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卿墓中出土的兵器共计779件，主要有剑(6件)、戈(31件)、矛(20件)、钺(10件)、戟(9件)、匕、刀、镞(510件)等十余种。
虎鹰搏击透雕戈，在戈的胡和内上透雕的猛虎雄鹰搏击图，将春秋时期战争的场面表现得淋漓尽致。最重要的是在墓主人的内棺发现了一件带有铭文“赵孟之御戈”的戈，这是确定墓主人身份的重要实物。
在墓主内棺中出土的4把青铜剑，是春秋兵器中的瑰宝。剑身修长、单脊、宽从、锋刃，通长43厘米-54厘米左右。剑的格、鞘都饰有精致的玉雕。这些兵器也许是墓主人的心爱之物。
兵器还有杀伤力很强的扁体形铜刺、与矛配套的铺及数量众多的箭铜镞。其中很多兵器仍刃锋尖锐，达到了很高的工艺水平。
虎形灶和帐篷顶是行军作战随身携带的生活用具。赵卿墓出土的虎形灶是一件形制比较奇特的青铜灶具，也是至今所见唯一的一件。高22厘米、长46厘米、宽38厘米，由灶体、烟筒、釜、甑四部分组合而成。灶体上前有虎头形火门，中间有放置釜、甑器皿的灶膛，后有可安放烟筒的烟道。此灶非常适用于行军作战，兼有了中原和草原文化的特点。
帐篷顶构件是用于支撑帐篷的。帐顶的侧面有10个圆形铜环，环上连接鸭嘴形扣，扣可以套绳索，与帐篷周壁立柱上的顶环扣接，构成帐篷下的篷骨。它们是与帐篷顶配套使用的。
车马坑位于该墓的东北侧，是赵卿墓的重要组成部分。平面呈曲尺形，由车坑与马坑两部分垂直交汇组成。
马坑南北长12.6米，东西宽约3米，深约4米。马共计44匹，由北向南依次排放。马属蒙古马系，平均肩高148厘米。马坑中还发现大量的马具。
车坑东西长12米、南北宽6米，深4米-4.5米，位于曲尺形平面西部。车坑底部先挖好轮槽，埋人时将车轮嵌入槽内，车轴紧贴坑底。此方法为考古中首见。车坑中车至少16辆，分南北两列，依次由西向东整齐排列。
根据车舆形制的差异，可分为圆形舆和方形舆两种。圆形舆仅一辆，位于北边一列车的队首，为国内首次发现。这些车，各有用途，如墓主人的专用车为“安车”，军官的指挥车“辂车”，田猎所用的“田车”以及其他公务用车。
庞大的车马坑，众多的车马器，使我们看到了战旗烈烈、战火熊熊、车辚辚、马萧萧的战争场面和赵简子指挥若定、运筹帷幄的大将风度。
赵卿墓是迄今所见春秋时期晋国等级最高的贵族墓之一。从棺椁制度看，使用了一椁三棺，积石积炭椁、棺四周，积石内置，紧贴木椁，积炭外置，紧贴墓圹，显然已潜用了诸侯之礼。从列鼎制度看，墓共出“升鼎”三套，分别以7件、6件、5件成套，应是“七鼎之礼”，等级非常之高。从“乐悬”制度看，出土两组编铸和一组石磬，符合“轩悬”之制，也属于西周诸侯之礼。因之，西周的墓葬礼制在春秋末年的晋国均已升格，并摆脱了西周礼仪的。所以赵卿墓的诸侯级别的葬制就较正常了。同时，赵卿墓车马坑出上车、马的数量和规格已经超出同时期的诸侯(如中山国国王墓与莒侯墓)，且殉车大都是实用战车。由此又可以推测，墓主人是位久经沙场且拥有强大武装力量的显赫人物。如果再和墓中出土的三千余件随葬品一并考虑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到他生前的豪华场景。
赵卿墓具有典型的地域特征。仅以出土的青铜器为例，不仅数量庞大(1402件)，礼乐兵舆种类齐备，而且鸟尊、匏壶等精品迭出，新工艺层出不穷，表现出鲜明的晋国文化特色。在铸造工艺上，绝大多数器物采用陶范浇铸，流行的浑铸法得以继续使用，分铸法广泛应用，焊接技术更加先进。有的器物在铸造上甚至融分铸法、浑铸法、焊接技艺于一身，显示了晋国先进的铸造技术。在器物的装饰工艺上，采用了镶嵌、错金、包金术三项新技术，而浅线条镂刻技术更富有特色。在纹饰表现力上，夔、螭、虺等神怪动物花纹数量最多，但多为纹样带，表现出可畏的面貌，而虎、牛、鹰、鸷鸟等写实动物最为普遍，多为浮雕，表现出亲善可爱的神态，可谓活灵活现，惟妙惟肖。总之，赵卿墓青铜器的造型已由厚重转向轻巧，刻镂由深沉转为浮浅，纹饰由简单、神秘趋向复杂、实用，代表了春秋末期晋国的先进文化。此时，晋国的中心开始向晋阳转移。
赵卿墓上承春秋，下启战国，处于社会的重大变革时期，对于研究东周特别是晋国的经济、军事、文化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2500年前，赵简子肇建了晋阳，开创丁晋文化的新局面，2500年后，赵卿墓又在金胜村重见天日，再次展示了昔日赵氏的豪华生活。其间的，其间的兴衰演变，既给今日的太原增加了历史的厚重，也让昔日的晋阳了曾经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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