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晋阳
蒋廷黻，湖南邵阳人，近代中国著名的史学家。他于1938年创作的《中国近代史》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界最重要的史学著作之一。《中国近代史》以进化史观为指导，用白话文通过浅显的文字向介绍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同时对近代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及近代中国的对外关系进行了系统阐述和深入剖析。由于该著作是中国近代史学的开创之作，蒋氏因此而成为旧中国近代史学的奠基者。《中国近代史》是蒋廷黻历经十多年的思索及研究的，该书内容主要包括两大方面：一是阐述并评析了中国近代的自强运动，并从中总结出近代化的必要性及实施的途径；二是详细阐述了满清的外交政策，并提出了自己的外交思想。总之，在《中国近代史》这本书中，蒋廷黻主要通过对中国如何实现近代化及如何开展外交关系这两个对民族强盛具有深远影响的问题展开探讨，表达了自己作为炎黄子孙对实现中华民族崛起的强烈愿望。
幼年时期，蒋廷黻便进入私塾学习，十一岁开始进入新式学堂及外国在华开办的学堂学习，初步接触到文化及近代自然科学。十六岁他便只身前往美国求学，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荣获文学学士及哲学博士学位。大学时代的蒋廷黻主修历史学，他除了阅读大量的历史资料外，他还选修了多门的自然科学课程，以增强及培养其科学思维模式。读博期间，蒋廷黻系统地接受了在当时较为先进的进化史观，逐渐成为一位知识渊博、学贯的著名学者。归国后，蒋廷黻先后担任南开大学及大学历史系教授，并以学者的身份进入，先后担任国民政务处处长，驻美大使、驻联合国代表等。上世纪五十年代，蒋廷黻在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进入之前的蒋廷黻是一个学者，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历史研究，他先后编撰了《中国近代外交史资料辑要》《中国近代史》等著作，在《学报》《评论》等刊物上发表了数十篇学术性、性的文章。他的这些论著对近代史研究有着重要影响，并奠定了蒋廷黻在历史学界的地位。正如人们指出的那样：“旧中国史学界有关近代史及中国对外关系史的论著，有近半数都因袭了蒋廷黻的观点与看法。”[1]
在蒋廷黻众多的论著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是《中国近代史》的出版。最初，《中国近代史》仅仅为《艺文丛书》的一个章节，它的出版与当时国际形势及国民的对日方针政策有着很大的联系。当时中国正处于被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时期，在民族存亡之际，作为一名历史学家，蒋廷黻通过回忆国家沦陷的痛苦经历，来号召国人团结起来，为民族及国家富强而奋斗。蒋廷黻通过重大历史人物及事件的描述，为近代中国的历史研究和叙述设置了一个基本框架，此后时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及叙述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的。关于此书的写作旨，蒋廷黻在其绪论中提到：“当今我们研究中国的近代史，要仔细研究每个时期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方案及其形成的原因。如果我们能从中找到教训，便对抗日胜利及国家建设有着一定的贡献与借鉴。”也就是说，这部著作主要是为了救亡图存而创作。同时，蒋廷黻也将自己的观点融入该作品中，他希望整个民族在上能团结一致，在感情上能结为一体。该书一经出版便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出版后一再复印，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专门为该书写了序言。陈旭麓他指出：“通过蒋廷黻的描写，我们不但看到了民族的惰性，而且也感受到了近代化过程中‘中古’的面貌，其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民族复兴的希望。”[2]
蒋廷黻创作《中国近代史》的旨就是为了救亡图存，因此他将近代中国出现的救亡方案分为四种，以四个篇章进行阐述。第一、二章为“剿夷与抚夷”与“ 洪秀全与曾国藩”，讲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殖民者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同时还悉数了当时中国与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差距。作者认为，在当时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中国要摆脱危机，首先应实行对外，向学习，加强东、经济、文化的交流。第三、四章为“自强及其失败”与“瓜分及民族之复兴”，着重阐述了近代中国出现的四种救国方案，即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及资产阶级。在著作中，蒋廷黻着重向读者说明了这四种方案都是在民族危机加深的情况下形成的，救亡图存作为一个主题贯穿近代中国的始终。可见，《中国近代史》的前两章是“因”，后两章是“果”，整个篇幅层次清楚、引人入胜，具有较强的历史逻辑性。蒋廷黻认为洋务运动是中国第一个近代化的方案，由于的不彻底及主客观条件的，最终失败。至于戊戌维新，则是由于守旧的，使得其无法付诸实施。蒋廷黻认为义和团运动是“反近代化”的，它的最终失败是必然的，指出民族要进步与发展绝不能开历史倒车。最后，蒋廷黻提出只有孙中山领导的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他的“三义”是民族复兴的唯一道。
韬光养晦，通过隐忍退让，争取一个和平建设时期，实现富国强兵是近代中国实现救亡图存的唯一正确道是蒋廷黻写作《中国近代史》这部历史著作所要表达的一个基本观点。基于此，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中国近代史上的大多数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一些战争的爆发只是因为当时国人对国际的不了解，妄自尊大的结果。蒋廷黻认为近代中国的“主战派”是妄自尊大的代表，他对林则徐的事迹不以为然，“然若英国知中国国情，决意在广州与林则徐决胜负，林不去，则必战，战则必败。”对于中法战争，蒋廷黻认为“打了不久就讲和，不久又打，最后还是接受了法国的条件，越南没有保存，还大大消弱了我国防力量。”他对于左棠收复新疆也表示不屑，在他看来左棠的胜利是一种侥幸。在蒋廷黻眼中，“主和派”才真正了解中国的国情，鸦片战争中主张讲和的琦善、奕欣、李鸿章等“看清了中外强弱的悬殊，而士大夫阶层不信他。”[3]他认为，当时中国的当务之急不是战争，战败以后而讲和，吃亏远大于不战而和，甲午战后的瓜分狂潮便是甲午战败引起的，在近代的世界，败仗是千万不能打的，在国家实力不济的情况下，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轻言战事。很显然，由于生活时代的差异，蒋廷黻对近代史上一些历史人物、事件的看法和评价和当今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历史认识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和偏差，对于这些差异，作为后学者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
对于“中国能实现近代化么？”这一问题，蒋廷黻有着自己的观点，在《中国近代史》这本书中，他首先评述了近代中国的近代化运动，接着便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近代中国历史上一切关于近代化的人和事都是其探究的对象。蒋廷黻认为“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自强运动，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救国救民的方案。蒋廷黻指出洋务运动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军事建设为主，如购买炮舰、创建水师，建立江南制造局等，特别是咸丰时期京师同文馆的创设乃中国新学的开端。“求富”为第二阶段，清为此创办了大批的民用工业。他充分肯定了李鸿章、曾国藩等人物的历史地位。对于李鸿章写给恭亲王的一封信，蒋廷黻的评价更高，认为其是“中国十九世纪最伟大家最具历史价值的文章。”对务运动，蒋廷黻认为其只是推动了国防近代化，而近代化不仅只是是武器的完善，还应包括教育、交通、工业等的近代化，近代化的关键应是与国民的近代化。所以，蒋廷黻认为洋务运动尽管走的线不错，但终究未能民族危亡。对于戊戌变法，蒋廷黻认为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二个救国方案，其最终目标是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旨在通过变更制度来实现国家的近代化。尽管由于派的，戊戌变法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由于其主张，尤其是维新派提出的有关国家近代化的主张与蒋廷黻有相通之处，蒋廷黻在行文中给予了维新派以很高的评价。
《中国近代史》的第二个重要内容便是蒋廷黻关于近代史上中国对外关系的阐述。他通过对第一次鸦片战争至甲午中日战争的各种谈判来阐述其外交思想。对于鸦片战争的爆发，蒋廷黻有着独特的见解，他认为是由于满清在外交上不给予外国以“平等”地位而造成的，即国人不知国际通行的礼节。蒋廷黻说：“对于国家法及国际形势，道光年间的国人是完全不懂的。英国人是在两次外交的失败，并知交涉道行不通才通过战争来与中国‘平等相处’”。在蒋廷黻眼中，李鸿章、琦善、奕欣等都是近代中国杰出的外交人才，他认为琦善是近代中国大变局中的第一位外交总长，“时人认为《穿鼻草约》是琦善的罪，我却认为是其外交的结晶，足见其超人之处。其下了一番功夫调查英国战备，知道中国毫无抵抗之力，应早日言和。”[4]蒋廷黻认为奕欣为国图谋，是清朝后百年室之贤能者。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奕欣受任京都，在其把握以后，天下局势为之一变。对于《条约》的签订，蒋廷黻认为“这种关系固然可以为祸，也可以为福，能让中国早日融入国际生活。”蒋廷黻非常注重外交在中国受时期的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其没有意识到在资本主义扩张时期只有外交，弱国无外交，他的这些认识很显然有失偏颇，对于这些认识上的局限性我们在学习中要注意甄别。
[2]王金晶．从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看其“韬光养晦”策略[J]．井冈山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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