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20年代安特生发掘仰韶遗址和李济发掘西阴遗址之前， 一批文化就已经在向中国社会考古学并产生一定的文化影响了。如1900年章太炎作《中国通史略例》，就提到了欧洲“洪积石层”的史前考古发现,“足以补旧史所不逮”。梁启超也在1901年所作《中国史叙论》中提到了考古一词和汤姆森“三期说”等①。换言之,如果将这样的做法看成是考古，或者把这一时期看成是中国考古的肇始期， 也许有人同意，也许有人不赞成，甚至相互之间还会产生争议。
说起来，类似的争议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来，比如汉语“考古大众化”与英语“PublicArchaeology”的语境和内涵是不是一回事？甚或“Public Archaeology”翻译成汉语，究竟是“公共考古”还是“考古”乃至于干脆变成 “公共考古/考古”？“考古”与“考古学”是一码事还是两码事 ？ 再比如，公共考古究竟是不是考古？到底属不属于考古学的范畴？既会有人说是，也会有人说不是；还会有人过去说不是，现在又说是；甚至更会有很多人想都没想过这类问题， 爱是不是，关我何事？！
以上种种，不能不说是其他考古学分支学科鲜见但却是目前公共考古中常有的一种现状。凡此等等，就迫切需要一个以专业角度和学科视野并且能够联通社会的园地，来关注考古的工具化、操作链、方、学诸问题。令人欣慰的是，《南方文物》自本期起，将开设“考古”栏目，包括争议在内的很多考古问题，诸如概念的、属性的、理论的、方法的、实践的、思考的、启蒙的、探索的、创新的等等，便都有了一个可以讨论、能够争鸣、还好取长补短、相互借鉴的新园地。大家既可以在这里交流做考古实践的体会，又能够就公共考古学研究等发表宏论高见，实实在在地把公共考古和考古学做成天下之公器。
说到考古实践活动和公共考古学研究工作，这两者既是一回事，又不完全是一回事。因此一直有人说，中国只有考古，但没有考古学，意即大家多是强于实践，乐于方式，而疏略于研究，无暇于学理，这不啻戳中了当下公共考古繁盛之际而考古学则不振的软肋和长期的痛点。
的确，中国的考古经过长期实践，至少在考古传媒、考古教育、考古活动、考古展示等四大方面②，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已经由初始期那种自发性的个体、 摸索阶段转入了自觉性的群体的常态化、制建设时期。前些年那种纠结于 “Public Archaeology”的 译 法 之 争 ，要 不 要做考古的价值判断大讨论，在取得基本共识或搁置争议的基础上，也进入到了怎样做好公共考古实践、如何开展好学术研究、积极培育学科生长点的关键节点上。
如何突破瓶颈，尽快迈上台阶，怎样把握拐点，努力创新局面———应运而生的“公共考古”新园地，非常欢迎大家前来播种、广为耕耘，收获硕果，藉以促进公共考古建设，助推考古学科发展，利用考古遗产，带动参与，服务文化繁荣，满足社会需要。
最后还得强调的是，“公共考古”栏目的开栏，与《南方文物》已有栏目相比已经算开设得晚的了，但开栏本身却真实记录了中国公共考古前进的脚印和历程以及将会产生的影响。毋庸讳言，这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考古观价值和学术史意义，将来是足以写进中国公共考古学史的。
①俞旦初：《二十世纪初年近古学思想在中国的介绍和影响》， 生活·知识·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②目前中国考古实践大体可归为四类：第一类考古传媒，即指传统和新兴，前者指图书、、三种印刷媒介和、电影、电视三种电子媒介；后者主要指互联网与移动媒介等。第二类是考古教育， 即面向非专业学生或人士讲授的通识性考古课程、社会公共等。第三类指考古活动，包括考古夏令营、考古探险活动、考古日和遗产日、考古评选活动、考古志愿者服务等。第四类指考古展示，诸如建设考古遗址博物馆、考古遗址公园、考古文创品开发、考古策展人等。
高蒙河，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 中国考古学会公共考古专业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长期从事考古实践和研究工作，出版《三峡考古记》、《铜器与中国文化》、《考古不是挖宝》、《考古好玩》等考古文化随笔多种；开设《考古学》、《考古发现与探索》、《考古与人类 》 等通识考古课程多门；策划崧泽遗址博物馆、良渚博物院、良渚古城遗址公园、陕西考古博物馆等展览展示多处；主持上海公共文化系统 《上海考古文物》、《考古不挖帝王陵》等培训多期；担任上海频道《经典重访》、《往事》、《纪录片编辑室》 等栏目考古嘉宾多年。
( 文章来源：《南方文物》2017年第2期 原文标题：创建公共考古学的新园地—《南方文物》“公共考古”专栏开栏语）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网友评论 ()条 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