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在、经济、社会、思想和文化变化之速和之大，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段历史始终充满多面性和不平衡性，社会形态的复杂性也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近代中国与当代中国的发展道存在很强的历史连续性，在许多方面制约和影响今天中国历史的发展。基于此，本刊特别约访了崔志海研究员，崔先生就如何科学认识近代中国历史，如何以一种多元视角研究这段历史，做了系统阐释，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和借鉴意义。
崔志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晚清史和中国近代人物与思想。代表著作有：《梁启超》（合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蔡元培》，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论文有：《评海外三部梁启超思想研究专著》（书评），（《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试论1903年中美〈通商行船续订条约〉》（《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5期）；《关于美国第一次退还部分庚款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1期）；《美国与清朝的》（《史林》2006年第6期）；《光绪、慈禧太后之死与美国的反应——兼论光绪死因》（《清史研究》2009年第3期）；《美国与中日甲午战争》（《历史研究》2011年第2期），等。
李：您属于1960年后出生的学者，大学可以说是你们这代学者研究学问道的起点，因此，请先谈谈您那个时代读大学的情况。
崔：1980年我考入杭州大学历史系，这与我中小学时代的学习状况有直接关系。从小学到高中毕业，我的学习成绩一直是文科各科比较好，自初中开始比较关心，喜欢看报读报，相比之下，理科成绩一直比较落后。大概因为学习成绩的关系，文科老师比较欣赏我，而我也不大受理科老师的喜欢。高二阶段改读文科班后，比较受各科老师喜欢和栽培，他们希望我能考上大学，为学校和班级争光，班主任地理老师还因此火速动员我加入共青团组织，担任班干部。1979年我高中毕业，第一次参加高考，因为数学成绩太糟糕，只考了20多分，结果只能是名落孙山。我的两位兄长下乡从军，根据当时国家政策，我属留城工作对象，因此，家人对考大学的事情，并不那么在意。第一次高考过后，班主任老师考虑到除数学之外我其他课目的成绩不错，亲自到我家里，动员我读回修班参加来年的高考，由此改变了我的人生道。
在读回修班的一年里，我通过自学，对初一至高中的数学做了系统补习，数学成绩有了极大提高，在学校组织的数学高考模拟考试中，我的成绩都在90分以上。1980年高考我的数学成绩也只得了70多分，数学老师认为我没有发挥好，我个人则以为万幸了。高考入榜后，填报志愿也都是班里老师根据我的情况及各大学的录取标准帮助决定和填写的。
考入大学之后，我对专业课的兴趣并不大，尽管当时开课的许多老师都有很高的学术造诣，但我更对本系之外的哲学史、外国文学史、心理学、美学等课程感兴趣，被萨特的存在主义、尼采哲学、主义、异化问题、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等所吸引。其中，我对美学的兴趣更多是被李泽厚先生的那本《美的历程》所激发。迄今我还保留着一些大学时代购买的介绍哲学家和有关美学的书籍。中国学术方面，比较喜欢阅读介绍中国古代思想和佛教史及中国古代文学方面的著作。其中，中国古代思想部分最感兴趣的是先秦诸子思想，读过《论语》《孟子》《庄子》《经》《荀子》等著作，有些还认真地做了笔记和。总之，大学时代我并不追求考试成绩，更享受获取知识的快乐。这些知识是我中学时代不曾接触过的，它们为我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对我后来从事近代人物思想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很大帮助，同时某些方面还影响了我的人生观。
就历史专业的学习来说，尽管对一般讲述历史过程的课程兴趣不大，但各位老师介绍的历史研究中的一些争论问题，诸如关于王莽的评价问题、历史上的农民战争问题、关于法国大问题、太平性题等，比较激发我的兴趣。课后，我会主动去图书馆阅读相关争论文章。在开设的各门专业课中，我最感兴趣和印象最深的是史学理论和中国史学史，感觉这两门课程对历史研究具有一些指导意义。以后在我购买的图书里，就有不少史学理论方面的著作。我对中国近代史产生兴趣，比较多地受了郑云山老师的影响，他在讲课过程中较多地介绍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些争论问题，这激发了我的学术兴趣。我的学士论文就是做了中国近代史方面的选题：关于1900年自立军问题的研究。1984年大学毕业那年，我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系硕士生，有幸被录取，又向学术道迈进了一步。
李：我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毕业的学生，刚才您谈了大学时代的学习情况，接着请再谈谈您那时在研究生院的情况，请介绍一下指导老师对您的影响。
崔：1984年我到攻读硕士研究生时，研究生院还没有自己的校舍，第一学年我们借住在万寿的解放军后勤学院招待所，上课也是借用他们的教室，第二学年才搬到新建成的望京研究生院。3年硕士研究生期间，我最大的收获是在导师的指导下，培养了自己的研究能力。
我的指导老师是钱宏和贾熟村两位先生。两位先生在所里都担任一些职务，钱先生当时负责《近代史研究》，贾先生是史室主任，他们都是谦谦君子，为人随和、亲切。在学业方面，根据贾先生的意见，我更多是受钱先生的训导。先生的教学方式与大学不同，先生并不给我们学生讲课，而是为我们指定阅读书目，撰写学习体会，至少每月返所一次汇报学习情况，听先生面训。这种教学方式对培养学术研究能力，我个人认为还是很有帮助的。记得第一学年先生为我指定的理论学习书目是《马恩选集》四卷、《资本论》；专业书则要求我浏览、阅读“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同时配合阅读相关专著，对中国近代史资料及研究有一基本了解，强调打好基础的重要性。根据先生的要求，我有选择地阅读了从琉璃厂中国书店购买回来的《马恩选集》四卷，但坦率地说，《资本论》没有读下去，也如实地向先生做了汇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我粗粗做了浏览。其中，读得比较仔细的是丛刊第一种《鸦片战争》资料集，我后来发表的论文《谈定海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地位》，就与这时期的学习有关。除了先生指定的阅读书目外，我个人比较多地阅读了外国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译著及港、台学者的著作，特别是有关现代化的理论及现代史研究，这是我在大学时代没有接触到的知识。但在阅读过程中，我感觉研究中国现代化史的著作特别是港台一些学者的著作，虽然新鲜，不同于国内传统的中国近代史论著，但他们完全依据现代化理论和标准论述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显得过于和机械，并不能很好反映和说明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何以如此。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学术研究》上发表《关于中国近代史主题和线索的再思考》，虽然也主张以近代化为中国近代史主题，以工业化、化、国家化和人的近代化为4条基本发展线索，但在论述中国近代化发展历程中仍主张以史研究中的阶级地位和作用的变动为依据。
在与先生的交谈中,给我帮助最大、影响最深的是先生有关学术论文写作方面的。他强调，史学论文的写作，主要就是做到四个字——“准确简练”，文字表达要反复推敲，不能让读者产生歧义或误读，做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不宜用一些文学夸张的表达方法，也不要轻易使用诸如“最早”、“第一”等词；一句话可以表达清楚的，不要用两句话表达，要做到惜墨如金。史学论文要写得让同行都能看得懂，面部痣的位置与命运如不能让同行读懂你的论文，不是你本人对研究的问题没有想透，便是表达和写作还存在问题，没有将事情的来龙去脉交待清楚。史学论文的写作要讲究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既要符合历史时序，也要体现内在逻辑关系。论文写作要做到首尾呼应，结尾处最好留有余味。论文写好后，要凉一凉，过一阶段再修改，最好朗读一遍，哪里接不上气，就说明哪里表达还有问题，不要急于匆忙发表，，要对自己负责，等等。当然，先生的这些是在每次的交谈中断断续续传授的，并且，先生的有些意见学界可能也有，但我个人以为先生的这些是很有道理的，我努力践行，并传授给我的学生和一些青年朋友。
研究生期间的另一重要任务，是撰写硕士论文。那时，各研究所对学位论文的要求还是很严格的，就有因论文通不过而不能获得学位的。进入第二学年不久，我就向两位导师提交了两份论文选题提纲：一为“清末新政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为关于辛亥时期国民性思想研究。贾先生比较倾向做第一个选题，这个题目涉及对清朝阶级的研究，是当时学界研究比较薄弱的领域，记得当初参加所研究生复试面试时，针对有老师提问“你认为近代史研究中有哪些领域值得特别重视”，我就曾表达应加强清朝阶级方面的研究。第二个选题涉及思想史研究，比较契合当时学界的思想史和文化史研究热，也比较契合我那时的学术兴趣。由于钱先生比较赞同第二个选题，我的硕士论文最后就做了这个题目。为完成这篇硕士论文，我除阅读辛亥时期相关思想家的文集外，还比较全面地查阅了本所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收藏的辛亥时期的报刊，做了大量笔记。论文完成后，得到论文答辩委员会各位老师的好评。我记得论文答辩是丁守和老师，座师除了两位导师外，还有陈铁键老师、耿云志老师和杨天石老师。论文答辩结束后，丁老师表示如我能将硕士论文修改到15000字以下，可考虑在《近代史研究》上发表。但我那时不知道如何将5万多字的硕士论文修改到15000字以下，因此，并没有抓住这个发表机会。1989年我在《近代史研究》第4期上发表的《梁启超“新民说”》和在《》第2期发表的《下的社会文化形态》，以及在《史学月刊》1994年第4期上发表的《中国近代国民性思想的先声——论戊戌维新派对传统民族文化心理的反思》，都是我硕士论文的副产品，而硕士论文的正文部分，迄今也没有修改发表。
李：刚才您说了，在大学时代您就对思想史研究有兴趣，硕士论文也是思想史方面的选题，那就请您先谈谈思想史方面的研究及体会。
崔：说来惭愧，就发表的研究来说，我的思想史研究主要集中在梁启超、蔡元培和孙中山三位人物及其思想的研究上。当然，在研究这些人物思想时，自然会涉及到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的许多问题，诸如与改良思想、文化思想、主义思想、学术思想，乃至教思想，等等。除了已公开发表的外，1987年分配到史研究室工作后，丁守和老师邀我参加他主持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项目，布置我负责辛亥时期的撰写。最后，我就辛亥时期的主义、民族主义、无主义、社会主义和国粹主义撰写了约15万字的初稿。完成初稿后，我曾有意将研究往回追溯，就嘉道以来的晚清社会史撰写一部专著。我还曾对对中国近代思想的影响产生兴趣和关注，比较多地阅读了这方面的书籍，计划就此做一研究，并将一位外国学者的英文著作《主义在中国》做了部分翻译。1996年初为纪念孙中山诞辰130周年，院相关部门组织拍摄《中山巍巍》纪录片，由秦晓鹰先生撰写解说词，我受鹏和耿云志两位所领导的，为这项工作提供学术支持。在此过程中，我最终撰写了其中两集的解说词，第二集的“强国之梦”和第四集的“千秋基业”，得到院领导的肯定，不但被采用，还因此在所年终考核中获优秀励。这是我第一次为历史影视片撰写解说词，获得了一次锻炼，了解和体会到了影视解说词与论文和一般文章的不同之处。此外，我还曾试图以我的硕士论文为基础，从人的现代化角度，对中国近代国民性思想做一系统考察，撰写一部专著。但由于我的学术兴趣过滥，这些研究最后都是半途而废，不了了之。喜欢耕种、不重视收获，这是我在学术研究中的一个最大毛病。
就思想史研究来说，我个人的体会是：首先思想史属于史学研究范畴，要以文本和史实为依据，应遵循一般共通的史学方法，不能脱离史料和史实进行任意诠释。为此，我曾在撰写的书评中，对某些海外学者在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过程中不顾文本和作者本意及语境进行任意阐释的做法提出，主张思想史家对文本和作者思想所做的阐述和逻辑解读要符合历史，不可先入为主，，削足适履，六经注我，混淆思想史家与思想评论家之间的界限和区别。但另一方面，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为层面，属于形而上的范畴，与社会史、经济史、史和中外关系史等形而下的研究不同，后者是从史料中重现社会、经济、等现象，而思想史的研究要从文本中抽象出问题意识，解读历史人物的思想，这必须要具备很强的思辨能力。否则，会在文本面前束手无策，不知如何解读，或将思想史研究降格为“剪刀加浆糊”的剪贴史学，失去思想性。总之，思想史研究是史学与哲学的有机结合，既需要历史的论述，同时也需要哲学的阐释。因此，除非确有思想性，我一般不鼓励学生做思想史题目，这同样也适用于我本人。
我对思想史研究的另一个体会是，思想史的研究不能停留在对文本和个别杰出历史人物思想的解读上，还要从、经济和种种社会现象及绘画、建筑等非文本资源中解读一个时代的思想。一场、一项制度、一种社会现象背后，乃至各种器具、建筑及一切人类的创造物的背后，其实都蕴含着思想因素。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历史哲学家柯林伍德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因此，思想史除研究文本和精英人物的思想及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外，实有必要将那些非文本资源和社会大众的思想也纳入思想史的研究对象，这不但可以拓宽思想史的研究领域，并且那些非文本资源和社会大众的思想可能较诸文本和精英人物的思想，更能真实反映或代表某一历史时期和地方的思想，它们是一个时代思想的物化形态。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历史和现实中都不乏为学与或言与行不合一的事例。近些年来，国内学界进行的观念史研究和思想史研究中表现出来的“社会史化”倾向，一定程度即是反映了思想史研究由传统文本和精英人物向非文本资源和大众思想研究的一种转型，这是一个可喜可贺的现象，体现了新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和进步。
李：正如您本人所说，您的学术兴趣比较广泛，清末新政史也是您的一个研究领域，接着就请您谈谈这方面的研究和体会。
崔：如前所述，在硕士研究生阶段，我就开始将清末新政史作为自己的一个研究方向，迄今尚保留我那时撰写的论文选题提纲；我还记得那时写了一篇关于新政上谕的读书札记，做了一门专业课的作业。虽然我的硕士论文最后做了思想史方面的选题，但1987年留所到史研究室工作后，鹏老师让我参加由他主持的清末新政研究项目，并以我年轻，可以从零开始学习，分配我做清末经济研究。就我个人那时的学术积累和兴趣来说，我更偏向做史方面的研究。从此，我就一边从事人物思想研究，一边从事清末新政史的研究。
清末新政史涉及许多研究领域，我除了在清末经济领域发表过有关清末铁政策和商标法问题的论文、另撰写过数篇有关清末经济的未刊稿外，对各个专题研究都有所涉猎，一直留心和关注国内外新政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这在我发表的两篇有关国外和国内新政史学术回顾及其他相关论文中可见一斑。2013年院创新工程启动后，我又将“清末十年新政研究”列入创新工程，作为我们研究室的一个集体课题，于2015年结项。2016年在为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撰写的《十年新政与清朝》一章中，我就新政的纲领、新政的过程及每个阶段的特点以及新政何以未能清王朝的原因，分别做了比较系统的宏观的阐述，提出一些看法，从出版后反馈的信息来看，我撰写的这一章还是比较受到学界肯定的。此外，我围绕美国与甲午以来晚清政局关系所做的研究，其实也是清末新政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也是一个综合性的研究，不但涉及美国与清末政局的关系，也涉及与新政各项的关系。
经过国内学者30多年的潜心探索，清末新政史的研究可以说获得了重大进展，特别在专题史研究方面，国内学者发表和出版了许多比较有学术分量的。目前国内清末新政史研究存在的一个不足是，由于许多学者从事的都是新政方面的专题研究，没有注意到各项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中外政局变动与各项之间的关系，往往是就论，育论教育，就军事论军事，看法和评价难免会有偏颇，由此影响了对清末新政的总体把握和定位。如有些学者认为清末新政次第展开，就没有很好把握新政的特点，事实上新政各项是同时进行的，并没有处理好各项的轻重缓急。又如，振兴实业政策一度被清摆在一个十分突出的，商部开始时在清朝中央各部中位居第二，仅在外务部之下，但在新政后期振兴实业政策的力度明显有所削弱，具体负责制订经济政策的农工商部在中央11部中退居倒数第三，就是受到1905年之后兴起的预备立宪以及诸如财政、货币等其它政策的冲击。事实上，新政每一内部也都存在如何处理好相关政策关系的问题，并影响到每项的成败。以清末军事来说，就存在如何处理新军和旧军以及陆军与海军的关系问题；以清末经济来说，就存在如何处理好工业、农业、商业、财政金融、中外投资贸易体制和税收政策之间关系的问题；以清末来说，就存在如何处理好中央官制与地方官制和地方自治及满汉关系问题，等等。
我个人计划在今年完成《美国与晚清政局（1895-1911）》一书的定稿之后，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和思考，同时吸收学界最新研究，从相互联系和全局的眼光，对清末新政史做一比较综合性的宏观考察和分析，完成《清末新政研究》一书的撰写，同时就此前积累的问题发表专题论文，进一步提出自己的一些研究。
李：您刚才谈到有关美国与晚清政局关系的研究，这是一个很有特色的研究，也受到学界较多关注，请您多谈谈这方面的研究，特别是在利用外文档案和资料方面的经验。
崔：我这项研究的最大特色是，在清末内政与中外关系的结合研究方面做了有益尝试。近代中国与古代中国历史的一个很大不同是，外国的持续侵入及对中国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这是学界的一个共识和常识。但落实到具体研究上，由于受不同学科壁垒的局限，中外关系史的学者一般偏重外交政策和中外交涉事件的研究，很少去考察和研究列强与中国内政的关系。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虽然知道中国内政深受列强的影响，但也很少会比较系统地利用外文档案资料，将内政与外交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具体探讨列强如何中国内政，以为这是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对象。我的这个研究，就是想打通这两个学科之间的壁垒，希望对晚清史和中外关系史的研究，起到一点促进作用。
美国与晚清政局关系的研究，也源于清末新政史的研究。在到所参加鹏老师主持的集体项目时，我个人就认为在晚清三场运动中以清末新政与列强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不自量力地想就此做一研究，这从我发表的有关清末铁政策和商标法的两篇论文中也可看出其中的端倪，它们都探讨到与列强的关系。当时，我还曾利用海关文件及清朝文献及报刊资料，计划就1906年税务处的设立撰写论文，但在我起笔后不久，厦门大学陈诗启教授研究税务处的论文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我就只好放弃了。并且，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之后，我进一步认识到研究列强与清末新政关系，不是我所能胜任的。一则缺乏档案资料，再则我个人除勉强能够阅读英文资料外，并不掌握其他外语。主客观条件都不具备，于是我就放弃了这一研究。2000年我获得申请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学的机会，便选择了以美国与清末新政关系做我访学的研究计划，以为这个还是可行的。在次年赴哈佛大学访学的一年里，我围绕这一题目对美方档案和文献资料做了广泛的搜集和阅读，除了参加一些必要的学术活动外，我的学习时间几乎都是在哈佛大学的各个图书馆度过的。可以说，没有2001-2002年哈佛大学的访学经历，也就没有我此后的这方面研究。当然，这一研究转向也大大挤压了我对其他领域的学术研究。
2002年回国后，我便开始结合中文档案和文献资料，逐一进行专题研究。2003年承蒙熊月之先生厚爱，吸纳我为及门，攻读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并允准我以美国与清末新政关系做博士论文选题。2008年完成博士论文答辩之后，我又在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下，对博士论文内容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并将美国与晚清政局的关系前推至1894年的甲午战争，内容涉及美国与中日甲午战争、美国驻华公使对戊戌变法的观察、美国对庚子事变的反应、美国门户政策的确立、美国对新政伊始中国政局的观察和反应、中美商约谈判与清末新政、精琪访华与清末币制、美国与日俄战争之后的中国政局、美国退款兴学再考察、美国与清末禁烟运动、美国对宣统朝政的观察和反应、海军大臣载洵访美与中美海军合作计划、美国与清朝的等13个专题。但由于自2009年开始负责史室晚清史重点学科建设工作，精力多有分散，同时也由于阅读英文资料遇到许多障碍，研究工作进度比较缓慢，直到去年才申请并获得院文库出版基金资助，计划今年修改定稿，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由于这个研究涉及中美两国双边关系，并以考察美国的态度和反应为主，因此自然要比较多地利用美国档案和英文资料。在此过程中，我有这样几点体会：第一，档案和英文文献资料是真实的，并不意味它们所讲的历史或观点就是真实或正确的，特别是美国驻华有关中国内政的报告或看法，不能不加鉴别和分析，就信以，或引以为据，这样的历史研究是会犯错误的。比如，1901年美国驻华公使康格在一份报告中根据清颁布的设立督办政务处的上谕，认为这意味着慈禧太后要交权、退出政坛了，这完全不符合事实。又如，1904年美国货币专家精琪访华后向美国和声称已成功清接受了他的货币方案，这只是他为而对清态度的曲解，如果我们看看当时精琪与清朝官员会谈的中文记录，是绝对不可能得出这个结论的。同样，当时精琪和美国及一些英文报刊清最后没有接受他们的货币方案，都是因为清朝地方的作梗，这也只是反映了他们的立场，而事实是清之所以没有接受美国的货币方案，主要认为它损害中国主权和利益，但站在美国人和一些外国人的立场上，他们是不愿意承认这一点的，尽管这是历史事实。这就好比今天美国人将军舰开到中国的南海，实质是为了美国在东亚的霸权，但他们却声称是为了世界和平和航行，如果几十年后我们研究这段历史，将美国人的这些说辞都当真，写成论文，那将是对历史的一个极大。其实，阅读中文档案和文献资料也是如此，这里就不做例举了。
第二，要对相关档案文件做比较系统阅读，不要轻易根据一件孤立外交文件下结论，或进行过度解读。比如根据美方档案资料，辛亥发生后美国对中国南北两个的态度，美国内部是存在不同看法和意见的，在北方的美国在报告中明显支持清和袁世凯，在南方的一些美国则倾向于孙中山领导的，在读到这些外交文件时，我们必须明确这些只代表的个人意见，我们还要进一步考察美国的态度或政策，不能不加分析地将的个人意见等同于美国的政策。否则，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就会产生极大的混乱，根据一些片面的史料得出不准确的结论。在美国制订的对华政策中，这样的例子很多，这里也不一一例举了。
第三，就近代中美关系史研究来说，美国国务院出版的《美国外交文件》英文本是我们经常利用的最基本史料。《美国外交文件》每年1本，比较系统，并以专题做了分类，利用起来比较方便。但要加以提醒的是，由于《美国外交文件》都是经过国务院有关部门审查后逐年出版的，因此，收录的都是当时美国认为可以解密的文件，而那些的美国认为尚不宜解密的文件是不会被收录其中的；有些文件即使收录了，美国也会对尚不适合公开的段落做删除处理。需要做一说明的是，我指出《美国外交文件》存在的这个问题，并不是说在研究中就不去利用《美国外交文件》了，而是主张将《美国外交文件》这一基本史料与档案资料进行相互补充。事实上，在近代史研究中，我并不赞同那种不去阅读和利用已公开出版的权威的资料、一味引用档案的方法。一则这种做法舍近就远，档案总没有阅读已公开出版的档案资料方便、从容，不易犯错，再则也不便于读者核实史料、做进一步探讨。这在我们阅读和利用中文档案和文献资料中，也是如此。
最后，在阅读和利用美国档案与英文文献资料中，我的另一很深的感受是，对其中的困难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首先，查阅和获取外国档案和国外文献资料，一般来说，需要客观条件，不是个人想去阅读就可以阅读的，至少目前还是如此。获取之后，阅读、理解和引用外文资料总不如母语资料得心应手，至少对我来说，要花数倍的时间和精力。除了语言水平和能力外，外文资料中的地名、人名、机构等专有名词也会构成障碍，不但影响史料的利用，而且，如不谨慎，还会犯一些“低级错误”和硬伤。比如在我阅读的英文资料中，涉及到晚清中国的钱庄和票号，用的都是韦氏拼音和英文的“银行（Bank）”一词，如果直译成中文，就会犯“低级错误”，而这是我们在阅读中文资料中不会遇到的问题。有鉴于此，我对一些学者在利用外文资料和著作时出现的一些“低级错误”，总抱同情之理解。并且，我感觉利用英文资料与中文资料所写论文也是不一样的，利用中文资料的论文，一般修改二、三遍就可以定稿，利用英文资料的论文则要修改无数遍，即便如此，也感觉不如利用中文资料写得流畅。因此，当有学生或青年朋友讨论要利用外文资料和文献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时，我总提醒看主客观条件是否具备。客观条件不具备，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主观条件不成熟，不是望洋兴叹，便是事倍功半，“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李：您刚才谈的这些内容，对我们从事历史研究尤其是中美关系研究是很有的，这里我再问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您是如何看待近代中美特殊关系这个问题的？
崔：关于近代中美之间是否存在特殊关系，学界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是认为中美之间存在特殊关系，一是认为不存在特殊关系。我个人倾向存在特殊关系。回答近代中美之间是否存在特殊关系，首先在于我们如何界定“特殊关系”的涵义。如果我们像有些美国学者那样，将特殊关系绝对化、理想化，将中美特殊关系的内涵简单定义为“友好合作关系”，定义为“由美国利他主义的援助和中国满怀感激的所产生的友好关系”，或定义为输出美国价值观念，建立近代制度，那么这种特殊关系在晚清中美关系中确乎是不存在、言过其实的。
我个人认为，所谓中美特殊关系，只是相对近代中国与其他列强关系而言，有其不同或特别之处，并且在不同历史时期有其不同的内涵。就晚清来说，中美特殊关系主要体现在，美国的对华政策较诸其他列强温和，没有像其他列强那样富有侵略性，对中国的危害没有其他列强那样严重，其对华政策更多谋求商业经济利益，美国是几个主要列强中唯一没有直接使用武力分割中国领土的国家；在1899年宣布对华门户政策之后，美国更是明确反对列强瓜分中国，主张中国领土和行政的完整，认为一个繁荣富强的中国更合乎美国的利益。因此，在清末鼓励和支持中国国内各项，率先归还庚子赔款超额部分，用于派遣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积极支持中国发起禁烟运动，等等。总之，如果我们不是拘泥于个别比较极端的外交事件或活动，诸如19世纪美国的排华主义和中国排外主义的严重对立，不是从抽象的范畴看待和审视国际关系，而是从正常的国际关系、长时段和比较宏观的视角考察和把握近代以来的中美关系，那么我认为中美特殊关系是客观存在的，这是由中美两国的历史、文化、地理、、经济、国土和地缘等诸多因素所决定的。并且，这种特殊关系对今天中美两国新型大国关系的形成仍然产生着某些影响。
李：您在晚清史的多个领域做过研究，去年还主编撰写了《当代中国晚清史研究》这一学术史著作，现在您能否就晚清史研究如何取得突破谈点看法？
崔：就晚清史来说，在经过百余年的研究之后，的确形成了许多“学术高原”，特别是在晚清事件史领域，以致许多青年学者望而却步，多转向史的研究。我个人以为晚清史研究的突破点，关键在于转换视角。如果回顾一下百余年来国内的晚清史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基本上是在中国近代史学科底下，无论是范式，还是现代化范式，都以近代的发展道为坐标系，聚焦晚清“八大事件”对近代中国的影响，而没有从清史角度阐述有清一代进入晚清后由盛转衰直至的历史，晚清史研究与清朝前中期的史研究存在明显脱节和断裂,由此遗漏许多应有的研究内容。这便是我在去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主张建立一个的晚清史学科的原因。
在的晚清史学科底下，晚清史的研究将突破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局限，不再仅仅聚焦于晚清历史上的与改良及社会新兴力量的产生和崛起,不再局限于“三次”、“八大事件”的历史叙事模式，同时更要研究晚制、军制、法制、财政制度、结构、满汉关系，以及边政、海防和塞防及外交体制的演变，从内政和外交两个纬度清朝由盛转衰直至的历史。即使对既往事件史的研究，在的晚清史学科底下也有值得重新考评的必要。的晚清史学科底下的晚清史与以往中国近代史学科底下的晚清史，肯定有着不同的研究取向和内涵。事实上，国内学界的晚清史研究自上世纪90年代摆脱中国近代史学科的以来，已多有突破，开辟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出版和发表了许多优秀，涌现出一批很有学术潜力的青年才俊。我个人以为，晚清史研究在新的起点上还是大有可为的。
李：最近，我在一个出版书讯上看到您的一部著作《近代中国的多元审视》将在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请问这是怎样一部著作？您能否就近代中国历史谈些看法？
崔：《多元审视》实际上是我以往公开发表论文的一个选编，收录我其中30篇论文，分上下篇，并按著作章节体例做了处理，内容涉及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诸多领域，因此就取了这样一个书名。
关于如何认识近代中国历史，个人以为首先要明确“近代”一词，不只是一个时间概念，同时也是一个价值尺度，有其特定的内涵和指称。所谓“近代”，指的就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与“近代”相对应的，是一个社会形态。历史学里，通常多将15、16世纪以来至20世纪40年代的历史，划入近代史范畴。但近代中国与历史的发展并不同步，是19世纪初列强发动对华战争、将中国卷入资本主义体系；近代中国并没有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而是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
具体来说，近代中国历史与中国古代历史和近代历史比较，有这样4个特点：其一，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社会、思想和文化变化之速和之大，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用110年的历史，走完了近代欧洲资本主义数百年的历史。其二，近代中国在由传统向近代快速过程中并没有形成一种单一的社会形态和国家形态，始终充满多面性和不平衡性，社会形态的复杂性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其三，近代中国所经历的及界历史中的地位一落千丈，也是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其四，近代中国与当代中国的发展道存在很强的历史连续性，在许多方面制约和影响今天中国历史的发展，既给我们一笔巨大的财富，也留下一些包袱，需要认真清理和总结。
要科学地认识这样一段与中国古代及历史有别、同时与当代中国历史息息相通的近代中国历史，显然需要多学科的交叉研究，需要一种多元视角，需要各种不同学科和不同观点之间的相互碰撞，需要历史与现实的对话，需要历史与理论之间的相互检验。
李：在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过程中，您还发表了一些有学术影响的书评、学术史回顾及史学评论，这也是您学术研究的一个特色，下面可否就如何做好史学评论谈些您个人的经验或体会。
崔：史学评论是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它的研究对象是对史学研究和相关史学理论做出学术评价，从而推动史学的进步。尽管我个人诚如您所说，发表过有关这方面的学术论文或文章，多被一些报刊和网站转载，并得到学界的关注和肯定，但我个人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史学评论家。如果说我有关这方面的论文或文章比较得到学界的肯定，个人有以下几点经验或体会，可与大家做一交流。
首先，我的史学评论文章都是结合个人的研究。换言之，无论是书评还是学术史回顾或史学理论评论，对评论对象都是自己做过一定的研究，这样才能与评论对象对话，做到有的放矢，比较能够评点到位，避免隔靴搔痒，符合史学评论的史识要求。如我发表的有关梁启超研究的书评，有关研究中国近代文化转型和思想的书评，国内外新政研究及国内义和团运动史研究和辛亥史研究的学术回顾，晚清史研究百年回眸，市民社会理论与晚清研究及晚清国家与社会研究的再思考等，无不如此。
其次，在写作方法和要求上将学术性书评和学术史回顾与广告性或宣传性的书评和学术史回顾区别开来。学术性书评不但要求准确、扼要介绍评论图书的主要内容和观点，更要对图书的学术价值、研究方法等做出有力的学术评价，臧否优劣得失。同样，学术史回顾切忌流于成为论文或书目提要，而要从学科史角度对学术史问题进行梳理、归纳，既要达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的，同时还要达到为未来学术指点迷津的效果。总之，史学评论需要培养敏锐的和前瞻性视野。
再者，在做史学评论中我始终坚守在学术范围内讨论，即使评论的学术问题可能涉及，诸如中国近代问题、近代问题、文化问题及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各种范式和理论问题，以为学术真理与之间并不一定是矛盾的，科学与应是统一的。在学术与之间，我始终坚守一个底线，不便说的可以不说，但绝不说言不由衷之语。同时，即使是学术范围之内的讨论，我也首先是充分肯定和尊重他人的劳动和研究，与人，不能文人相轻，更不能掺入个人恩怨，意气用事，相向。我想掌握这样一个尺度，史学评论应该比较会被学界接受和喜欢，并经得起学术和历史的检验。当然，我在这些方面以前还有做得不够好的地方，有些文章语言表达还不够婉转，以后当继续努力改进。
最后，做史学评论还需要一个比较、宽松和宽容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体制和学术氛围。坦率地说，因为学术体制和学术氛围的原因，我的史学评论其实也不能完全做到畅所欲言，还有更多的，因为各种原因，就不做公开评论了。而要营造一个正常的与的学术体制和学术氛围，其实也不全是有关行政部门的责任，同时也是学术共同体内每位学者的责任。
李：如您刚才所说，您在史学评论中对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各种范式和理论问题多有讨论和介绍，且有比较多的国外访学经历，但在您个人的研究中似乎并没有接受或采用任何一种尤其是美国学者的研究范式和理论。不知您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范式和理论问题？
崔：如您所说，我个人在研究中的确比较关注国外学者的相关及理论和范式，早在硕士研究生期间，我就比较多地阅读了国外及港台的现代化理论及相关研究，1980年代末林同齐先生翻译的美国学者柯文教授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对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理论和范式所做的介绍和评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1990年代我介绍的3部海外学者研究梁启超思想的著作——美国学者李文森的《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美籍华裔学者张灏的《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和学者黄克武的《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就分别代表了境外研究中国近代史的3种范式——“冲击—回应”、“中国中心观”和“现代化”范式。进入2000年后，我在从事清末新政史研究及对晚清史研究进行学术史梳理过程中，又分别对美国中国近代史学界的市民社会理论和国家与社会研究范式、新清史研究、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及相关研究多有关注。事实上，我曾有意就上述这些研究范式和理论分别做专门评论。
我对国外研究范式和理论总的看法和态度是，它们各自为研究中国近代史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工具，具有较强的问题意识和导向，对丰富和深化我们的历史研究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但另一方面，作为分析工具，它们都存在将近代中国历史简单化和片面化、削足适履的弊端或局限，甚至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代表了学者的立场，各有其产生的时代和学术背景。以“挑战—回应”范式与“中国中心观”范式来说，前者突出和强调近代对中国的冲击和影响，有其一定的历史根据，近代中国历史与古代中国历史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被卷入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之中，与世界发生密切关系，但“挑战—回应”范式体现出来的中心论偏向及传统与现代、中学与的二元对立观，严重忽视或遮蔽了中国历史内部的活力和影响。“中国中心观”作为对“挑战—回应”范式之否定，提倡从中国内部和中国角度考察近代中国历史，应该说具有一定的纠偏意义，但因此忽视冲击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显然也是矫枉过正。“现代化”范式固然可补范式之不足，但以之取代或否定，同样也有违历史，并且实质上是一种中心论，是“挑战—回应”范式的一个具体化。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理论作为一种分析工具运用于近代中国历史研究，固然对拓展近代中国城市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显然有郢书燕说之嫌，并且会将近代中国的广大农村社会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国家—社会”范式有意避免“挑战—回应”和“现代化”范式的偏颇，从“中国中心观”的视角看待晚清以来的中国近代历史，研究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各种张力，拓宽和深化了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但另一方面也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外部因素对中国近代国家与社会变动的影响，而当它将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理论作为其理论根据时，则又不自觉地重蹈中心主义窠臼。美国“新清史”学派在清史研究中主张重视利用满文档案和其他民族的文字，主张重视满族的主体性和满族认同及满族在创建清朝的贡献，提倡从满族视角看清朝历史，这对以往学界只讲满汉和贬低满族和清朝历史有一定的纠偏意义，但“新清史”学派因此否定满族汉化的历史事实，否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以满族认同否认清朝的中国国家认同，显然在方上犯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症。再如，后现代主义史学提倡微观史学，呼吁加强对非主流社会群体和一些地方性历史的考察和研究，强调注意历史的多样性、随机性、独特性和历史学中的语言学问题，这些主张对修正和拓宽既有历史研究不无意义，但后现代主义史学由此滑向历史相对主义和历史主义，否定历史发展规律和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主张以他们所提倡的微观研究取代历史研究的宏观叙事，甚至混淆历史学与文学的界限,将历史编撰看作是一种诗化行为,这只能更加降低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导致历史研究的随意化、娱乐化和碎片化。
总之，对任何一种范式和理论，我都主张持和包容态度，吸收其中有益成分，不问范式与理论，只问是否有助于求得或符合历史。就中国近代史研究来说，最具指导意义的还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在研究中我们不能因为被一种新范式和理论所而放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李：最后的一个问题是，您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30多年，您认为如何才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史学研究工作者？您又是如何看待范文澜先生提倡的“二冷”的？
崔：范文澜先生的“二冷”，个人以为，“坐冷板凳”是每个做学问的人都必须要做到的，但“坐冷板凳”，未必都能成为大学问家，最后能在文庙分享祭孔“冷猪头肉”殊荣的，只是少数那些“天圆地方”的学者。这里所说的“天圆地方”，指的是那些既甘于“坐冷板凳”，又善于思考、头脑灵敏的学者，借用了中国传统观的说法。甘于“坐冷板凳”，就是中国传统观所说的“地是方的”；善于思考、头脑灵敏，就是中国传统观所说的“天是圆的”。至于说要想成为一名“天圆地方”的出色的史学研究工作者，个人以为须做到以下四个统一：
第一，学与思的统一，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与思不可偏废。求学、读书是做学问的基础，也是我们思想或思考的前提，是一个充电过程，不学肯定无术、江郎才尽，不能发电、发光，做出像样的学术。但另一方面，光读书，光看史料，只学不思，就会出现孔子所说的罔然现象，缺乏，不能将知识有效地为己有，，不会产生自己的问题意识，开展研究。总之，史学研究和其他一切学问，本质上都是学与思相互作用的结晶。
第二，博与专的统一，这好比挖坑和建塔，坑要挖得深，坑口相应也要大；塔要建得高，塔基相应也要宽。做学问和史学研究，也是同样道理。我们研究一个历史问题，如果仅就问题论问题，往往很难深入堂奥，洞察历史，至多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当然，所谓通博，并非脱离研究对象，漫际，可从两个经纬度加以把握：从纵向角度来说，至少对研究对象的前后历史要有所了解，有助于说清问题的来龙去脉；从横向角度来说，对社会不同领域之间的相互关系要有一个充分的认识，我们研究历史上的一个现象，除史视角外，对其背后的经济、社会、思想等背景也须加关注。只有这样，才能对历史产生的现象做出比较全面、准确的描述和判断。不要研究的，完全不关注经济、社会、思想问题。同样，研究经济问题，也要注意等其他问题对经济的影响。总之，社会和国家是一有机体，、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关联，这在近代中国表现得尤为明显。要对近代中国历史做出正确的认识和解读，尤其需要博与专的有机统一。极而言之，一项优秀的史学研究，肯定都是博与专的结合。通常所说“大处着眼，小处入手”，即此之谓。
第三，“出世”与“入世”的统一。所谓“出世”，就是要有“为学问而学问”的情怀，甘于寂寞，甘于“坐冷板凳”，敢于真理，不为利禄等外在因素干扰和困惑。但另一方面，史学研究和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为人类的社会活动，离不开现实关怀，也即要有“入世”。只要一种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出世”与“入世”、“为学问而学问”与现实关怀和之间是不相矛盾的。所谓“为学问而学问”，并不意味着学问家不关心和现实问题，不食烟火，而是指学问家要有一种科学、真理的态度。可以说，的许多伟大学术著作，很大程度都是“出世”与“入世”两种的结晶。
第四，理论与史学的统一。史学本质上是一门科学，讲究有几分史料说几分话，一个优秀的史学研究者一定要熟稔相关史料。但史学研究并非史料学，占有史料并不一定就能做出相应的优秀研究。史学研究的对象是既往历史上的人类活动，而要通过史料洞悉人类社会活动，还必须要以哲学和相关理论为指导。学界有影响的史学大家，都具有很好的理论素养。极而言之，所有的社会科学都要有哲学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这一称呼将哲学放在社会科学之首，这是很有道理的。因此，做好历史研究，除了史学训练外，也要加强理论的学习，具备一定的哲学思辨能力。
最后，在结束之前，我想做一点说明的是，在我从事学术生涯的30多年里，我曾得到所内外许多老师、同事和友人的提携和帮助，对此一直心怀之情，希望有机会能够专门写下来。回忆在经过时间的过滤和沉淀之后，总是美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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