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开始、帝王去世之后有庙号，所谓庙号，就是在太庙祭祀时候用的名号。而谥号则起源于周朝，他们把商击灭之后，开始着手给两个先王摆功，一个夸为“文”，一个称为“武”，也就是所谓周文王和周武王。这个做法叫“谥”。也就是给者的一生行为盖棺论定。
谥号的作用就是对君王置褒贬，让活着的王深自悚栗，不敢过分为非，这发挥了一定作用，春秋时楚共王临死，很惭愧地对大夫们说：
我幼年即位，水平很低，国家治理得很一般，还去跟晋国打仗，鄢之战败得一塌糊涂，辱没祖，给诸位大夫带来忧虑。如果我死了，能和先王共受祭祀于太庙，给我的谥号就叫‘灵’或者‘厉’吧，你们斟酌斟酌，哪个更适合我。
床边的大夫都愣了，不答应。因为“乱而不损曰灵”、“戮杀不辜曰厉”，都是很恶劣的谥号。但临死的王很执拗，众臣劝说无效，终于答应。
不过到安葬，真的制定谥号的时候，宰相子囊又一说，该为王制定谥号了。众大夫又一愣：“王临死前不是说好了，让我们在‘灵’和‘厉’之间选一个吗？”子囊说：“我们的王有这么差劲吗？赫赫楚国，君王临之，蛮夷宾服，诸夏。
他老人家竟然还觉得自己有，这不是一个很的君主吗？我看谥为‘共’比较合适。”于是众大夫皆称好。因为“既过能改为共”，也确实符合楚共王一生的经历。
秦始皇觉得这么搞不是以臣议君吗？所以秦始皇特别不喜欢，废除这个制度，所以他死后就称秦始皇，没有谥号，如果有的话，他大概会叫武帝，或者厉帝什么的。汉代又恢复了谥号，但慢慢变了味，再差的王也可以得美谥。
综观西汉一朝，就没有被冠上恶谥的皇帝，诸侯得恶谥的倒不少，比如谋反的淮南王，全称为“淮南厉王”。这当然是诸侯王的权威不够，无法中央对自己褒贬的缘故。于是，另一种发挥以前谥号作用的东西就出现了，叫庙号。
庙号同样是一个盖棺论定的程序，对王起着褒贬，也就是称祖称，永享太庙，而没有庙号资格的皇帝，过一定时期牌位要被撤掉。
谥号每个帝王都有，庙号只有伟大的君主才配。刘邦的谥号是“高”，而庙号是“太祖”，合起来就是“太祖高皇帝”，文帝的庙号是“太”，武帝的庙号是“世”，宣帝号称中兴，庙号是“中”，元帝其实很孱弱，他在位，汉朝开始衰落了，可是他也很幸运地分到一个庙号，称为“高”，可能是王莽的缘故，因为他姑姑是元帝的皇后。
总之，整个西汉，虽然不无舞弊的嫌疑，但有资格称庙号的也就这么五位，享有“文景之治”盛名的景帝和非常聪明的昭帝都没有资格。但是，和谥号一样，庙号很快变了味，到了唐代，已经是无帝不可以称了。
到刘邦建立汉朝之后，开始任用儒生，启用周礼，于是把周朝的谥号、商朝的庙号这一套再度拿了过来，刘邦死后的谥号是『高』，皇帝，所以史记里面称呼其为『高帝』。按照谥法，『高』的意思是：
这个谥号到后来基本上是开国皇帝专用的。而刘邦的庙号，则当仁不让称之为『太祖』。太祖为受之祖，自然刘邦当之无愧——毕竟汉朝的基业都是刘邦开创，其父亲刘太公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户人家。
到了汉景帝时代，因为汉文帝轻徭薄赋、于民休养生息，群臣觉得汉文帝的德行高深，足以为法，于是给汉文帝立了太庙，所谓『祖有功而有德』，汉太祖高皇帝刘邦有大功於天下，汉太文皇帝刘恒有於天下，要让后世皇帝世世代代祭祀太祖太。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汉朝的时候，庙号要比谥号金贵，每个皇帝都有谥号，但是只有特别杰出的皇帝才有庙号，像匈奴的汉武帝，就得到了庙号『世』——也就是值得世代祭祀之的意思。而皇帝也有得到恶谥的可能，比如好色，卖官鬻爵的汉灵帝，『灵』这个谥号，其实就是群臣对其非常不满的标志。
就这样一直到了唐朝，本来唐高祖李渊的谥号是大武皇帝，唐太李世民的谥号是文皇帝——也就是说，如果按照汉朝的称呼习惯，李渊应该是唐大武帝，而李世民应该是唐文帝。
但是为什么我们都不这么叫了呢？这个要怪唐玄。从唐玄开始，皇帝活着的时候就开始上尊号，死后把尊号改一改叫做谥号。于是各种好词开始堆叠起来了：唐玄把李渊的谥号改成『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李世民改成『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这么一长串，后人怎么叫呢？又怎么来评定一生的功过呢？于是庙号开始彻底的『放飞』了：
于是谥号里面的字也纷纷用起来，各种文、武、宣、哀…… 每个皇帝都有了自己的庙号，而谥号也越来越长，成为一种仪式化的名号。
唐之前称谥号，因为谥号还没有被玩坏，一般是一个字或者两个字，可以很精确的指代某个特定的皇帝；而唐之后因为谥号越来越长成为了一种仪式，庙号就取代了谥号的指代功能。
从帝到的转变，出现在唐朝，这个转变的真正原因是帝王谥号的和造成的，庙谥是指庙号和谥号。在中国古代这两样东西流行了几千年。
庙号是一个君主（包括国王，皇帝等）死后进入太庙接受子孙后代和天下臣民的祭祀而上的名称。其名称都有一定的寓意，譬如我们常见的太即有“克启千祀”之意。
但庙号并非每个君主都能获得。它是伴随着太庙制度而来的，按要有一定业绩的君主才能进入太庙，即所谓“祖有功而有德”。譬如汉高祖，唐高祖等开国之君才有此殊荣。那些没有功业或行迹太劣者则没有。
谥号，是一个人死后，对其生前言行的一种评价，或褒或贬，皆有一定的谥法。《大戴礼记》云：“谥者行之迹也，号者功之表也。”；《乐记》云：“闻其谥，知其行”，《五经通义》曰：“善有善谥，恶有恶谥，以为劝戒也。”同时谥号并非君主所专有，而庙号则是君主所专有的。
作为君主，则基本上都有谥号（除个别之君外），并且还有一定的寓义。譬如常见汉文帝之“文”，即有“经天纬地、博闻、修德来远”等八种释义。这些庙号和谥号可以从侧面看到一个君主的情况。
汉朝四百多年中，共有23个皇帝（不包括新莽和更始帝）。其中获得庙号的只有七个，西汉四个东汉三个，足见慎重而并不。这七人分别是刘邦（太祖）、刘恒（太）、刘彻（世）、刘询（中）、刘秀（世祖）、刘庄（显）、刘炟（肃）。这七个人中尊为祖的两人，两汉各一人，分别都是开国之君，基本上贯彻了“祖有功而有德”的习惯规范。
庙号之滥，在唐代才发生大变。庙号到了唐朝以后，则了它的初衷，成了给皇帝装点门面和的工具了，除了之君，人人都有庙号了，这样唐以后的皇帝都可以叫祖、叫了。
同时，唐以前帝之谥号多数为一字，少数为两字，这样叫某某帝是很方便的。例如西汉到隋，共有78个皇帝（不包括北朝诸君），复谥的人仅为五人，即汉光武帝，晋简文帝、宋孝武帝、晋孝武帝、梁简文帝。
考其原由，多因帝王太多，谥字有限，谥字若有重复，在当时是以为不好的，自唐以后，皇帝之称由帝易，也与谥号太长，不便称呼有关。自唐以降，谥号遂滥。字数几倍于前，徒欲以此争慕。
唐初诸帝的初谥，与前代一致，揆之西汉，高祖大武皇帝，太文皇帝，高天皇大帝，中孝和皇帝，除高不符谥法外，其余似无不妥。至高为高祖、太加谥，遂掀加谥之风，至玄时最终形成了后世的文字繁多的谥号。
变数千年谥法之局者，为唐玄。譬如唐太，初谥为文皇帝，本已为天下第一等谥，而后来妄加至“文武至圣大广孝皇帝”，反掩其美矣。之后谥义愈美、谥字愈多。宋神至20字、清太祖至25字，余皆七字、八字不等，一二字为谥者遂鲜矣。
唐以后之宋，基本沿唐制不变，且加谥字之多，有过之而无不及。譬如之君的宋徽的谥号是“体神合道骏烈逊功圣文仁德宪慈显孝皇帝”。文字之美，那里看得出是个之君呢？
不过明清时期帝王称号又有小的变化，唐宋之时的谥号，谥字多，且每个字地位相同，不分主次。这种情况到明朝时发生了变化。
明清的谥号对此做了一个，在众多的谥字中分出主次。即多字的谥号，前面的字都是修饰，最后一个字才是主谥。例如明太祖史书都通常称为太祖高皇帝，他的全称则是：
经过这次的，解决了唐宋时期谥字太多，不便使用，反而使帝谥不彰的矛盾。从明以后，帝谥又成为可以经常使用的了。
但明清时期，对皇帝的称呼多用年号代称。例如一般清代史籍上所说的高纯皇帝，你也许觉得陌生，其实他就是你再也悉不过的乾隆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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