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跋入中原，国分南北方，北朝十六国，南朝宋齐梁。”这是中国历史朝代歌中的几句。其中的“北朝十六国”时期指的是西晋亡后，晋室南渡，中原地区遂有以匈奴、鲜卑、羯、氐、羌等五个以胡人为主的游牧部落中原，先后建立割据，使中原大乱，史称“五胡乱华”。其实在这个时期内的并非十六个，其大大小小有七八十个之多，因北魏史官崔鸿写了一部名为《十六国春秋》的史书，所以这段历史又称之为“五胡十六国”、“十六国”等。
崔鸿（478—525年），字彦鸾，北魏清河人，著名史学家。其伯父崔光是北魏著名的史学家，曾任著作郎，参与修撰北魏国史，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史职。崔鸿自小受其伯父的影响，勤奋好习、刻苦读书，知识非常渊博，尤其在史学方面更是学识深厚。据《北史》记载：其“少好读书，博综经史”，以才学闻名。其“弱冠即有著述志”， 他的志向就是要修撰一部全面的、系统的记述十六国历史的著作。
崔鸿认为，自从西晋“八王之乱”之后，兴替的历史相当繁乱。虽然“所在称兵，竞自尊树”，但“能建邦命氏成为战国者，十有六家”。 他们虽然都是少数民族所建的，但也是这一时代的代表和象征，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总结这一时代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虽然十六国各有国书，记载本国史事，但体例不同，详略各异，不相统一。于是崔鸿立志要编撰出一部记录这一时代的全史。
景明元年（500年），崔鸿利用公余时间开始搜集整理十六国的旧史及相关资料。由于当时北魏刚迁都洛阳不久，各种书籍“率多分散”，他不得不多方搜求，寻查于公府，访之于私藏。崔鸿为官，积蓄不多，但他为了、搜集史料，几乎竭尽了家产和俸禄，有时甚至连买笔墨纸张的钱都拿不出，平时生活十分艰朴。
在该书的编写过程中，崔鸿将所搜集的史书之外的资料与史书相核对，把虚妄不实、舛错的部分进行删除订正，使之翔实准确，逐步“定为实录”。之后，再将核考后的史实资料归录于史料篇目体系中。到正始三年（506年），《十六国春秋》中只剩下“蜀录”没有找到，其它的初稿已基本完成。他四处访购《蜀书》，但久求不得，这项工作只能停滞下来。
编写此书是崔鸿私下进行的，他惟恐书中有不符合当朝典章和朝廷意图之处，未敢宣行于世。然而，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此事不知怎么就被宣武帝获知，于是派人去向崔鸿索要书稿。崔鸿不敢抗旨，便将自己认为“不悖”当朝的部分书稿呈献宣武帝御览（因书中如实记载了北魏破燕军，坑杀数万降卒之事）。崔鸿趁机给上表，请求朝廷协助他搜寻《蜀书》。朝廷在资金和搜集资料方面的支持给崔鸿的书稿撰写工作提供了帮助，到孝明帝正光三年（522年），终将这本稀有的《蜀书》找到。至此《十六国春秋》的全部史料已收齐，崔鸿又于公务之余埋头撰写，补写了最后五卷。《十六国春秋》为纪传体史书，是一部记述自西晋至北魏统一北方前，北方十六个兴亡更替的断代史。其体例比较完备，内容以国书为录，主为纪，臣为传，成书后共一百卷，另有序例一卷，年表一卷，共计一百零二卷。可惜这部书当时未有付梓，书稿只是藏在崔鸿的家中。崔鸿死后，孝庄帝永安年间，他的儿子崔子元又重新手抄了一部书稿献给朝廷，藏于史馆。
《十六国春秋》是研究十六国史的重要文献。后来，魏编写《魏书》、唐朝编修《晋书》，都将此书作为重要。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时也曾引用过。可惜这部书从北宋以后就散失了，目前存世的《十六国春秋》，是明万历年间出现的残本。现行的辑本有两种，一为明代屠侨孙等辑缀的《十六国春秋补遗辑佚》；一为清代汤球的《十六国春秋辑补》。
《十六国春秋》不仅有宝贵的史料价值，而且在史学史上也具有特殊的意义，为北魏史、辽金史、元史、清史的撰写树立了典范，史稿虽散佚，其丰功。崔鸿，作为第一个为少数民族写史的人，他把少数民族的历史提高到正史地位，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追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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