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又被称为番薯、红薯、金薯、红芋、红苕、山芋、地瓜等，原产南美洲，是哥伦布大航海之后发现的新。现在，我国大多数地区普遍栽种。
甘薯于16世纪后期明代万历年间传入我国，被称之为“番薯”，“番”意指外国，最先栽种地是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它的引进首先归功于一个叫陈振龙的华侨商人。陈振龙侨居吕宋（今菲律宾），携带番薯藤种回国，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农历五月下旬（马南邨《甘薯的来历》）在福州近郊的沙帽池旁边空地上试种成功。第二年，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福建歉收，当时的福建巡抚金学曾得知陈振龙试种番薯收获颇丰，推广种植以度。中国百姓历来对稍有政绩的官员都常的，于是，百姓就以巡抚的姓氏改称救了他们命的“番薯”为“金薯”。据说，在清代，福州乌石山还建有先薯祠，以纪念引种者陈振龙及推广者金学曾的功德。郭沫若陈振龙“此功勋当得比神农”，此是后话。
首先，种植番薯很容易。明代万历年间官员、晋江学者何乔远在《闽书》中叙述：“其（番薯）种也，不与五谷争地，凡瘠卤沙岗皆可以长。粪治之，则加大。天雨根益奋满。即不粪治，亦不失径寸围。”其次，番薯的产量高，价钱便宜，底层百姓都能吃得起。“泉（州）人鬻之，斤不值一钱，二斤而可饱矣。于是，耄耆、童孺、行道鬻乞之人皆可以食……至鸡犬皆食之。”所以，番薯从南洋群岛传种到福建以后，不仅发挥了救荒作用，而且立即在沿海地区栽种。
17世纪初，江南一带频发灾荒，既有儒学造诣又兼具科学知识的大臣徐光启，以当朝官员的身份农民栽种甘薯，总结出甘薯的十三个优点，如：“一亩收数十石……遍地传生，剪茎作种，今年一茎，次年便可种数百亩……可当米谷，凶年不能灾……用地少而利多，易于灌溉……根在深土，食苗至尽，尚能复生，虫蝗无所奈何”，可谓详尽，以此来劝说栽种甘薯。经徐光启的推动，将福建的甘著引种到江南淞沪一带，并又朝黄河流域推广。
徐光启曾向崇祯上过“屯政在于垦荒”的疏奏，得到褒采纳，新垦荒地很适合栽种对土壤、灌溉要求不高的甘薯，想必甘薯也是在选作类。
《清史稿》中记载：乾隆年间，官员谋主政陕西期间，深入调研当地土壤，从“高原恒苦旱”着眼，选定了种植品种，“劝民种山薯及杂树”。乾隆十年（1745年），谋在陕西推广红薯时，颁布《劝民领种甘薯谕》指出：“若遽劝民领种，小民计利目前，岂肯将有用之地力，种此不可必得之物。今年总须各官先行觅地试种，或租民地试种……听小民观看，一俟有收，民间见其可食，然后令民依种，自不做梦梦见杀猪费力。但不可强。试成者之，不成亦不必问。”（《培远堂偶存稿》）劝民栽种甘薯是一项利民措施，作为封疆大吏的陈弘谋不是地采用强制手段，而是采取示范栽种、励栽种的方式在经常闹的陕西地区推广。以事实说话，以经济效益逐步引导当地农民种植甘薯。
历史上的谋忠君，有担当、能力强，得到乾隆的重用，位至吏部尚书、工部尚书、内阁大学士，加太子太傅衔，为乾隆时期的大名臣，他在我国北方地区运用力量推进种植红薯一事流传青史。
清代掌故遗闻汇编《清稗类钞》中记载：“内山生番不知稼穑，惟于山间石罅刳土种（山）芋。”——可见，栽种山芋（甘薯）确实不需要什么农业技术，甘薯推广有优越的先件。
《清稗类钞》中还记录了湖南醴陵地区“农事甚勤，隙地皆垦，无弃壤，田所宜”——该地区农民很勤劳，不浪费任何一寸土地，只要有空隙地块就会栽种适合的作物——“山谷则种薯、芋、豆、粟等杂粮”，可见清代湖南地区红薯已经成为很普遍的农作物。
综合史料显示，甘薯可以种植在山地的斜坡或者荒地上，不占用水稻、小麦等中国传统农作物的耕种土地，而又增加了食物，使得历史上长期经常受饥饿惊扰的中国农民欣然接受了它。大致来看，湖北、湖南、山东等地开始种植甘薯时间是在乾隆前期18世纪40年代，山西、安徽、河南等省份则是在进入18世纪后半期之后才逐渐开始有人种植，此后甘薯栽种基本在我国传布开来。
有日本历史学者认为，中国明清时期对美洲红薯的引进，是当时人口急剧增加而必须增加粮食的结果。其实，到底是结果还是原因，众说纷纭。但是，人类为总是在不断地努力，这才是根本所在。
主观因素。“地方官员在普及种植红薯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农民并没有积极主动地自行尝试引进。”（日·上田信《明清时代：海与帝国》）明清时期推广甘薯种植，官员所发挥的作用，确实功不可没。但是，农民在引进甘薯过程中没有多少作为，这一点应结合历史情境来分析。一是，当时的很多农民都是租种地主的土地，已被繁重地租和家口谋生压得喘不过气来，哪里还有心思和精力放在引进经济作物上呢？二是，引进新的作物品种，在当时条件下，连都很难做到，又岂是在贫困线上挣扎的百姓所可问津的；三是，即便有了部分地区的推动，但是真正栽种甘薯、主动不间断传种甘薯的还是农民，只是囿于当日历史条件、农民的境况和观念，难以迅速传种甘薯于庞大的帝国各地而已。——所以，上田信表述“农民并没有积极主动地自行尝试引进（甘薯）”确乎是对我国明清时期农民的苛求。
在这里我要作个材料分析：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番薯就在福建试种成功，此后也得到推广，救荒效果明显，为什么到了乾隆十年（1745年），谋还在陕西花大力气推广甘薯，以预防？直到18世纪末我国西北、华中地区才逐渐栽种这种可以救人性命的农作物。再据《陕西省志》描述，甘薯虽在乾隆年间被引进到了陕南，但是直到嘉庆年间才被引种到渭南地区，而且一直都是零星种植。——可见，从明代万历朝到清代乾隆朝的200年的时间，能有效预防的甘薯，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在交流不发达、信息相对闭塞的两三百年前，乡野百姓对于外省的情形不知就里，情有可原，但是作为行政框架，而没有经济技术信息沟通，实在匪夷所思，也可看出，当时对地方经济的漠然态度和管理效率之低下。
总之，“番薯”在我国的成功试种推广，最重要的客观因素是它具有产量高、易栽种、可食用的特点。在推广过程中，有些官员做出了努力，也都留名史册。但是，回看历史，甘薯推广的速度实际上还可再加快些，太平年间，几个甘薯不算什么，而在年代，那就是一条条的人命。
历史足资借鉴。甘薯推广的史实有值得镜鉴之处：就农业而言，地方应该关注民生，积极作为，并有一个认真研究农业科技、善于推广农业新技术的机构来推进农业发展，并尽快分享技术新；在百姓层面，则应改变念，及时接受农业新技术，切实提高生产效率，增加收入改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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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多年学习研究中国历史，工作之余，笔耕不辍，先后在两百多家发表文史作品，诸多文章被省级、国家级报刊、新转载，或编选入集。近年来的文史专栏有“国学专栏”“中国古代经济手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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