外，也的确无其他事可做。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张学良都读过什么书，非常值得深入研究。因为通过研究张学良的阅读史，有助于了解其思想、行动乃至个人气质的前后变化。
目前学术界对张学良被幽禁期间的读书情况，虽有一些研究，但有份量的不多。最初涉及这一问题的，多是一些曾经负责张学良的军统的回忆文字。1980年，曾经负责张学良的邱秀虎在一篇文章中提及张学良被幽禁期间的读书情况。[1]1982年，卓建安在一篇文章中说，1941年春他到修文传达对张学良严加命令时发现，“张专心研究《明史》，据说写了大量笔记，摘记了不少卡片。有时与人闲谈，颇有创见。丁斯煌[2]对我说，张每月向蒋介石写一份研读《明史》的，需用什么，就写信向宋美龄要。”[3]几乎同时，曾经负责张学良的张严佛在一篇文章中也写道，当时“蒋介石吩咐戴笠替张学良搜集了不少书籍，其中大部分是线装书，供张学良阅读，也订有《大公报》、《中央日报》和经过审查的外国画报等等，只是不准看马列主义进步书籍和当时的《新华日报》。”[4]这些回忆文章后来被多次转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于是，张学良在被幽禁期间主要研究明史，几乎成为。[5]
1993年，学者黄文兴在《从藏书题款看张学良幽禁期间的读书生活——兼记张学良捐赠藏书东海大学图书馆》（以下简称“黄文”）一文中謄录了张学良给东海大学赠书中有藏书题款的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张学良在幽禁时期的读书生活。文章最有价值的部分是除讨论张学良的明史研究外，还披露了刘乙光曾代张学良购买一批马列经典著作、张学良曾亲自用钢笔书写一篇《鲁迅先生研究纲领》二事。[6]由于张学良档案当时尚未公开，所以无法就张学良当时读什么书、怎么读、有什么收获等问题做进一步的研究。
1994年，《春秋》第4期以《张学良在幽禁期间读的书籍》为名摘要介绍了“黄文”的主要内容，引起史学界的注意。1998年洪波在《张学良将军在贵州的幽禁生活》一文中利用“黄文”披露的内容，讨论了张学良在贵州幽禁期间研究鲁迅、阅读马列主义著作和研究明史的情况。[7] 1999年，熊仁在《张学良幽禁贵州期间的心探析》一文中再次利用“黄文”披露的资料，考察了张学良幽禁贵州期间的心历程[8]。但二文在资料的使用上未能超出“黄文”的范围。
2004年，窦应泰在收到美国朋友寄来的张学良抄写的5张读书卡片复印件后，误以为是 “狱中日记”，并以此为基础撰写了《张学良在贵州研究过——从狱中日记看张学良的》一文。[9]文章披露的几张卡片复印件非常珍贵，可惜全文史料略显单薄。
相比较而言，曾经帮助张学良做史的张之宇在这方面最有条件做深入研究。但因受某种观念的制约，面对丰富的史料，她往往只是提出问题，或点到为止，不能或不愿追问下去。因此在相关论著中，她除引用了窦应泰使用过的5张卡片内容外，只是简略地提到，张学良在贵州期间曾“颇为用心地研究、”[10]，未做进一步展开。
笔者2009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学期间，曾有机会全面查阅收藏于该校珍本和手稿图书馆（Rare Book & Manu Library）的张学良档案。现根据其中的张学良藏书目录、日记、读书笔记和读书卡片，对其被幽禁期间的读书情况做一考察。因受篇幅，本文所论，时段上以其被幽禁期间（1937年1月到1946年11月）为限，内容上以张学良研读的马列主义理论著作为主。除非为了方便论述，一般不超出这一范围。
大凡长期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都有一个基本素养：浏览一个人的藏书目录，能大致判断出其专业背景；泛览借阅书目，能大致推测出其最近研究的课题。如果一个人的藏书目录与其身份反差太大，往往会让人感到困惑。2009年9月16日，当笔者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查阅张学良档案时，看到其藏书目录后，便不禁一愣：为何有如此多的“红色”书籍？
查张学良档案中收藏有四种书目：（1）由张学良写在一张从1938年袖珍日记本上撕下来的纸上，图书32种，夹在该年日记中。（2）记在一个黑色封面的32开笔记本上，登录图书683种，即笔者首次看到的藏书目录。全部图书除个别书名后的括弧内注明著外，大多无著及版本信息。从字迹上看，主体部分既非出自张学良之手，亦非出自赵一荻之手，很有可能出自于凤至之手。如果这个估计不错的线日之前。因为于凤至于此时因患乳腺癌离开贵州，经赴美治疗，以后再没回来。[11]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是张学良和赵一荻后来加上去的。（3）樟木铁箱线种，由赵一荻记录在一个黑色封面的笔记本上，时间为1975年。（4）1993年张学良捐给东海大学的“赠书清册”，登录图书3973册（另有三箱待点）。“赠书清册”有详细的编号、著、书名、版本、来源及去向。因“赠书清册”中有许多是张学良到后收藏的图书，教书籍占了相当的份量，现在我们以张学良的藏书目录（即第二种）为基础，结合“赠书清册”，来讨论一下张学良在期间的藏书情况。
张学良的藏书目录将683种图书按照英文字母排列，分为12大类。其中“哲学”、“三义”、“社会科学”、“应用技术”、“文艺”、“史地”和“军事”又分为若干小目。具体分类情况及各类图书统计如下：
如果删除倾向不明显的“目录索引”类、“自然科学”类、“应用技术类”的全部、“辞典”类的大部分和其他各类中的古籍[12]书目，尚余379种。现在将这379种书目的著及版本信息复原。复原时，凡在藏书目录和“赠书清册”中同时出现的图书，我们根据“赠书清册”将每本书的著、版本信息、编号移置过来。凡在藏书目录中出现而在“赠书清册”中未出现的图书[13]，我们根据黄文兴的《从藏书题款看张学良幽禁期间的读书生活——兼记张学良捐赠藏书东海大学图书馆》一文补齐。凡在藏书目录中出现而在“赠书清册”和“黄文”中均未出现的图书，我们根据《总书目》将著及初版信息补齐。凡一本书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版本的，也加以注明。凡藏书目录中没有而“赠书清册”和“黄文”中有的书目，也不再增加。经过整理，结果如下：
“哲学”类留下35种。“中国哲学”11种，其中至少有4种是用唯物史观来解释的，即嵇文甫的《船山哲学》（上海书店1936年5月版，编号159220）和《王学》（上海书店1934年9月初版）、侯外庐的《船山学案》（重庆三友书店1944年4月初版）、杜守素（杜国庠）的《先秦诸子思想》（生活书店1947年6月版，编号159151）。
“唯物哲学”13种，全部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即米汀的《辩证与历史》（沈志远译，上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年4月、7月版，编号159311、159302），列宁的《与经验论》（傅子东译，言行出版社1938年6月版，编号159235），[14]艾思奇的《哲学选辑》（解放社1940年1月版，编号159421）、《大众哲学》（读书出版社1938年3月版，编号159280）、《新哲学论集》（桂林读者书房1939年10月初版），米定、拉里察维基等著的《新哲学大纲》（艾思奇、郑易理译，北平国际文化社1936年8月版，编号159420），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的《教程》（李达、雷仲坚译，上海笔耕堂书店1932年9月初版），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费尔巴哈论》（及版本无法确定），吴理屏编译的《与唯物史观》（上海心弦书社1930年12月初版），项英的《列宁主义研究》（斗争出版社1938年2月初版），勃鲁赛林斯基的《形式逻辑》（沈志远译，生活书店1939年1月初版），潘梓年的《逻辑学与逻辑术》（生活书店1938年5月版，编号159117）。
“哲学家们”6种，其中至少有4种属“红色”书籍，即《列宁传略》和《列宁》（二书著及版本无法确定），曼努意斯基的《恩格斯及其事业》（王唯线），列宁的《马克思及其学说》（王唯线）。
如果加上“辞典”类中沈志远编的《新哲学辞典》（北平笔耕堂1933年9月版，编号159411）和米定•易希金柯编著的《辞典》（平生、执之、用刚、麦园合译，上海生活出版社1939年初版），“历史”类中巴比塞等人的《斯大林及其事业》（王唯线种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书籍。
有学者曾经列举过马列主义哲学著作理论体系在中国的几部著作，其中1949年以前的有4种，即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的《教程》（李达、雷仲坚译）、米定、拉里察维基等著的《新哲学大纲》（艾思奇、郑易理译)、米汀的《辩证与历史》（沈志远译)、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即《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15]这4种著作，竟然全部保存在张学良的藏书中。
“三义”类未予删减，计25种，实际为24种，因“总理言论”目下的《孙中山的思想与学说》（汉口1938年5月初版）一书，系艾思奇等人所著，曾遭。
“社会科学”类留下62种。其中至少有33种是马列经典，或人、左翼人士著译的著作。属于马列经典的有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明华出版社1938年版，编号159281），列宁的《国家与》（版本不详）、《幼稚病》（纪华译，中国出版社1938年1月版，编号159116）、《帝国主义论》（吴清友译，孙冶方校，桂林新知书店1937年6月版，编号159419）、《列宁选集》第8册（即《帝国主义论》）（版本不详），斯大林的《论民族问题》（张仲实译，生活书店1939年3月，编号159293）。
译自苏联的其他社会科学著作有布鲁克等人的《帝国主义论》（钟原昭译，上海公司1937年9月版，编号159304），E.瓦尔加的《现阶段资本主义的研究》（章汉夫、贝叶等译，世界学术社1937年6月初版）,波格达诺夫的《经济科学大纲》（施存统译，大江书铺1929年6月初版），彭巴克的《剥削论》（黄曼如译，中国文化服务社1940年4月初版），科萨列夫的《苏联青年的生活与斗争》（莫师古译，汉口顽强社1938年7月初版），李昂吉叶夫的《经济学讲话》（张仲实译，生活书店1937年3月版，编号159125）。
译自美国的社会科学著作有莫尔甘（今译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上下卷，杨东蒪、张栗原合译，上海昆仑书店1933年10月再版，编号159303、159494），威尔基的《天下一家》（刘尊棋译，重庆中外出版社1943年8月初版），译自的有曼努意夫斯基的《为统一战线月初版），译自英国的有杜德的《世界》（张弼、邵汉、宾符合译，生活书店1940年2月版，编号159264），译自日本的有川上贯一的《通俗资本论读本》（林文译，上海潮锋出版社1937年4月初版）。
中国人自著的有华岗的《社会发展史纲》（生活书店1939年4月初版），夏征农的《现阶段的中国思想运动》（一般书店1937年7月，编号159310），王右铭的《大众资本论》（生活书店1938年7月版，编号159246），孙怀仁的《中国财政之病态及其》（生活书店1937年2月初版），狄超白的《通俗经济学讲线月初版），沈志远的《新经济学大纲》（北平经济学社1938年10月，编号159301），《中国经济的现状与对策》（重庆峨嵋出版社1944年3月初版），沈志远和张编著的《二十年的苏联》（生活书店1937年11月初版），何干之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国文化社1939年3月版，编号159266），翟放的《论政党》（汉口中国出版社1938年7月初版），柳湜的《怎样研究经济学》（生活书店1937年11月版，编号159271），彭迪先的《实用经济学大纲》（生活书店1940年7月初版），王亚南的《中国经济论丛》（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1944年初版），钱亦石的《紧急时期的世界与中国》（生活书店1937年5月初版），周谷城的《中国史》（上海中华书局1940年9月初版），田嘉谷的《国际上两条》（汉口明日出版社1938年3月再版，编号159260）等。
在留下的113种“文艺”类书目中，“文学一般”8种，其中高尔基等著的《给青年作家》（绮雨、靖华等译，生活书店1939年10月初版），《高尔基评传》（著及版本无法确定），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论》（生活书店1939年3月版，编号159424），维诺格拉多夫的《新文学教程》（以群译，读书出版社1942年5月版，编号159417），欧阳山等的《文艺阅读与写作》（重庆学习生活社1943年1月初版），孙伏园的《鲁迅先生二三事》（上海作家书屋1945年11月初版）等6种倾向比较明显。
“美学美术”4种，其中一种为卢那卡尔斯的《美学的基础》（齐明、虞人译，上海世界书局1939年7月初版），一种为苏联康敏（Communist）学院文艺研究所编《科学的艺术论》（适夷译，重庆读书出版社1940年10月初版）。
“文学作品”103种，其中绝大多数是“红色”或带有左翼色彩的书籍。在翻译的文学作品中，以苏联为主，其中又以高尔基的作品最多，包括《草原故事》（巴金译，上海马来亚书店1935年11月初版）、《》（何妨译，中华书局1935年4月初版）、《夏天》（何素文译，商务印书馆1933年9月初版）、《英雄的故事》（华蒂译，上海天马书店1933年11月初版）、《和列宁相处的日子》（罗稷南译，生活书店1938年6月初版）、《三人》（钟石韦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4月初版）、《母》（孙光瑞译，上海书店1929年3月初版）、《燎原》（罗稷南译，生活书店1936年7月初版）、《爱的奴隶》（任钧译，桂林上海公司1942年2月初版）、《我的大学》（版本无法确定）、《苦命人巴威》（洪济译，桂林春草书店1943年6月初版）、《我的旅伴》（程之译，桂林育文出版社1942年12月初版）、《在》（王季愚译，上海读书出版社1936年9月初版）、《没用人的一生》（夏衍译，桂林春草书店1943年10月初版）、《老闆》（适夷译，上海文艺新潮社1940年9月初版）等。这种情况的出现，和当时苏联将高尔基神圣化及国内左翼文学界的跟进有关。[16]
除此之外，著名的“红色”文学作品如A·托尔斯泰的《察里津》[17]（曹靖华译，北门出版社1946年11月版，编号159263）、卡达耶夫的《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曹靖华译，重庆生活书店1940年初版）、富曼诺夫的《夏伯阳》（郭定一译，生活书店1936年9月版，编号159300），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靖华译，生活书店1938年10月版，编号159269）、《荒漠中的城》（金人译，海燕书店1940年5月初版），奥斯托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的》（版本无法确定）、《从暴风雨里所诞生的》（王语今译，重庆读书出版社1943年1月初版），肖洛霍夫（又译邵洛霍甫、梭罗诃夫）的《死敌》（曹靖华译，生活书店1939年10月版，编号159268）、《静静的顿河》（金人译，书局1941年2月版，编号15）、《被开垦的地》（立波译，文学出版社1943年7月版，编号159248），法国巴比塞、库勒拉编的《列宁家书集》（徐懋庸译，生活书店1937年12月，编号159297），曹靖华主编的《鲜红的花》（重庆文林出版社1942年11月初版），瓦希列夫斯卡的《虹》（曹靖华译，中苏文化协会编译委员会1943年10月初版），伊凡·柯鲁包夫的《鼓风炉旁四十年》（曼斯译，中苏文化协会编译委员会1943年11月初版），克雷莫夫的《油船德宾特号》（曹靖华译，重庆读书出版社1941年9月初版）。
苏联短篇小说集有高尔基等著的《二十六个和一个》（陈节等译，生活书店1935年9月初版），拉甫列涅夫等著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曹靖华译，生活书店1939年3月版，编号159234），新中国文艺社编译出版的《高尔基与中国》（1939年8月初版），西维尔加等著的《饥民们的橡树》（秦似、庄寿慈译，桂林文献出版社1942年1月初版），莫什梁克等著的《哈桑湖畔》（礼长林译，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1942年12月初版），曹靖华编的《剥去的面具》（文林出版社1942年版），瓦希列夫斯卡等著的《在乌克兰的草舍中》（林举岱译，桂林文光书店1944年3月初版）。
此外，还有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及版本无法确定），《短篇小说集》（陈节译，生活书店1936年9月初版），梭罗古勃的《》（徐懋庸译，生活书店1936年9月初版）。法国巴尔扎克的《巴尔扎克短篇小说》（蒋怀青选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6月初版），《医生》（黎烈文译，商务印书馆1937年12月初版），司汤达的《司汤达小说集》（李健吾译，生活书店1936年6月初版），福楼拜的《圣安东的》（李健吾译，生活书店1937年1月初版），德莱塞的《和平》（屈轶译，世界书局1939年7月初版），丽洛琳克的《时代》（于熙俭译，生活书店1936年9月初版）等。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方面，以鲁迅的著作最多。除“丛书”类中鲁迅先生纪念编委会编辑的《鲁迅全集》（廿册，鲁迅全集出版社1938年1月版，编号15））外，尚有《且介亭杂文初编》（鲁迅全集出版社1940年10月版，编号159261）、《且介亭杂文二编》（鲁迅全集出版社1940年3版，编号159262）、《且介亭杂文末编》（鲁迅全集出版社1940年10月，编号159294）、《译丛补》（鲁迅全集出版社1939年11月初版）、《呐喊》（版本不详）、《古小说钩沉》（版本不详）。以及何凝（瞿秋白笔名）编的《鲁迅杂感选集》（青光书局1933年版，编号159241）、沙编的《鲁迅杂感集》（版本不详），宋云彬辑的《鲁迅语录》（桂林文化供应社1940年10月初版），沙编的《阿Q》（重庆新生图书文具公司1941年版）。
此外，有邹韬奋的《萍踪寄语》初集（生活书店1937年6月版，编号159265）、二集（生活书店1934年9月初版）、《经历》（生活书店1937年4月初版）、《展望》（著者刊，1938年4月初版），徐迟、穆天木、洪深等译著的《生命的火焰》（桂林集美书店1942年9月印行），王研石的《被日寇囚系半载记》（汉口生活书店，1938年8月初版），万迪鹤的《中国大学生日记》（生活书店1937年4月版），端木蕻良的《大地的海》（生活书店1938年5月版），胡兰畦的《在女牢中》（生活书店1937年4月初版），范长江编著的《西线月初版），萧红的《场》（容光书局1938年1月版，编号159426），郭沫若等著的《孟夏集》（桂林华华书店1942年8月初版），景宋的《鲁迅的创作方法及其他》（重庆读书出版社1942年6月，编号159258），姚雪垠的《红灯笼的故事》（上海大出版公司1940年5月初版），火雪明的《鹅》（上海海风文学社1930年1月初版），欧阳予倩编的《谭嗣同书简》（文化供应社32年1月版），《重逢》（有丁玲和姚雪垠两种版本，无法确定哪一种）。
在留下的71种史学著作中，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著作俯首皆是，有些则为中员或左翼人士所编译。比较明显的如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书局1937年10月版，编号159422），博古翻译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上下册，中国出版社1939年3月版，编号159254、159255），周谷城的《中国通史》（两册，上海书店1939年8月初版），俾百德、巴格力的《美国史》（魏野畴译，商务印书馆1935年5月版，编号159361），《（马恩）论中国》（方乃宜译，汉口中国出版社1938年3月初版），的《红旗下的中国》（赵文华译，上海大众出版社1937年12月初版），西门华的《苏联建国史》，商务印书馆1942年11月版，编号159223），邓初民的《中国社会史教程》（桂林文化供应社1942年6月版，编号159247），M.伊林和M.谢尔加著的《人怎样变成巨人》（什之译，读书出版社1941年4月初版），侯外庐的《中国古典社会史论》（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1943年1月初版），梁纯夫译的《战时的苏联》（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1942年1月版，编号159284），吴泽的《中国历史研究法》（重庆峨嵋出版社1942年9月初版，编号159272），甫的《中国近百年史教程》（桂林文化供应社1940年5月版，编号159251），林楚的《怎样研究历史》（桂林文化供应社1942年1月版，编号159526），翦伯赞的《中国史论集》（重庆文风书局1943年12月，编号159490），《中国史纲》第一、二卷（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和大呼出版公司1944年4月、1946年7月出版，编号159492、159493），韩启农的《中国近代史讲话》（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1945年11月初版），以及郭沫若的《童年时代》（版本不详）、《反正前后》（1929年8月初版）等。
在“军事”类书目中，也有许多“红色”或左翼书籍。比较明显的如焦敏之翻译的《列宁战争论》（重庆读书出版社1940年9月初版），强伯玉的《苏联红军新战术》（上海大众出版社1938年1月初版），嘉洛夫的《苏联红军中的工作》（杨未华译，汉口大众出版社1938年2月版，编号159416），苏联工农红军编的《苏联暂行野战参谋业务令》（陆军大学编译处翻译，重庆军学编译社1941年1月初版），等人的《第八军》（汉口抗战出版社1937年11月初版），《第八军将领抗战回忆录》（怒吼出版社1938年3月初版），和彭德怀编译的《抗敌的游击战术》（长沙抗敌救亡出版社1938年1月初版），任淘的《抗战中的军事动员》（读书生活出版社1938年8月初版），赵康的《民族的游击战》（汉口国民书店1937年10月初版），列宁的《社会主义与战争》（徐冰译，读书生活出版社1940年2月版，编号159242），以及《陕北红军全貎》和《抗日的第八军》（二书作者及版本不详）等。
至于“杂类”的11种图书中，至少有7种是“红色”或偏左的书籍。这些书籍是《救国无罪——七君子事件》（时代文献社1937年版），田嘉谷编著的《抗战教育在陕北》（汉口明日出版社1938年3月初版），胡仲持的《关于的基本知识》（生活书店1937年4月初版），王会叔的《读书的方法与经验》（生活书店1938年1月初版），满力涛的《战时知识青年的与任务》（生活书店1937年9月初版），储沅的《怎样读书与》（纵横出版社1947年5月印），艾思奇的《知识的应用》（读书生活社1936年3月初版）等。
以上诸类合计，“红色”或偏左书籍达180多种。如果从出版社方面来统计，仅生活书店出版的图书就有近60种。
这些书是怎么来的？根据张学良“赠书清册”的注录，其大部分藏书都是别人赠送的。这明显不对。据曾经负责张学良的邱秀虎说：“张将军在溪口时，书房里有三个书架，六尺高，分三层，都摆满了书；大多是哲学书籍，另有很多外国画报和外文。这些书籍画刊，都是他上海住所运来的。我们也给张订了几种，如《申报》、《新闻报》、《时报》和外文的《字林西报》等。……张还经常开书单，趁我们去宁波购买物品时，叫我们替他买。前一段时间，于凤至和赵绮霞轮流来时也给他带些书刊来。凡是给他的书报，多是由军统局转寄来的。”[18]也就是说，张学良的藏书，有些是别人赠送的，有些则是自己花钱买的。这从其日记中也可以看出来。如1937年4月16日他在日记中写道：“邵力子先生送来《王船山集》一部。”[19]同年10月30日在日记中又写道：“家中送来衣服水果，并有徐永昌送的书等。”[20]徐永昌送的什么书未说明。11月14日在日记中写道：“函E向交通部上海无线要游击战术书。”[21]E是赵一荻，日记中写明是要不是买，看来不准备付费。11月24日在江西萍乡，张学良曾接受大成图书馆所赠“小书四册”。[22]1944年3月20日他在日记中又写道：“王公简送来木版《明史纪事本末》一部。”[23]同一天在大字本日记中写道：“王公简送来木版《明史纪事本末》一部，因郑锡麟同他讲的，我要大字明史故。”[24]看来也是赠的。
不过张学良也喜欢买书，有时自己买，有时托人买。如1937年3月2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发南京军用图书社函购书”[25]。同年11月2日在日记中写道：“收到E寄来无线日在日记中又写道：“致E函要小说。”[27]向赵一荻要书，估计只能自己付费了。12月5日张学良在日记中写道：“童连长[28]由长沙返，托买之书、药等带来。”[29]托买什么书没说。1938年4月17日他在日记中又写道：“早八点由湘潭起身，约十点许抵长沙，入市购物购书。”[30] 1942年7月26日，刘乙光从贵阳为张学良买到一部二手的《鲁迅全集》，这让其喜不自胜，除在袖珍日记中写道：“老刘由贵阳返，给我买来一部《鲁迅全集》。余喜甚。”[31]同时还在大字本日记中写道：“老刘从贵阳回来，给我带回来《鲁迅全集》，这是我两年来所梦想的东西，到底到手了。那是多们［么］高兴哪！虽然是二千五百元的重大代价，可是我能从牠［它］那里吸收到的也不会少。书虽然是旧货，可是给我看的是书里头的东西，新旧又有什末［么］关系哪！不过是我一想这部书的原先的主人为什末［么］牠［它］哪？不喜欢牠［它］抛弃了，还是为了吃饭用牠［它］换法币哪？大半是为了后一问题，他为了肚子饿了卖牠［它］，我也是为了上缺乏来买牠［它］呀。”[32]看来张学良对鲁迅的东西是喜欢。
此外，有时赵一荻或其他人还给张学良送来一些、书籍等，未说是赠是买。如1940年5月6日张学良在日记中写道：“Edith来信两封，附衣袜及珣、玗等信并什[杂]志书物等。”[33]9月25日在日记中又写道：“带来棉衣什[杂］志、鱼具等等，系由朱秀峰经手的。”[34]1940年1月11日在日记中写道：“由贵阳回来人，带来些许刊物，内有《》、《时与潮》。”[35]5月6日，他在日记中又写道：“Edith来信两封，附……数本。”[36]在保存至今的卡片中，部分就是从这些上下来的。
张学良是如何得到这些“红色”书籍的？根据黄文兴的《从藏书题款看张学良幽禁期间的读书生活——兼记张学良捐赠藏书东海大学图书馆》一文，可以知道，夏征农的《现阶段的中国思想运动》系1937年12月24日经长沙时所购；曼努意斯基的《恩格斯及其事业》（王唯真译）、列宁的《马克思及其学说》（王唯真译）和《幼稚病》（纪华译）、《马恩论中国》（方乃宜译），巴比塞、库勒拉辑的《列宁家书集》（徐懋庸译）、嘉洛夫的《苏联红军中的工作》（杨未华译）系1938年4月17日经长沙时所购。列宁的《与经验论》（傅子东译）、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起源》、柳湜的《怎样研究经济学》、李昂吉叶夫的《经济学讲线日由刘乙光代购于湖南沅陵。沈志远的《新经济学大纲》于同年9月19日由刘乙光代购于沅陵。何干之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斯大林的《论民族问题》（张仲实译）、米汀的《辩证与历史》（沈志远译）分别于1939年5月4日、6月15日、9月18日购于修文。周宪文主编的《经济学辞典》于1940年1月19日由老表代购于长沙，艾思奇的《哲学选辑》于同年3月19日由他人代购于重庆，杜德的《世界》（张弼、邵汉、宾符合译）于同年5月17日购于修文。嵇文甫的《船山哲学》1941年9月13日购于灵山养病时。邓初民的《中国社会史教程》、景宋的《鲁迅的创作方法及其它》1943年1月17日购于刘衙，吴泽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同年4月28日购于刘衙。列宁的《社会主义与战争》（徐冰译）、林楚的《怎样研究历史》、翦伯赞的《中国史纲》第1卷分别于1944年1月24日、2月22日、7月12日购于刘衙。米定、拉里察维基等著的《新哲学大纲》（艾思奇、郑易里译）、《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博古译）只写了阅读时间，而未写购买的时间与地点。
张学良之所以收藏如此众多的马列经典或带有左翼色彩的书籍，与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的广泛有关，[37]与抗战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的管理放松也有一定关系，更与张学良对救国道的探索密不可分。[38]
当然，藏书是一回事，读书是另一回事。有些人藏书甚富而从不读书。从其日记和读书笔记、读书卡片看，张学良不是这样的人。
张学良不仅喜欢读书，而且不错。早在1936年4月30日，他就在一则名为《读梁任公著作》的笔记中写道：“我看了《饮冰室集》、《梁任公近著》内的散篇，我不敢说一句不好，但是总觉得牠[它]有点不大舒服处。”同一时期他在另一则读书笔记中写道：“任公硕见，实有高出于过去的中国士大夫处，但惜乎仍不能跳出孔老的巢[窠]臼，真如鲁迅所说的那样：旧日害人之深也。读任公的著作使我联想到谭嗣同，此公如不早死，一定也有珍贵遗产给后人。因——更使我痛恨思想界的！”由此看来，他喜欢读的是具有现代意识的书籍，而非古圣先贤之书。他甚至在一则名为《读“圣”“贤”书如吞砒霜》的笔记中写道：“颜习斋拿读书比如吞砒（见《朱子语类评》），他并不说读什末[么]书全都是砒霜。他受读书之害，那是想做圣贤之书，也就是那些圣贤之言作了祟。所以鲁迅教人少书。中国的书多是僵尸的乐观（见《青年必读书》）。他们的主要意思，全是教你读点有用之书，并切[且]教你在实践上用功夫。”看来，张学良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比较认同鲁迅的做法。
遭到幽禁之后，张学良获得了更多的读书时间。1937年1月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读《旧约》‘创世纪’一篇。”[39]2日又写道：“读《三朝名臣言行录》‘韩琦’一篇。”[40]3日写道：“读《五朝名臣言行录》张詠一篇。读庄适选《吕氏春秋》卅三篇，爱之不能释手。”[41]不过此时他对教书籍兴趣不大，因此5日在日记中写道：“对于《圣经》，读之不觉兴趣。”[42]通过日记可以知道，张学良在1937年还读过孙中山的《民族主义》、黄羲的《明夷待访录》和《明儒学案》、《孙子兵法》、《兴登堡自传》、李石岑的《哲学十讲》、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毛思诚的《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英国欧脱莱女士的《日本的透视》、《总理全书》、塔宁和约翰合著的《当日本作战的时候》、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等，其中《孙子兵法》是先点读，后。
读完一部书，张学良会发表一些议论。如读完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后他在日记中写道：“孙先生先知先觉乃。予惜号称其信徒者只而不行，否则中国早已富强矣。”[43]读完李石岑的《哲学十讲》后，他在日记中写道：“李石岑《哲学十讲》，可代表一班人只趋时尚，而不重实际，也可说一时之风尚，有令人不可当之势。”[44]读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后他又写道：“甚有条理，良归之参考书也。”[45]读完《日本的透视》后他写道：“甚精彩，实为关于日本问题余所见最精者。可再读。”[46]读完《当日本作战的时候》后他写道：“《当日本作战的时候》一书甚好，同《日本的透视》参看，得益不少。”[47]看来张学良并非学而不思。
有时一天不读书，张学良会。1937年1月2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一日闲谈，未读书。”[48]一旦获得一个良好的读书，他会感到很惬意。1937年12月走到湖南郴县（今郴州市）苏仙岭时，他在日记中写道：“山中甚静，又恢复读书生活了。”[49]据负责的邱秀虎说，当时“他以为这就是目的地，以后都在山上度过，情绪比较安定，很多时间都是看书看报。”[50]从日记中可以知道，这一时期张学良读过的其他书籍尚有邹韬奋的《萍踪忆语》[51]、卢那卡尔斯基的《实验美学的基础》[52]、邹鲁的《中国史稿》[53]、戴震的《原善》[54]等。
不过，张学良当时读得最认真的书籍是米汀的《辩证与历史》（沈志远译）上册和艾思奇的《哲学选辑》，这从其保存至今的读书卡片中可以看出来。
张学良的读书卡片保存在两个盒子里，共1693张，除去126张目录卡，实际各种内容的有1567张。对这些卡片，张之宇认为是张学良“自制”[55]的，但在笔者来，更像是统一购买的。每个卡片盒前面，有抄在纸上的类目录，同时用红色目录卡标出，写明本类卡片包含的子目。类目录下为子目录，系用普通卡片做成，并予以编号，如“哲1”、“哲2”等。张学良最初设计的类目录包括“哲学”、“理论”、“哲学”、“学习”、“杂项”、“读史参考”6项内容，实际的则有15项，看来其他11项是在读书过程中临时加进来的。现在按照分类情况将全部卡片的数量统计如下：
1.哲学和关系（4）；2.现实（10）；3.突变（8）；4.倾向（3）；5.思惟（30）；6.反映（20）；7.概念（39）；8.逻辑范畴（26）；9.认识（49）；10.意识（21）；11.感觉（33）；12.哲学党派性（5）;13.观念（4）；14.矛盾（27）；15.对立体底一致（28）；16.质量互变（43）；17.否定之否定（24）；18.意志（1）；19.物质（21）；20.存在（9）；21．哲学是什么（7）；22.特殊与一般（10）；23.（33）；24.时间与空间（9）；25.运动与发展（30）；26.经验（3）；27.是什么（22）；28.局限性（1）；29.客观的绝对的和相对的线）；33.本质与现象（43）；34.形式和内容（26）；35.偶然与必然（53）；36.可能性与现实性（32）；37.根据与条件（11）；38.目的（15）；39.形式逻辑和形而上学（33）；40.（1）；41.（12）；42.判断（18）；43.推理（21）；44.分析与综合（10）；45.归纳和演绎（15）；46.类比（3）;
1.工人运动的理论（19）；2.的文化（1）；3.阶级（4）；4.农民（4）；5.组织与训（10）；6.育（1）；7.斗争（7）；8.各种主义和理论（140）[56]；9.理论与实践（44）；10.劳工（3）；11.伊里奇阶段（11）；12.怎末[么]研究马氏主义（21）；13.（11）；14.布尔乔亚的理论（7）；15.帝国主义（1）；16.民族运动（2）；17.哲学的两条线.关于中国理论上应有的认识（2）；20.关于国家底解说（3）；21.社会与人（12）；22.新与旧（1）；23.行动（3）；24.结论（5）；25.（2）；26.知识（5）；27.武装起义（1）;
1.总论（12）；2.康德（26）；3.黑格尔（38）；4.休谟（5）；5.贝克莱（6）；6.经验论，马赫主义，标记论，关系逻辑（13）；7.直观主义和柏格森，胡赛尔现象学（4）；8.主义，和新黑格尔学说（13）；9.实用主义（1）；10.唯理论（1）;
1.东北（3）；2.华北（4）；3.蒙古（2）；4.（1）；5.西南（2）；6.西北（0）；7.苗番（0）；8.（教育（0）；9.文化（6）；10.农村（4）；11.工人与工业（2）；12.经济（3）;
看了这个卡片分类目录，人们或许会问：这是张学良做的吗？从笔迹上看，回答是肯定的。从邱秀虎后来写的《张学良将军被囚琐记》看，军统当时对张学良的之严，要远远超出人们的想像。在这种情况下，除了于凤至和赵一荻，几乎不可能有其他人帮得上忙，也无人敢帮这个忙。由此看来，张学良在做这个卡片目录之前，已经有了相当的哲学和理论素养，因为在这一套概念体系背后，隐藏的是整个知识和理论体系。[57]另外，当时传言张学良以主要精力研究明史，现在看来是。因为从以上统计数据看，张学良的明史卡片只有63张，远不能与的哲学和理论卡片相比。
从阅读对象上看，各书的摘抄情况如下：米汀的《辩证与历史》（上册）861张，艾思奇的《哲学选辑》446张，博古翻译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上册）21张，《理论与现实》季刊56张，《读书月报》21张，《时与潮》19张，《文史》19张，《文摘战旬》12张，《东方》10张，“剪报第2号”即《列宁论青年的学习问题——1920年10月2日在苏俄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58]一文抄了9张。其他零星的摘抄90张。
米汀主编的《辩证与历史》（沈志远译）分上下册，约72万字。上册《辩证》于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到1950年共出了18版。下册《历史》于193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到1950年共出13版。因此，该书在马列主义哲学著作理论体系传入中国的历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沈志远也因此被称之为“人民的哲学家”。[59]该书上册（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共491页，张学良竟摘抄了861张卡片，几乎平均每页两张。
艾思奇的《哲学选辑》共37万多字。1939年5月由延安解放社出版，以后多次重版。曾经认真研读该书，写有三千多字的批注，中央领导层开始整风时曾被指定为中央研究组和各地高级研究组必读的书籍之一。[60]该书共467页，张学良竟摘抄了446张卡片，几乎平均每页一张。
《理论与现实》（季刊）于1939年4月15日在重庆创刊，沈志远任主编，生活书店出版。其旨是“地主张‘理论现实化’和‘学术中国化’”。为了达到这一创刊旨，沈志远约请了千家驹、艾思奇、李达、侯外庐、马、曹靖华、潘梓年、钱俊瑞等担任编委，1940年5月又增加了胡绳、胡风。出至2卷3期由于皖南事变而停刊。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复刊，1947年3月出至3卷4期后停刊。张学良从该刊的56张卡片主要摘自第1卷第1期刊登的皮丘金（Pichugin,S.）的《地理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沈志远译，2张）、侯外庐的《中国学术传统与现阶段学术运动》（以下凡不注明者均为1张）、潘梓年的《新阶段学术运动的任务》、钱俊瑞的《论民生主义的本质：资本主义乎？社会主义乎？》、向林冰（赵纪彬）的《模写论中的感觉与思惟问题——关于潘梓年著逻辑与逻辑术的商榷》、许涤新的《抗战第一阶段中中国经济的动态》（3张）、张铁生的《从感觉与思惟谈到实践与理论》（3张）、仲道的《中外名著评介：“反杜林论”》；第1 卷第2期刊登的艾思奇的《形式论理学和：并略评潘梓年先生的“逻辑学与逻辑术”》、李达的《形式逻辑扬弃问题》、李何林的《五四以来中国文艺思想的发展》、雅洛斯拉夫斯基的《苏联知识份子的过去与现在》（吴敏译，2张）；第1卷第3期刊登的西特科夫斯基的《论唯物底某些范畴》（沈志远译，27张）、S．巴橧赛夫的《人口问题与社会发展（附表）》（陈仲道译）；第1卷第4期刊登的伯那丁涅的《人民群众在历史中底作用》（何凯丰译，5张）；第2卷第1期刊登的胡克峰的《论知识份子在历史发展和运动中的作用和地位》（2张）、吕振羽的《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诸问题》、哲夫的《中国历史著作论：关于几本中国历史著作的批语与介绍》（2张），著几乎全部是人。
《读书月报》于1939年2月1日在重庆创刊，胡绳主编，重庆生活书店出版。1941年2月出至第2卷第11期停刊，共出版23期。张学良从《读书月报》的21张卡片出自如下文章：艾寒松的《关于读书经验》（创刊号），《读书的方法与经验：怎样阅读》（第1卷第3期》，《学习在苏联》（第1卷第4期），邹韬奋的《略谈读书方法》（创刊号），康司（斯）坦丁诺夫的《论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第1卷第1、2期），王礼锡的《英国读书风气》（第1卷第2期），力永的《谈学习》（第1卷第4期），唐小川的《我业余读书的经验》（第1卷第4期），孔罗荪的《谈鲁迅》（第1卷第5期），何鹏的《鲁迅论读书》（第1卷第9期），华岗的《研究中国历史的锁钥》（第1卷第10期），关吉罡的《四十四年来的中国运动》（第1卷第10期），禹的《读史的重要》（第1卷第10期）、《历史与地理、时间与空间》（第1卷第12期），企程的《“人”的列宁》（第1卷第11期），廖庶谦的《认真的态度和扼要的手段》（第1卷第11期），翦伯赞的《中国历史科学中的实验主义》（第2卷第3期），吴泽的《怎样运用中国有中国特色的史料》（第2卷第3期）、《怎末[么]运用中国原始社会的史料》（第2卷第4期），《怎末[么]运用殷周的史料》（第2卷第6期），吕振羽的《本国史研究提纲》（第2卷第4、5期）。作者也大多是人。
如果再加上其他几张抄自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等书刊上的卡片，在保存至今的1567张卡片中，至少有1420多张抄自“红色”书刊，约占全部卡片的91%。
属于“三义”类的3张卡片，一张摘自E.希金贝尔的《论孙逸仙》（《中苏文化》第6卷第6期），一张摘自吴克坚的《孙中山先生的观》（《新华日报》1939年10月30日），一张摘自钱俊瑞的《论民生主义的本质:资本主义乎?社会主义乎?》（《理论与现实》第1卷第1期）。
在所有卡片中，有10张内容涉及主义，除“杂1-3”了意大利党新任秘书长穆弟的一段线”至“8-10”、“8-13”，均为主义的内容。
根据张学良赠给东海大学的藏书题款内容，可知他在贵州阳明洞期间最先阅读的“红色”理论书籍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博古译），时间为1939年6月1日。[62]
早在武汉时期，张学良就请人为他过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的《教程》。1939年6月11日，他开始再次研读该书。当天他在一张卡片上写道：“读教程随笔。”7月2日，张学良读完第一章后又在一张卡片上写道：“相[像]我这样出身的人，研究哲学，狠[很]容易陷入观念论或机械。应当注意到康德、黑格尔等之缺陷，如鲁宾、德波林等之错误，时时加以。更应当留心新康德新黑格尔派之理论。”7月4日，张学良又在一张卡片上写道：“我们这一种人，幼小受了观念派的教育，又是布尔乔亚的胎子，我必须竭力将它克服。克服底[得]一点也无有才行。”“我不能完全扫除了我的旧的思想、见解、、感情，那末[么]我怎末[么]才能把新的健全哪！”“不把旧的克服了，新的是不可能健全的，也是从来不可能地[的]。”7月9日，张学良又在一张卡片上写道：“我在武汉的时候，1935年，错认了对立统一，犯了右翼的毛病，这是由于我理解太浅，我站在了布尔乔亚的立场，亦且为我讲的吴，他自身就是一个错误者。”[63] 9月18日，张学良在卡片中了《教程》第536页列宁的一段话后写道：“这话说的多们[么]有价值，一切事情，都应该如此的办法：调查、研究、探求、考察、把捉，才可以从之。”他还表示：“关于本教程，我只能矇[模]糊的[地]明白，我必须再度研究，有机会向人领教，因为有些句子，我不明白其深意，必须切实说明才能明白。”[64]《教程》共600页，可见，到9有18日，张学良已基本读完该书。
1939年9月20日，张学良开始阅读米定和拉里察维基等著的《新哲学大纲》（艾思奇、郑易里译）。1937年张学良被幽禁于奉化溪口雪窦山时曾将此书读过一遍，这是第二遍。[65]不知是何原因，张学良在阅读此书过程中未做摘录，因为在现存的一千多张卡片中，没有一张抄自此书。
读完《新哲学大纲》后，张学良开始研读米汀的《辩证与历史》（沈志远译）上册。1939年12月26日，他曾在一张卡片（即“理17-2”）正面写道：“哲学阵营中不是就是唯物。其余徘徊者，或掩饰者，那全是有形或无形帮忙了统制[治]者的主义。”下面专门注明“自己的”及抄写时间。1940年1月14日张学良抄写了两张注明时间的卡片，其中“理19-1”正面了《辩证与历史》上册第96页的一段话：“愈是离开当时普鲁士的现实而达于法国底宏伟观念，理想就愈带着性，同时它愈激起了论者底哲学思想。”然后谈了自己的看法：“在中国现阶段，我们要十分借镜这几句话，行动不可以脱离了现实的。”并特别注明上述看法是“自己”的。“理19-2”接着上一张的思，联系当时中国理论的实际写道：“我们在中国理论现阶段中，必须留心了康德和新康德的理论，黑格尔和新黑格尔的理论，它们在中国知识份子中，有好大的呀！”下面亦注明“自己”。
在所有卡片中，有229张正面文字系张学良，背面及之后的文字似是于凤至的手迹，大部分抄自艾思奇的《哲学选辑》第205至332页之间，少部分抄自西特科夫斯基的《论唯物底某些范畴》（沈志远译）一文。艾思奇的《哲学选辑》购于1940年3月19日，西特科夫斯基的《论唯物底某些范畴》刊于《理论与现实》第1卷第3期（1939年11月15日出版）。因此，张学良阅读《哲学选辑》的时间，不会早于1940年3月，也不应晚于1940年6月，因为——如前所说——帮他卡片的于凤至1940年6月15日因患乳腺癌离开贵州经赴美治疗后，再也没有回来。
张学良在卡片的过程中，对重要或比较重要的内容以下划线的方式来标识。比较重要的内容以单线标识，重要的则以双线标识。为增加对比度，大多数卡片，凡用蓝笔的内容，下划线用红笔；凡用红笔的内容，下划线则用蓝笔。
第一，原文照抄。大多数卡片采用这种方式。如“理9-12”正面写道：“‘……底武器，当然不能来代替武器底，物质的力量当为同一物质力量所抛弃；但是一旦当理论为大众所把握的时候，它也变成物质的力量了’（马氏语）。”（米汀：《辩证与历史》[66]上册第131页）不过此类卡片大多正面主题或内容的首句，背面具体内容。如“理13-6”正面写道：“过去的跟劳工集团主义底区别”。这分明是主题。背面写道：“马恩不止一次地说明：一切过去的都只限于财产所有权底重新分配，而从来没有到私有财产权底基础本身。这就是过去一切跟未来劳工集团的底根本区别之一。”（“米书”上册第133页）“哲9-23”正面写道：“马克思说：‘人类的思惟是否具有实体的真理—’——”这是此段内容的首句。背面接着写道：“‘这并不是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类必须在实践上来证明真，即证明自己的思惟底现实性和力量。关于脱离了实践的思惟底实在与不实在的争论，是纯粹烦琐学派的争论。’”（“米书”上册第171页）
此类卡片内容长短不同，有的非常简短，有的则非常长。短的如“理1-6”仅在正面写道：“劳动者‘替别人生产财富，替自己创造贫困。’（恩氏语）”（“米书”上册第9页。）长的如“哲35-44”至“哲35-53”在“必然与偶然”这一主题下连续抄了满满10张卡片，下面注明抄自《理论与现实》第1卷第3期30页西特科夫斯基的《论唯物底某些范畴》（沈志远译）一文。“哲45-4”至“哲45-15”在“归纳和演绎”这一主题下连续抄了12张卡片，并注明抄自艾思奇的《哲学选辑》第324页。此类卡片除少数由张学良一人外，大部分是张学良前面的主题内容，后面的具体内容由于凤至。张学良时经常会增减更改个别文字，于凤至时则一字不变，原文照抄。由此可见，张学良把握的是主要思想，并不在乎个别字词的不同[67]，于凤至则完全于原文。
第二，围绕不同的主题对一段话反复，或在一张卡片上内容，其他卡片只主题，并以“参见”的方式出现。如“本质和现象、内容和形式、、必然性和性等——所有这些逻辑之基本的概念，都是客观实界之认识过程中的阶段，都是思惟底形式；在这些思惟形式上，我们所认识的现实得到了多种的反映。”（“米书”上册第279页）这段话，张学良围绕“思惟”、“认识”、“”、“”、“本质与现象”、“形式和内容”、“偶然与必然”、“可能性与现实性”8个主题，抄了8张卡片，即“哲5-18”、“哲9-34”、“哲23-23”、“哲30-10”、“哲33-17”、“哲34-2”、“哲35-18”、“哲36-6”，也就是说，围绕这一段线遍。每次，由于关注的问题不一样，所划的重点也有差别。又如“必然与偶然，绝对与相对，抽象与具体，一般与个别一切概念的矛盾，都是物质世界的客观的矛盾之反映。由概念的矛盾，促进概念的运动。而概念的运动是适应于客观对象的运动的。”（艾思奇：《哲学选辑》第192页）这段话，张学良围绕“矛盾”、“特殊与一般”、“客观的绝对的和相对的真理”、“具体和抽象”、“偶然与必然”5个主题抄了5张卡片，即“哲14-9”、“哲22-9”、“哲29-22”、“哲31-17”、“哲35-1”，也就是说，这段线遍。同一段话，围绕不同主题抄两遍三遍的现象非常多。
张学良有时围绕不同主题抄了多张卡片，但只在一张卡片上主题和内容，其他只抄主题，内容则以“参见”的方式出现。如“哲21-2”在“马、恩对哲学的”这一主题下写道：“马、恩把他们底学说刀锋对向着使哲学脱离实在的现实和将它转变为某种的实质的那种办法，他俩又特别着重地指出了那根据实在生活、实在关系的分析生长出来的哲学的必然性。他们着重地指出，在这样理解之下的哲学，就失去了哲学的性底意义……他们指出，哲学底任务应该是总合[从]人群历史发展底研究和考察中抽出来的一般的结论。”（“米书”上册第143页），“理12-18”则只在卡片正面抄了“马、恩对哲学的”，背面注明：“详见[哲21]同题”。又如“哲6-16”正面写道：“‘认识就是人对自然的反映。——’”背面接着写道：“‘然而这不是简单的、直接的、完整的反映，而是许多概念、等等底抽象和形成底过程；这许多概念、等等，有条件地、近似地把握着永久运动和发展着自然底普遍的规律性。这里有三种东西是线.人底认识，即人底脑子（这是同一自然之高级产物）；3.自然在人底认识上的反映形式，这种形式就是概念、、范畴等等。人不能把握==反映==认知自然全部，整个地，它底直接的整体，他只能永久地接近于这点……’（邬氏语）。”（“米书”上册第175页），“哲7-14”、“哲8-1”、“哲9-25”、“哲30-7”4张卡片只在正面抄写“认识就是人对自然的反映”这一主题，背面均注明“详见[哲6]同题”。
第三，节录。如“哲1-2”在正面写道：“哲学和的联系，不是常常直接表现出来。”（“米书”上册第326页）背面写道：“哲学和之间常常存在着互相不可分离的联系。这联系是由现实社会中它们底一定的社会根源来决定的。可是这种联系不是常常直接表现出来的。有各种的转变、弯曲和倾斜。”如果核对原书此段内容就会发现，张学良不仅省去了“是由现实社会中它们底一定的社会根源来决定的”这句话下面的着重号，而且将“他们这一种不可分离的联系”简化为“这联系”，将“我们看到，在各种不同的哲学倾向和倾向底某种联系之下，有各种的转变、弯曲和倾斜。”简化为“有各种的转变、弯曲和倾斜。”又如“理15-1”在“帝国主义的三大基本矛盾（约塞夫语）”这一主题下写道：“资本主义之最[基]本矛盾，就是劳动和资本的矛盾，劳工集团和资本集团底矛盾。”“各个资本家集团间利益底冲突，各帝国主义间利益冲突。”“是极少数的几个的帝国主义者和殖民地民族大众之矛盾。”（“米书”上册第35页）如果核对原书就会发现，这三句线页，是对帝国主义三大基本矛盾的概括，张学良只了围绕每种基本矛盾论述的第一句话。
张学良在其他卡片中还经常将“马克思”仿照西文简写方法简写为“马.”，将“恩格斯”简写为“恩.”，将邬梁诺夫（即列宁）简写为“邬.”，对“经济学”的“经”，则经常简写为“巠”。
第四，只注明内容的重要性和出处，不再。如“理11-8”正面写道：“邬氏发展哲学和科学党派性学说之实质大概可以归纳为五个要点。”背面写道：“全文过多，无法再为摘录，只有看全文。”（“米书”上册第488页）“理25-2”正面写道：“关于在中作用和应如何行动，列宁之名言。”背面写道：“过长无法录，须看全文”。（博古译：《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上册第118-123页）1939年，《理论与现实》创刊号刊登了张铁生[68]撰写的《从感觉到思惟谈到实践与理论》一文。文章指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差不多就同思惟与感觉的关系一样。思惟在补感觉的不足，理论也在补实践的不足，思惟不能代替感觉，理论也不能代替实践……实践的不足出了问题，就需要理论的指导，而理论的作用也就重在指导实践，使我们在实践的时候虽碰到困难而能解决困难，碰到障碍而能排除障碍。”张学良拿到刊物后可能反复阅读了这篇文章，但因其逻辑严密，论说清晰、简单、明瞭，竟至无法摘录，因此先后在三张卡片的正面了该文的篇名，在背面留下了几乎相同的评价：“清晰、简单、明瞭，这是我给这一篇的作者的。全文无法。”（“哲5-11”）“清晰、简单、明瞭，这是我给这篇著作的。全文无法摘录。”（“哲11-25”）“清晰、简单、明瞭，这是我给这一篇著作的。全文无法摘录。”（“理9-22”）《理论与现实》第1卷第3期刊登了西特科夫斯基的《论唯物底某些范畴》（沈志远译）一文，张学良看到后如获得至宝，在“本质与现象”、“形式与内容”、“必然与偶然”、“可能与现实”4个主题下足足抄了27张卡片，其中 “必然与偶然”连续抄了10张（即“哲35-44”至“哲35-53”），其他各五六张不等。这还不满足，在每个主题的最后一张卡片上，张学良分别写道：“此篇文字甚好，很合式于初学者。全文太多，未能全录。看全文为是。”（“哲33-43”）“此篇讲述明白，尤合于初学者。须看全文。”（“哲34-26”）“此篇讲述甚好，很合式初学者。要看全文。”（“哲35-53”和“哲36-32”）
第五，前面内容，后面写下自己的读书，或直接写下自己的读后感。此类卡片，张学良都特别注明“自己的”或“自己”，并留下抄写的时间。对此前面介绍过，不再重复。
张学良抄了上千张读书卡片，并且按照“哲学”、“理论”、“哲学”、“史的”等类别进行了编排。这些卡片排列起来呈现什么样的内容？是杂乱无章的一团乱麻，还是条分缕析的理论学说？由此我们可以判定张学良究竟是否读懂了马列主义。
要讨论张学良是否读懂了马列主义，首先要弄明白他是否知道什么是马列主义。对此，卡片“理10”的“劳工”、“理11”的“伊里奇阶段”和“理12”的“怎末[么]研究马氏主义”涉及到这方面内容。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理12-9”写道：“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有组织、有系统的观念体系，是劳工集团底意识形态。”（“米书”上册第1页）在这里，“劳工集团”是的早期译法。
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张学道吗？“理12-11”的标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底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在这张卡片上张学良没有抄写具体内容，只是在标题下注明，相关内容在《辩证唯物和历史》上册第1-5页。不过在其他卡片上，还是涉及到了这部分内容。如“理12-10”写道：“马［克思］主义是十九世纪初三个重大的底继续和完成，——的哲学，英国的经济学，法国的社会主义之合理的继承者。”（“米书”上册第1页）。“理12-1”写道：“马［克思］主义对于一切旧的理论——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及一般的学说——原则作无情的，马［克思］主义是十九世纪三大主要的理论底继续和发展，但同时是这些底的。”（“米书”上册第3页）
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张学良只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的定义，对科学社会主义未见。“理12-2”在“马克思的哲学学说”这一主题下写道：“最新最彻底的。这个并不停留在十八世纪底水平线上，也不停留在费尔巴哈底直觉上，它是了论的神秘性和了黑格尔底而后充实起来并应用于对人类社会之认识的一种。这种彻底的，是认识和改变自然与社会科学的方法；它就是的。”（“米书”上册第3页）
“理12-3”和“经-5”在“马克思的经济学学说”这一主题下写道：“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之产生、发展和崩溃诸的学说，发现了劳动底两重性，揭露了商品拜物主义是存在于商品中底社会关系的事物化，给了一个真确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底社会关系的锁匙。揭露了建筑在布［尔乔亚］阶级对普罗［列塔利亚］阶级之削剥上的资本主义的秘密；这种布［尔乔亚］阶级以剩余价值底形态将工人底未偿劳动占为己有。历史——马氏天才的创见——克服了古典派经济学者的反历史观的和论的理论，它使政［治］经［济］学改变为纯科学的学说了。剩余价值论就是马氏经济学说底基石。”（“米书”上册第3页）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即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呢？“理12-5”写道：“马、恩把三大世界观（哲、经、社）融合成为一个有机的一致体。把应用于全部政［治］经［济］学底，把应用于历史、自然科学、哲学、和劳工集团底策略，这是他们最伟大的进步和创造。”（“米书”上册第4页）
马克思主义和同时代的其他社会主义理论有何不同？“理12-8”在“马克思主义跟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理论的区别”这一主题下写道：“邬梁诺夫写道：马克思主义跟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理论的区别，就在于它把客观事物的现状和客观的进化过程底分析中之完满的科学的严格性，跟的肯定大众底能力，的创造性和自动性底意义，十分适当的联结了起来。”（“米书”上册第29页）“理9-24”则了与此大致相同的内容。
什么是列宁主义？“理11-10”在“邬梁诺夫主义”这一标题下写道：“邬[梁诺夫]主义，它不仅恢复马恩底学说，而且把它向前推进了。这一学说适应于新的历史条件，适应于帝国主义时代底诸特点底具体化和继续发展。”（“米书”上册第34页）“理11-12”则强调了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邬氏‘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争斗底新条件之下继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邬[梁诺夫]主义是帝国主义和劳工时代底马[克思]主义’（约塞夫语）。”（“米书”上册第188页）“理11-3”再次指出：“邬梁诺夫主义是帝国主义和劳工阶级时代底马克思主义。”（“米书”上册第439页）
按照通行说法，列宁主义有两个中心思想：一个是哲学的党派性，一个是。张学道吗？“理11-2”写道：“哲学的党派性正是邬梁诺夫对于哲学理论问题的见解所特具的重要环子或中心论点。”（“米书”上册第487页）“理10-3”写道：“邬［梁诺夫］主义中主要问题，即劳工问题。”（“米书”上册第473页）这里的“劳工”即的早期译法。“理10-2”写道：“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此时期之形式，是劳工。”（“米书”上册第328页）
如何研究马列主义呢？“理12-4”在“怎末[么]研究马邬主义”这一标题下写道：“马邬学说是有组织的、完整的、系统一贯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底三个组成部分，并非机械地胶糊在一块儿的部分，似乎其中一部分可以完全接受，另一部分只接受一半，一部分可以不理解而另一部分经过几年才理解的样子；这样的设想是不对的。我们必须从这么一点出发：即马.主义是系统一贯的、有组织的、单一的、整个的学说，从这个学说中，什末[么]也不能够割裂下来，假使你不存心它，嘈弄它的话。同时我们又须承认，邬.主义中主要问题，即劳工问题。”（“米书”上册第473页）“理11-6”在“怎末[么]研究马邬学说”这一主题下，节录了上述内容，并把“邬梁诺夫主义中主要问题，即劳工问题”这句话单列一行，可见张学良对劳工的重视程度。
劳工是通过武装建立起来的。“理13-8”在“之史的必然性”这一主题下写道；“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之必然的结果。‘生产力和社会关系形式间的矛盾……每每一定采取底方式而被消除的’（马恩语）。”（“米书”上册第137页）“理13-9”在“历史底动力不是而是”这一主题下写道：“马克思一再而三地指出，旧的意识形态不能靠的来而必须靠实在的社会关系之实际的（即）来的。”（“米书”上册第137页）
谁来完成呢？“理1-15”在“马、恩、邬对劳工集团的希望”这一主题下写道：“马、恩、邬把他们的全部希望都寄托于劳工集团，因为他们认为‘劳工集团这一现社会底最低阶层，如若不把构成正式社会的那些阶层底全部上层建筑爆炸到空中去的话，它要抬头，要直立起来是不可能的’（见马恩《主义宣言》）。劳工集团如不同时去实行解放全体人类，它自身解放是不可能的。”（“米书”上册第29页）“理1-8”和“理13-7”在“劳工集团必须完成”这一主题下写道：“劳工集团它不但不能它与资本阶级底关系，而且也不满意劳动分工本身；这个社会集团‘担负着社会底一切重荷而享受不着它底一切幸福。’劳工集团必须完成‘不仅是因为别的方法都不能集团，而且也因为现的社会群，只有在中方能一切旧社会底而创造一个新的社会’（马恩语）。”（“米书”上册第137页）
劳工集团如何去完成呢？“理9-30”和“理13-3”写道：“‘没有的理论，就不会有的运动’（邬氏语）。”（“米书”上册第185页）“理5-5”正面写道：“党不仅是工人阶级先进的自觉的队伍，而且也是工人阶级有组织的队伍，它有自己的纪律，这纪律一切都要遵守。——……”背面写道：“但不参加一个党的组织，这样，就是无组织的，……这样党永远不会有统一的意志，永远不能实现一致的行动，……害怕纪律和组织的是带着个人主义情绪的知识份子，……只有至少承认最低限度组织性的人，党才能接收他，……缺少组织和纪律的教育的人，不是，而是我们的某些知识份子。”（博古译：《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上册第82-84页）“理1-19”正面写道：“社会主义的实现不是由孤立无援的反对一切资产阶级来实现”，背面写道：“而是是领导者，他有着人民中的半的成份，千百万的劳动者与被剥削者作其联盟。”（博古译：《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上册第134页）依此看来，对理论、具有严格纪律和统一意志的政党和工农联盟这些的要素，张学良都注意到了。
劳工集团不仅是阶级的主力军，也是民族解放运动的柱石。“理1-16”正面写道：“劳工集团是民族运动中的负战斗任务者，迩后更是民族运动中的柱石。”背面写道：“民族运动在最初期是由土著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集团来领导的；但是在这运动中，负战斗任务的，却是劳工集团和它所领导的农民大众，等到民族资产集团变节之后，它就来领导这一全民。这就是殖民地和附属国底广大的运动的基础。”（“米书”上册第37页）
当然，张学良最感兴趣的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12-19”正面写道：“马克思主义底哲学是一切过去科学和哲学底发展之历史的总结或结论。”背面接着写道：“但是马克思主义并非简单地、机械地把过去一切学说结合为一体，它决不是（像孟塞维化的论者所设想那样）过去一切理论底简单的、机械的综合，而是那一切理论学说之的改制。它是一种新的、完整的哲学学说，根据自然、历史和社会实践之研究结论的哲学学说。”（“米书”上册第141页）
什么是辩证唯物主义？“哲27-11”在“唯物[论]是什么”这一主题下写道：“唯物[论]是一个新的社会集团底观，是劳动阶级做斗争和谋解放的武器，是它底各种见解底哲学基础。是跟剥削集团底观念形态公开而彻底对抗着的唯一的哲学学说。”（“米书”上册第141页）“哲27-10”进一步强调：“这一种观，只是当我们从劳工集团底立场去认识世界的时候，才能够被我们正确地和完整的把握住。”（同上）
马克思主义认为，哲学的根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具体说来这一问题又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思维和存在什么是第一的问题，二是思维能否认识现实世界问题。对前者的不同回答，将的哲学分成了和论两大阵营；对后者的不同回答，则将哲学分为可知论和不可知论。对此，张学道吗？回答是肯定的。
“理17-5”在“哲学中两大基本派别底根本区别在那［哪］里？”这一主题下写道：“这基本问题就是思惟对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否把自然、物质、实体的看作根本原素，而认定意识、、知觉、心理等等为附属原素——这就是实际上将哲学划分为两大营垒的一个根本问题’。（邬氏语）”（“米书”上册第42页）“哲10-19”和“哲20-4”写道：“不是人类底意识决定他们底存在，而是相反的，他们底社会存在决定他们底意识。（马氏语）”。（“米书”上册第22页）“哲9-16”、“哲10-10”、“哲19-17”三张卡片同时写道：者认定“底一致就在于它的物质性。意识、思惟，是物质底本性之一；这种本性只是当物质发展到一定高度的阶段时才发生的。自然、物质、客观世界，存在于意识以外，离意识而的。认识只是思想的主体（即人）所得的在它以外和离它而存在的客观实体底反映。”（“米书”上册第43页） “理12-20”则强调：“承认物质世界，承认意识对于存在的依赖关系和承认物质底基源性——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底基石。”（“米书”上册第146页）
在认识论方面，马克思主义主张能动的反映论，即实践论。“哲6”的“反映”、“哲9”的“认识”等类卡片主要了这方面内容。“哲9-46”在“认识论底基本立论”这一主题下写道：“马、恩、邬他们我们要历史地去观察物质世界在人意识中的反映过程，要从人类劳动活动之历史的实践过程中，从人类社会底阶级战斗过程中去观察这种物质世界在人类意识中的反映过程。一般地说，意识总是反映着物质，而具体历史底社会意识总是反映着社会生活之历史的物质生产过程，——这是马恩主义的认识论底基本立论。”（“米书”上册362页）“哲6-17”和“哲10-18”则在“意识总是反映着物质”这一主题下了同样的内容。“理9-31”和“哲9-33”同时写道：“生活、实践底观点应当看作认识论底第一基本的观点。”（“米书”上册第182页）“哲10-5”、“哲10-6”还就“意识虽然是反映，但反映并不就是意识”这一主题对艾思奇《哲学选辑》第280页的相关论述连续做了摘抄。
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和否定之否定，是唯物的三大基本。什么是对立统一？“哲15-10”写道：“照邬氏所下的定义，对立体底一致这一，就是“承认（发见）一切自然（和社会也在内）现象和过程中的矛盾的、互相的对立倾向。”（“米书”上册第203页）“哲15-2”写道：“对立统一的，是的根本，是它的核心。这个，包摄着的其余的……至于其他一切的，都是这个根本的形态。”（艾思奇：《哲学选辑》第199页） “哲15-3”和“哲15-4”还围绕“怎末[么]应用对立统一的”这一主题对艾思奇的《哲学选辑》中的相关论述做了连续摘抄。“哲14-1”只了这一主题，并以“参见”的方式出现。
对质量互变，“哲16”的“质量互变”类的43张卡片主要了这方面的内容。如“哲16-5”在“对立统一的一种形态，是由量到质及由质到量的转变的”这一主题下写道：“根据对立统一的发展，在逐渐的量的变化的形式中；这种变化，结果引起飞跃质的转变。质的转变之后，更依据于新质而再回到逐渐的量的变化。的这个，简称为由量到质及由质到量的转变的。”（《哲学选辑》第201页）“哲15-26”则在同一主题下以“参见”的方式出现。
对否定之否定，“哲17”的“否定之否定”类的24张卡片主要了这方面的内容。如“哲17-21”的主题即“否定之否定底”，下面写道：“事物在其矛盾发展过程中，下级的发展阶段，准备它自身的自己否定阶段，即准备转变为对立物的、新而较高的阶段。这就是后起阶段克服先行阶段的否定。这个否定，在这两个阶段之间造出内在的联系，在后起阶段上保存先行阶段的积极的结果。但是第二阶段由于新的对立而推移到后起的第三阶段时，事物的发展，就把最初低级阶段的一定的特征和性质，再行重演，而在外观上这第三阶段好相［像］再回到第一阶段。可是发展的过程因后来的发展，变得更为丰富，把那些重演的性质和特征在较高的基础上再生出来，于是当作全体看的发展过程，就描成螺旋线而发展。这样，第一阶段被第二阶段所否定，第二阶段再被第三阶段所否定。这第二的否定是否定之否定。这种采取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而发展的，叫做否定之否定的。”（艾思奇：《哲学选辑》第220页）、“哲25-16”在同一主题下以“参见”的方式出现。
此外，“哲27-18”在“唯物之三大简单说明”这一主题下写道：“对立体底一致，它们底互相贯穿和互相斗争，是自动的、发展底的泉源，它底内部的动力，促成发展的内部的冲动，这种冲动是内部的矛盾所引起的。量变质、质变量底，揭露着发展过程本身，它底质地特殊的阶段，这一发展底突跃式的的过程——连续（渐变）底中断和质和量底不可分离的相互关系。否定之否定更进一步地加深我人对于发展过程的理解。说到发展中的否定之否定的话，唯物着重地指出，在发展过程中，我们看到一定的顺序，经过各种不同阶段、段落的运动。同时又指出，发展进程不是直线式的，而是弯弯曲曲的、矛盾性的；在由一阶段到另一阶段的过渡中，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彻底的转变，所以事物或现象之内部矛盾底发展，在每一个阶段上引起过渡到它们底对立方的转变。”（“米书”上册第226页）“哲15-7”、“哲16-42”、“哲17-1”在同一主题下以“参见”的方式出现。
卡片摘抄的内容还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其他哲学范畴，以及对主义、形而上学等哲学流派和理论的。限于篇幅，恕不一一列举。
马列主义不是一种空洞的理论，而是一种系统完善的思想体系，是指导人们观察世界、世界的理论和方法。从的分析看，张学良在被幽禁期间曾系统研读了马列主义理论著作，但他是否接受了这种学说，并运之于实践，这需要从其行动中去考察。当然，语言也是一种行动。
张学良在被幽禁初期，因迁徙不定，留下的相关资料不多。到贵州以后，由于生活相对稳定，他在日记中经常会有意无意地运用马列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去观察问题、分析问题。1938年3月他和于凤至到修文县岩游玩，看到那些穷苦的乡民到山上去上香，便在日记中写道：“同凤至至岩游玩，见愚夫愚妇在穷苦之中，被人，将得来微许，而甘心供给泥偶，转而供养了的所谓‘’、‘’、‘斋公’们，余大大有感焉！”[69]在此，他将“穷苦之中”的“愚夫愚妇”与“的所谓‘’、‘’、‘斋公’们”对立起来。
1939年10月5日晚，修文县下了一夜暴雨。次日张学良在日记中写道：“昨晚上倾盆大雨，老百姓们辛苦了三四个月眼看就要到家的谷子，大约着得损失五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他为此感到非常。张学良不仅对遭受涝灾的当地农民抱以满腔的同情，而且在日记中继续写道：“关于这件事情，我自己的观察，发生了无限的感想”。什么感想呢？在他看来，当地农民首先是工作力太弱。这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饮食不好，营养不够；住的地方不好，不能恢复体力；上不快活，自然身体要受损失；鸦片烟使他们经济、身体、上受了损失，并养成了懒惰的习惯；穿的没有，不能遮寒暑；卫生不良，常有疾病。其次是工具不良。这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收割水稻的镰刀太落后；晒谷场不好也不够；收割的镰刀、打稻的木斗太少；搬运只限于人力。
有什么改善的办法吗？张学良认为可以从耕种和收割两方面来考虑。不过在此他只讲了收割方面的意见：“积极方面，自然是问题了！咱们暂切[且]不讲，单就消极方面来说吧！农民的衣、食、住不好，工具不良，设备不周，这全是经济问题——和知识问题。地主们作[坐]食收获的一半，其他是一切不管，佃农们所得的一半，连一家的吃饭全不够，还能讲到别的吗？一般农民，没有农作的科学知识，守旧、是在那他们。假如给予农民以相当的普遍的关于农业的知识，而地主们拿出钱把工具改良——如镰刀、晒谷场等等，把佃农的住处和衣食加以顾虑（这是我的‘乌托邦’的想法——那是不能够的事情），我想一定好些。呵！说来说去，还是问题哟！假如上了轨道，自然可以实现的；不上轨道，谁去管农民痛苦哪！”[70]在此，张学良本来是不准备讲问题的，但讲来讲去还是把粮食收割中存在的问题从技术领域引向了领域，其中的一些话虽讲得有点粗糙，但其阶级意识应该说是显而易见的，阶级立场也十分鲜明。
一年之后，张学良在日记中对如何改良农业耕种问题做了思考：“关于贵州修文县一带我所看见的土地，并不十分坏，可是农作物结果并不好，表面看起来确是耕种者不得力，就是说如果好好的去耕种一定比现在所收获的多；可是，同几个佃农一谈，发现了其中主要的关键——人与人关系之矛盾，就是地主与佃农间利益之矛盾。因为佃农们并不愿意把地耕种的好，因为有夺佃、增租种种的不利。总之要是把地土耕种的好，佃农是徒劳无功，反而得不到好处。这样的下去，贵州一定会有大，地土一天比一天，有不可想象时。恐怕旁的省份也是大同小异吧！地主的存在，才是中国农村中最大的危机。”[71]在此，张学良再一次把生产方面存在的问题引向了领域，并把地主的存在视为中国农村中最大的危机。
马克思主义者始终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上，反对殖义侵略和，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熟读马列著作的张学良对此了然于胸。1939年12月27日，他非常地在日记中写道：“读Harold Butler，C.B.著《东方的劳工问题》（见《类编特刊》四十四期），使我更认清帝国主义者们对于殖民地的人们真不拿他们当人看。在帝国主义者们所看见的只有利润！利润！额外的利润！”[72]同一天，他在卡片“理14-4”的正面写道：“你看布尔乔亚的高论吧！！把工人的健康问题，当作了做买卖利润问题看。这是多们[么]可注意的事。”并且特别注明“自己的”。在卡片背面，他除了文章中关于荷兰殖义者为获得利润不顾苏门答腊垦殖工人死活的做法外，还特别写道：“看这些句子和它的意思，‘为商业利益着想’‘花了很大本钱，……所获两倍的额外利益’。好东西！目的只是利益，把人命了！”
1942年8月8日，印度国大党在甘地的领导下发起英国“退出印度运动”，遭到英印殖民的，甘地和国大党领导人全部，者达6万人，国大党遭禁。张学良了解情况后，8月14日在日记中写道：“连日来印度问题，展开了激烈底冲突，这不是英国人的不聪明，这乃是被者与者矛盾结果必然之现象。英国印缅大臣亚利梅说印度的要求‘违反了习惯’，这真是不要脸。我觉得他说印度的举动，危害了英国在印度的权，那还是些；他又说甘地们这种举动是想提高自己的人们声誉，亚利梅这些话不但不能使世界上人们对甘地他们引起反感，倒是使世界人们对英国人引起反感，而对甘地、尼赫鲁等等引起了同感。”[73]态度和立场十分鲜明。
1939年9月17日，苏联红军借入侵波兰之机越过边界，进入波兰东部地区。苏军的这一行为让张学良极为困惑。9月2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苏联军队占领波兰领土，她要作什末[么]？同希特拉，瓜分波兰吗？不是；如果她那么办，还称得起什末[么]社会主义国家哪！是为防备德军侵入乌克兰，或怕大批波兰败兵入境？又何必动员四百万大军呀！要说波兰是领土的一部？波兰有自己的民族，帝俄时候拿到波兰领土，那不是正当行为哟。要是为了将要一定崩溃的、现在的波兰，苏联捡一下子便宜，否则也是给，那末[么]在波兰害[还]没完全失败哪，而苏联这种举动，是波兰快亡，等于帮小希特拉的忙。要是为报波兰在时候战败的仇，或是为报英、法在莫尼黑会议时，不睬苏联的耻辱，那末[么]人家的民族，逞一时的愤，与社会主义，是不是哪？那末[么]，为了援助波兰工农大众，建起一个新波兰！或是另有别的用意，非等再看一看，才可晓得哪！”这件事始终在张学良的脑子里盘旋，让其难以释怀。23日，张学良又在日记中写道：“这几天，把苏联这个问题，常在我脑子中打转转。想找几本关于苏、波历史上的书籍，又找不到，我狠［很］想知道，苏联这种举动，有何根据。”看来，张学良必须建构一套逻辑来自己，否则便难以放下。2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苏联进兵波兰问题，也许是这样？——她对英、法、德、波全是资本主义的国家，不过形态有些不同罢了，无所谓帮谁；苏联拿到波兰的一部，这一部土地上的劳苦大众，得脱离了资本家的了！——是不是这样，我害[还]不敢肯定呢。”这分明是用世界理论来解释苏联入侵波兰一事。26日，张学良又在日记中写道：“苏、波问题——昨得外国历史——在苏联大时，现波兰之一部为俄之领土。英、法之扶助波兰，是为了防苏联（自然也有防德的成份）。苏联只要不违主义，用‘实践去转变事物的现存状态’，无所谓是帮谁呢。”看来历史知识帮了张学良的忙，因为通过外国历史，张学良得以知道，苏联红军所占部分，原来就是的领土。至于日记中所引的“实践去转变事物的现存状态”一语，出自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后来被《新哲学大纲》所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本义是强调与历史的结合，强调主义者的，当时正在重读《新哲学大纲》的张学良则用这段话来建构自己自己的逻辑。
此外，《读书月报》第1卷第11期曾刊登过朱本源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和性及其克服》一文。文章认为，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而“中和”二字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作者还通过对《易经》的研究提出“中和”逻辑的两个，即“用中的”和“应和的”，认为要完成以抗战建国为内容的新文化建设，就必须将传统文化加以“扬弃”，即以的综合来克服儒学的“中和”。张学良看到此文后在所作的一则笔记中写道：“朱先生——我认为‘中和’是的均衡论。科学中国化，是把科学适用与[于]中国——不是把古旧的东西硬教它科学化，这是使小脚的老太婆穿上一套女人的西装呀！”很明显，张学良认为朱本源犯了论和机械论的错误。
由上可知，处在幽禁中的张学良虽然只能有限地接触社会，讲话也不得不小心翼翼，但从留下的资料看，他在自觉不自觉地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来观察问题、分析问题。
综上所述，就藏书情况看，除古籍外，张学良的藏书以左翼书籍为主，其中不乏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与当时马克思主义的广泛和左翼文化运动的高涨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张学良对救国道的探索密不可分。就读书情况看，张学良在被幽禁期间，系统研读了米定和拉里察维基等著的《新哲学大纲》（艾思奇、郑易里译）、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博古翻译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西洛可夫和爱森堡等合著的《教程》（李达、雷仲坚译）、米汀的《辩证与历史》（沈志远译）上册、艾思奇的《哲学选辑》等理论著作，尤其是对《辩证与历史》上册和《哲学选辑》等著作做了详尽摘抄，留下了1400多张读书卡片。从对全部卡片的编排看，张学良在此之前已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一定的了解。从卡片呈现的内容和所写日记看，张学良在当时不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比较全面深入的理解，而且能够自觉运用其理论和方法去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历史乃联系的而非孤立的，通贯地看，张学良在被幽禁期间对马列主义理论著作的研读，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他在此之提出加入中发动西安变，恐非仅仅是出于现实目的，很可能有着相当的思想基础。
[1]邱秀虎：《张学良将军被囚琐记》，中国人民协商会议贵州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02-214页。
[3]卓建安：《张学良将军在修文的片断》，中国人民协商会议贵州省贵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贵阳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贵阳：省人民银行印刷厂印刷，1982年9月，第181-182页。
[4]张严佛：《张学良被军统局的经过》，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413页。
[5]如旅美学者傅虹霖认为，张学良在修文期间非常专心地研究当时王阳明被贬龙场驿的一些事迹，从此对“阳明学说”发生兴趣，“遂进一步埋头研究明史”。并且“自从赵四小姐来后，张学良对‘阳明学说’和明史研究从未间断，而且更加努力。研究历史必需做笔记，于是这项动笔的工作，就落到赵四小姐的身上。”（见氏著：《张学良的生涯——一位民族英雄的悲剧》，王海晨、胥波译，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10页。）张奎堂也认为：“自迁入贵州阳明洞之后，张学良开始研究明史”，并且“经过几年的钻研，张学良对明史颇有”（见氏著：《张学良传》，：东方出版社，1991年，第240页。）此类论述甚多，恕不一一列举。
[6]黄文兴：《从藏书题款年张学良幽禁期间的读书生活》，《传记文学》（台北），1993年第63卷第5期。
[8]熊仁：《张学良幽禁贵州期间的心探析》，《贵州社会科学》（贵阳），1999年第6期。
[9]窦应泰：《张学良在贵州研究过——从狱中日记看张学良的》，《文史天地》（贵阳），2004年第3期。
[11]于凤至离开贵州赴美治病的时间，大多回忆文章说法不一。1940年6月15日张学良在日记中写道：“凤至离修文去重庆，将转去美国治病。”（袖珍本，1937-1944），故应为1940年6月15日。
[12]此处所说的古籍，是指1840年以前编辑出版的图书（包括1840年以后整理、注释的古代典籍）。
[13]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可能有三种：一是未著录。1993年3月30日，周联华和阮大年在给张学良的信中写道：“渥承惠赠本校图书三千九百七十三册（另有三箱待点），弥足珍贵，价值非凡。”也就是说，“赠书清册”所列书目为点验过的3973册，不包括未点验的三箱。因此，藏书目录中有而“赠书清册”中无的图书，部分可能会保存在未点验的三箱内。二是。张学良到后曾过一些资料，一些藏书可能也随之化灰烬。三是散佚。张学良自1936年12月被后，辗转流迁，一些图书可能在迁徙过程散佚了。
[15]王方名：《现有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理论体系的根本缺陷及其克服》，《东岳论丛》1980年第2期。
[16]参见李今：《中国左翼文动中的高尔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4期。
[18]邱秀虎：《张学良将军被囚琐记》，中国人民协商会议贵州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202-203页。
[19]《张学良日记》（大本，1937），1937年4月16日。又见《张学良日记》（袖珍本，1937-1944）同日日记。
[32]《张学良日记·灵山日记》，1942年7月28日。按：张学良购买《鲁迅全集》的时间，藏书题款与日记记载略有差异，现据藏书题款定为7月26日。
[37]详情参见唐宝林主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100年》，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59-196页；李红岩：《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兴起之原因探析》，《文史哲》（济南），2008年第6期。
[38]七七事变前，曾大量进步书刊。第二次国共合作后，的管理至少从表面上看要稍微宽松一些。皖南事变后，国共两党关系再度紧张。1941年7月，国民中央图书审查委员会印发了《书刊一览》，张学良的部分藏书，如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何干之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论》、等人的《第八军》和《第八军将领抗战回忆录》、任淘的《抗战中的军事动员》、曼努意夫斯基的《为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红旗下的中国》、艾思奇的《哲学选辑》及其与人合写的《孙中山的思想与学说》、狄超白的《通俗经济学讲话》等均名列其中。（参见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丙编，上海：中华书局，1956年，第173-238页。）如果不是出于对救国道的探索，张学良大概不会收藏这些“”。
[50]邱秀虎：《张学良将军被囚琐记》，中国人民协商会议贵州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213-214页。
[51] 1938年3月16日张学良在日记中写道：“昨夜读韬奋《萍踪忆语》至黑人受处，。又想到南满车三等车中日人之分坐，岂不同黑白分坐一样吗？国未亡，日本早已用劣等民族看我。不把此种心理，中日安有和平之望乎！”（袖珍本，1938-1940）。
[52]1939年9月22日张学良在日记中写道：“卢那卡尔斯基的《实验美学的基础》，我必得读牠[它]一读。”见《张学良日记·龙场日记》（一）。
[53] 1941年2月3日张学良在日记中写道：“夜看邹鲁著的《中国史稿》，甚有感焉；尤以两午萍乡、安庆、广州以及武昌光复等役，工、兵、群众，对于从事之，毫无，使我梦寐中不能忘怀也。”见《张学良日记·龙场日记》（二）。
[54] 1944年6月10日张学良在日记中写道：“常想中国的老百姓何以多‘欺罔’，贵州人更甚。读戴东原的《原善》使我大有感焉。记如下：‘在位者多凉德，而善欺背以为民害，亦相欺而罔极矣；在位者行而竞强用力，巧为避而回遹矣；在位者肆其贪，不异寇取，悉苦而动摆不定矣；凡此非民性然也，职由于贪暴以贼其民所致，乱之本鲜不成于上，然后民受转移于下，莫之或觉也。乃曰民之所为不善，用是而仇民，亦大惑矣！’（《原善》下，末）。”见《张学良日记·刘衙、华湖日记》。
[56]张学良将“各种主义和理论”分为17种，各种名称如下（各种卡片数量系笔者统计）：A.孟塞维克化（30）；B.机械论（37）；C.均衡论（13）；D.或左倾（2）；E.或右倾（2）；F.中央主义（4）；G.改良主义（1）；H.修正主义（5）；I.无主义-工团主义（1）；J.主义（1）；K.直觉（24）；L.社会国家主义（1）；M.机会主义（4）；N.托派（1）；O.第二国际（6）；Q.十八世纪的（6）；R.（2）。
[57]张魁堂曾指出，“自1934年起，张学良在潘文郁、黎天才的帮助下，开始阅读马列主义著作，如辩证唯物主义、布哈林的《主义ABC.》、列宁的《幼稚病》、《资本论》等，还要潘、黎经常给他。”（见氏著：《张学良传》，第119页。）
[58]刊于1938年《解放》第40、41期和《群众》1938年第2卷第4期，由于张学良只提到文章名字和内容，所以无法确定剪自那本。
[60]石仲泉：《延安时期的艾思奇哲学与哲学》，《理论视野》（），2008年第6期。
[61]按：此处的“理8A”以及后面的“哲1”、“理5”、“3”等是张学良为每个子目的卡片编的号码，破折号后面的数字是笔者为统计和引用方便对每张卡片补编的号码。下同。
[62]黄文兴：《从藏书题款年张学良幽禁期间的读书生活》，《传记文学》（台北），1993年第63卷第5期。
[64]张之宇：《张学良探微：晚年纪事》，第219页。按：在笔者拍摄的全部卡片中，未能找到这几张，可能被用于展览后与其他展品一起存放别处。
[65]黄文兴：《从藏书题款年张学良幽禁期间的读书生活》，《传记文学》（台北），1993年第63卷第5期。
[67]由于张学良的卡片中存在大量衍文、脱文、节略等现象，为节省篇幅，以下凡引自卡片的内容，只要句子通顺，意思明白，除非必要，就保持原样，不再将衍、脱、节略等处一一补正。特此说明。
[68]张铁生（1904-1979），又名鼎铭，江苏高邮人。中员，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国际问题专家。1929年经党组织同意，赴大学研究哲学，期间先后为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翻译了一批德古典哲学名著。1938年回国后到武汉，在领导下，担任郭沫若为厅长的部第三厅设计委员。随后撤往桂林，在胡愈之领导下，与范长江一起创办国际新闻社，参与筹备桂林文化供应社，同时担任生活书店桂林分店编审、广西建设研究会文化部研究员和广西大学教授。在此期间撰写了大量通俗性哲学文章，成为继艾思奇之后又一个使哲学通俗化、大众化的理论工作者。
（原载《历史研究》2017年第1期，此次转发对部分内容作了改动，引用请注明原刊出处；图片为作者拍摄，未经授权，请勿使用）返回搜狐，查看更多属马的今年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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