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5日,第三期“晋界讲坛”第八讲如约而至,主讲者是孙庆伟老师。孙庆伟老师是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副院长。主要从事夏商周考古研究和教学工作,多次参加山西晋侯墓地、陕西周原和周公庙遗址的发掘,出版了《周代用玉制度研究》、《追迹三代》、《最雅的中国——春秋时代的社会与文化》等专著。
孙庆伟先生和山西、晋文化考古渊源很深,大家都知道,山西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现在陈列于《晋国霸业》展厅的晋侯鸟尊,出土于晋侯墓地M114。在发掘晋侯墓地时,孙庆伟先生负责了这座墓从发掘、绘图、器物采集一系列的工作,可以说是晋侯鸟尊最早的者。这座墓在发现时遭到盗墓贼爆破盗掘,严重,墓中青铜器出土时非常破碎。孙庆伟先生正是通过对墓中数十片残片拼合而成的青铜器——韦甗上的铭文进行研究后,认定M114号墓主人就是将国号改唐为晋的第一代晋侯燮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鸟尊成为山西博物院镇院之宝提供了学术支持。至今,在大学孙庆伟先生办公桌对面的墙上,仍悬挂着一幅醒目的鸟尊拓片,先生对于鸟尊有着深厚的情感可见一斑。可以说,孙庆伟先生对晋文化考古贡献巨大,和山西博物院关系密切。在开始之前,山西博物院石金鸣院长代表全院乃至代表山西人民赠予孙庆伟老师一件晋侯鸟尊的复制品,这份礼物表达着我们对孙庆伟先生晋文化考古研究贡献的深深。
晋国是西周初年在山西南部的一个封国。在前面的七讲中,我们邀请国内7位专家学者从晋国的地理与疆域、晋文化考古、晋国青铜铭文与玉器艺术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解读,可以说每位老师讲述各有侧重,各有风格,让观众受益匪浅。晋国的历史与文化,在时间与空间上并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如若放眼于中国历史长河,应该如何在如此宏大的历史背景中来理解晋国与晋文化。孙庆伟老师将从华夏文明与晋文化的渊源讲起,从文明的角度解析晋国的历史与文化。下面为大家推出本次的主要内容概述:
中华文明的历史浩浩荡荡五千年之久,无论是史籍记载还是考古发掘,孕育于山西大地的晋文化在华夏早期文明中都占有突出的地位。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晋南这块沃土,孕育了辉煌的华夏文明,诞生了最早的中国。
两周时期,晋国作为姬姓室也在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桐叶封晋,叔虞受命。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受封伊始,晋人就面临传统与现实的双重。晋虽偏远,但恪守唐诰,心系王室,“周礼尽在晋也”;骊山之变,文侯崛起,力挽危局,匡护周室,以蕃屏周。
西周早期晋国周围戎狄环伺,晋文化发展壮大的历程也值得我们深思。晋在深山,拜戎不暇。西拒虎狼之秦,南阻荆蛮之楚,更有戎狄环视左右。晋人或力战、或,或婚姻、或剿灭。三晋之地,正是民族与文化融合的大熔炉。
最近,关于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中国的形成是学术界的一个热点问题。那么最早的中国究竟指代地理中的哪个呢?我们今天可以见到的有关于最早的“中国”的记载是在收藏于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的何尊铭文。尊内 铸有12行、122字铭文,其中“宅兹中国”为“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记述的是成王继承武王遗志,营建东都成周之事,很多学者也根据此记载认为最早“中国”的应该位于洛阳盆地。可是这样的记载是否能确定最早中国的地理还值得琢磨。
关于最早中国的研究最著名当属许宏教授的二里头论和何驽教授的陶寺论。我认为无论根据史籍的记载还是先贤司马迁的研究亦或是考古的,都表明晋南这块沃土在孕育华夏早期文明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陶寺遗址以其宏大的规模,最早的宫城和文字以及观象台遗址,王级大墓,玉钺和鼍鼓为代表的礼器,彰显早期王国气象,处处显露出“尧都”的气派!
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关于尧舜禹禅让即位的记载不经意间也透露了早期王朝的地理正统的所在。“舜得举用事二十年,而尧使摄政。摄政八年而尧崩……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从地理上我们可以看到舜专门从“南河之南”回到山西南部的“中国”继帝位。
“帝舜荐禹于天,为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丧毕,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这里所记载为让位于舜之子商均而居于阳城,阳城只是禹避商均的临时居地,禹继天子位后又都平阳,晋南从此并入“夏墟”。尧舜禹的先后踵接,代表了早期王朝的地理正统,晋南突出的历史地位不可替代。
西周时期,因为鲁国为周公旦之子伯禽的封地,对周代文物典籍保存完好,素有“礼乐之邦”之称。鲁昭公二年晋大夫韩宣子访鲁,观书后赞叹“周礼尽在鲁矣!”
鲁国固然是西周诸国恪守周礼的典范,然而晋国也毫无疑问应当是恪守周礼的典型代表。纵观两周历史,真正恪守周礼应在于“识大体、讲”,而不在于具体的礼制仪节,从这一角度来说鲁国在周代扮演角色的重要程度远逊于晋国。周公制礼作乐,实乃周人经天纬地的方略。周礼核心在于尊尊和亲亲,所谓“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也”。钟鸣鼎食是其外在物化的,而晋文化是对周礼的最好诠释。
天马-曲村晋都遗址,族墓地流行,血缘关系突出,是亲亲也;但公墓与邦墓分离,晋侯独尊,是尊尊也;晋侯墓地中,九代晋侯皆与其嫡夫人并穴合葬,强调嫡庶之别,更是兼具亲亲、尊尊之真谛。西周晋侯,多用五鼎,其夫人则多用三鼎,合于周礼;
春秋时代,礼崩乐坏,九鼎、七鼎,但以赵卿之尊,仍以五鼎为盛,实属难能可贵,堪称守礼之楷模。
晋虽偏远,但恪守唐诰,心系王室;骊山之变,平王西逃,西周被戎攻灭;文侯崛起,杀携王,定平王,力挽危局,匡护周室,以蕃屏周,实可赞曰:“周礼尽在晋也”!
由于以周人为主的“华夏”族占据着“天下之中”的中原地区,所以“华夏”又常常与表示空间的“中国”联系在一起,相应地,生活在中原以外的戎狄蛮夷则被泛称为“四夷”。从史籍记载来看,两周时期周王室与其分封的各诸侯国都不同程度的面对蛮夷戎狄的,甚至战火纷争,连绵不绝。
桐叶封晋,叔虞受命;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受封伊始,晋人就面临传统与现实的双重。晋四面皆戎狄,赤狄在其北,陆浑在其南,鲜虞在其东,白狄在其西,唯姜戎役属于晋,为不侵不叛之臣,真可谓“晋在深山,拜戎不暇”。晋人在西拒虎狼之秦,南阻荆蛮之楚的同时,对于腹心之地的戎狄,或力战、或,或婚姻、或剿灭。
“春秋二百余年之际,与戎狄相终始”,而晋人的崛起,更是一部与戎狄相争、交融的斗争史。华夏与戎狄蛮夷的长期争斗在表面上以华夏族的胜利而告终,但华夏与四夷的交往纷争正是一部民族融合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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