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之谜----三星堆古遗址？

　　三星堆古遗址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分布面积12平方公里，距今已有5000至3000年历史，是迄今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现有保存最完整的东、西、南城墙和月亮湾内城墙。三星堆遗址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

　　夏朝始于公元前2000多年，尚且不是信史，距今有约4000年的历史;信史中第一个王朝商朝的历史距今也只有3600年。这，对于中国作为文明古国的形象无疑是不大相称的。而三星堆，这个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将我们的历史向前推到了4800年前，而它自己只不过是默默地位于富饶的四川盆地，默默地承载着中华民族灵魂的滥觞……因此说：“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不是因为传说中的炎黄二帝，也不是因为夏、商、周，而是因为我们有三星堆及良渚。”

　　三星堆遗址位于距中国四川广汉城东7公里，距南兴镇4公里的鸭子河畔，南距离成都约40公里，北距德阳26公里，属青铜时代文化遗址。由于其古域内三个起伏相连的三个黄土堆而得名，有“三星伴月”之美名，遗址年代为前2800年至前800年，分为四期，一期为宝墩文化(前蜀文化)，二三期为三星堆文化(古蜀，前1600年以后)，四期为十二桥文化(古蜀，主要遗存在金沙遗址)，约相当于中原的夏商周时期，目前正在申请成为世界遗产。有人认为，三星堆整体文明来源于夏王朝有缗氏(蜀族)携带而来。

　　三星堆遗址属全国重点文物单位，是中国西南地区的青铜时代遗址。位于四川广汉南兴镇、成都平原。1980年起发掘。在遗址中发现城址1座，据认为，其建造年代至迟为商代早期。已知东城墙长1100米，南墙180米，西墙600米，为人工夯筑而成。清理出房屋基址、灰坑、墓葬、祭祀坑等。房基有圆形、方形、长方形3种，多为地面木构建筑。自1931年以后在这里曾多次发现祭祀坑，坑内大多埋放玉石器和青铜器。1986年发现的两座大型祭祀坑，出土有大量青铜器、玉石器、象牙、贝、陶器和金器等。金器中的金杖和金面罩制作精美。青铜器除罍、尊、盘、戈外，还有大头像、立人像、爬龙柱形器和铜鸟、铜鹿等。其中，青铜人头像形象夸张，极富地方特色;立人像连座高2.62米，大眼直鼻，方颐大耳，戴冠，穿左衽长袍，佩脚镯，是难得的研究蜀人体质与服饰的资料。祭祀坑的年代约当商末周初，被认为是蜀人祭祀天地山道道通川诸自然神祇的遗迹。

　　就目前掌握的文物及史料来看，古蜀国与中原商王朝并无任何藩属关系，而是两个相对的方国。在目前发现的商朝甲骨文中，记载有很多商朝军队与蜀人作战的事件，但大多都是有始无终;在三星堆遗址中也出土了少量作为战利品的商朝贵族使用的兵器、权杖和刻有商朝文字的器物，古蜀国的强大可见一斑。三星堆文明上承古蜀宝墩文化，下启金沙文化(见金沙遗址)、古巴国，前后历时约2000年，是我国长江流域早期文明的人类遗址重地，也是迄今为止我国信史中已知的最早的文明。三星堆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源流之一。

　　三星堆古遗址是迄今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了同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

　　偶然发现：三星堆遗址的惊世发现，始于当地农民燕道诚于1929年车水淘沟时偶然发现的一坑玉石器。1931年春，在广汉县传教的英国传教士董笃宜(V·H·Donnithorne)听到这个消息后，找到当地驻军帮忙宣传和调查，还将收集到的玉石器交美国人开办的华西大学博物馆保管。根据董笃宜提供的线索，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David C·Graham)和助理林名钧于1934年春天组成考古队，由广汉县县长罗雨仓主持，在燕氏发现玉石器的附近进行了为期十天的发掘。发掘收获丰富，根据这些材料，葛维汉整理出《汉州发掘》。三星堆遗址自1934年首次发掘以后，发掘就长期停滞。

　　深入发掘：50年代开始，考古工作者又恢复了在三星堆的考古工作。当时还没有认识到三星堆遗址的巨大规模，所以将三星堆遗址北部的月亮湾地点和南部的三星堆地点各自当作一个遗址，分别命名为“横梁子遗址”和“三星堆遗址”。1963年，由冯汉骥领队，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再次发掘了三星堆遗址的月亮湾等地点，展现了三星堆遗址和文化的基本面貌。当时，冯汉骥教授曾认识到，三星堆“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就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

　　20世纪十年代以后，三星堆遗址迎来了大规模连续发掘时期，前后长达20年。1980～1981年的发掘，清理出成片的新石器时代的房址遗迹，出土标本上万件，还发现了具有分期意义的地层迭压关系。这次发掘的发掘报告《广汉三星堆遗址》中指出，三星堆是“一种在四川地区分布较广的、具有鲜明特征的，有别于其它任何考古学文化的一种古文化”，已经具备了夏鼐提出的命名考古学文化的三个条件，命名为“三星堆文化”。1982年和1984年，考古工作者分别在三星堆地点西南和西泉坎地点进行了两次发掘，发现三星堆遗址最晚期的遗存。1986年出土了大量遗物和复杂的地层迭压关系，根据这年的发掘材料，一些考古研究者开始了三星堆遗址分期的尝试。也正是在1986年，两处埋藏有丰富宝藏的长方形器物坑被意外揭露出来，其包含的大量金属器的出土，引起了学术界对位于中国西南的古蜀文明的重视。在三星堆遗址大规模发掘的同时，1985～1987年对成都市区的十二桥遗址进行了发掘，该遗址最下层的文化面貌与三星堆遗址最晚期遗存相同，为三星堆文化的去向等问题提供了重要材料。1990年开始，对三星堆文化和文明的探索从成都平原延伸到了渝东地区和陕南地区。由于早于三星堆文化的四川盆地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的初步，并且有多处龙山时代的古城遗址和若干处具有新石器时代文化向三星堆文化过渡阶段遗存的发现，为三星堆文明研究的深入进行提供了更广阔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