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近距离走近南京大这段历史，却是在今年春天开始，我参与到大型纪录片《外国人眼中的南京大》的创作中。从刚开始的各方资料收集，案头准备，摄制文本的梳理，外景采访拍摄到后期的剪辑制作，一走来，曾经的在我的眼前不断呈现出来，令人刻骨铭心。
我们在欧洲外景拍摄的第一站，是在今年8月，从寻找当年南京安全区委员会约翰拉贝的日记原件开始的。
在海德堡，我们采访了约翰拉贝的孙子托马斯拉贝，《拉贝日记》原件的保管者，一位严谨的绅士。一见面他便用简单的中文和我们打招呼，并示意可以在他的书房进行采访拍摄。
那是一个30平米左右的房间，里面整齐满满的摆放着他祖父约翰拉贝的相关书籍和物件，还有许多来自中国的摆设，都被的一尘不染。金色温暖的阳光洒进来，仿佛增添了些许庄重和神圣。采访中，托马斯拉贝向我们回忆祖父的身世和在中国的经历。他在深沉温和的讲述中，向我们不断传递着对祖父约翰拉贝的之情，令在场的人都很。当他向我们打开尘封多年的《拉贝日记》原件时，摄制组的情绪再次激动起来。作为一本珍贵的历史文献，《拉贝日记》第一次全面地展现在中国电视观众面前。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我们在街头采访人时，只有很少的人表示知道约翰拉贝的姓名。这让我们深感肩上的重任，更有义务要将这部纪录片拍好，让更多的人们能够了解约翰拉贝这个人和那段历史。
在丹麦的奥胡斯，有一种名为“永远的南京辛德贝格黄玫瑰”，它是当地的人们，为纪念一位奋不顾身中国难民的之士而精心培育的，这个人就是辛德贝格。当年，这位来自丹麦的年轻人和人京特一起，在江南水泥厂一带了近三万名中国难民。辛德贝格的侄女玛丽安女士在家中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并盛情邀请我们到位于郊外的大型，在那里，她告诉我们，这种新型的玫瑰花了三年时间才培育出来，寄托着对辛德贝格深深的怀念。
看着满园怒放的黄玫瑰，我们心中也有着同样的声音：是的！辛德贝格为南京所付出的一切，应当永远被铭记！
在这部纪录片再现拍摄期间，我客串了明妮魏特琳当年难民的再现镜头。魏特琳是南京安全区委员会里唯一的女性，在南京大期间，她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设置的难民所，了大批的妇女儿童。
由于日军的反复，魏特琳总在校园中不断的急速奔走，从宿舍到教学楼，学楼到操场上当我一遍又一遍模仿着当年的魏特琳在校园中奔波的时候，便深深地理解到魏特琳当时的。突如其来的灾难随时都有可能，她的神经每一秒钟都是紧绷着的。那是一种夹杂着孤独、无助、悲愤却又满含坚定的感觉，尽管孤身奋战，且不知噩梦何时才能结束，但天性的力量，依然支撑着魏特琳竭尽所能的走下去。
还有让我难忘的11月16日。那天是星期一，南京大纪念馆闭馆日。没有参观的人群，天空阴沉压抑，萧瑟的秋风从身上吹过，我和摄影师在空旷的纪念馆中，从清晨拍到夜晚，面对着冰冷的鹅卵石、触目惊心的“遇难者300000”、哭墙上一个个遇难者的名字、寻找孩子的母亲塑像、白骨累累的“万人坑”一种悲愤之感从心中夺涌而出。面对曾经的，我们今天的人们该怎样去做，才能慰藉遇难者的亡魂？
能够参与这部纪录片的创作，于我来说是幸运的。更为难得的是，重温这段历史的过程，也使我接受了一次上的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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