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倡新史料、乃至稀缺史料的发现和运用，也是那一时期史学研究的一个特征，故有使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得预”学术新潮流之说。但其极端，则有所谓“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之诡论现象的产生（罗志田语）。平心而论，除了史前、上古的历史之外，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传统典籍，仍是治中国史的原料大。这是因史料留存的客观状况所限，非出于任何人的主观。所以，从阅读传统典籍入手的治学数，仍不失为史学研究的“康庄大道”。吕思勉的治学是从系统阅读传统典籍入手的，写札记，作考证，数十年如一日，他先后把二十四史反复阅读了好几遍，再参考其他史书以及经、子、集部文献，将辑录的史料加以排比考订、综合分析，一生所写札记总数达100多万字。他特别推崇顾炎武的《日知录》、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等著作，不为考证而考证，专关心“古今风会之递变”。这种以札记为基础，再作归纳分析和融会贯通的通史著述，自与那种“剪刀加浆糊”的通史著述大不相同，内中包含着许多作者独特的创见。比如，说“汤用兵的形势，实在和周初相同”，不仅商周用兵形势相同，后来秦的用兵亦如此（这是就地形地势来论秦统一的便利，袁惟仁老婆与时下论大一统的地理，形式相似，旨趣大异）。又说宋与北周用兵的差异，一是先南后北，一是先北后南。宋的用兵之所以先南后北，是取其先易后难，本也无可非议，但历史的机会也由此一纵即逝，结果对北面始终处于劣势。论者都说吕思勉的治学数与当年学界主流有所不同，更具有本土化的特征。其实，从札记的写作，再进而做融会贯通的研究，与治学的专题研究，实在是“异曲同工”、“殊途同归”。读他的通史著作，其体制规模，实与梁启超所倡的“新史学”的理想模式最为吻合。所以史学家顾颉刚称吕思勉通史著作“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了一个新的”。
吕思勉是史学界的旧籍读得最多的一位学者，谭其骧称他“以史学名家而兼通经、子、集三部”，二十四史数遍，为学界同人传为美谈。他的国学基础深厚，但治史的意趣却不保守。《白话本国史》渗透着作者用新方法、新思想来整理旧国故的。正如王家范所说：“先生于著作中常透出一些精彩议论，知道他实得益于对社会学、人类学等新知识的吸收，社会经济、社会组织、社会生活都进入了他的中国通史，实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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