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往事，思来者。这些为中国社会进步、历史发展写下浓墨的成都籍中国文化名人已杳然西去，但他们曾经生活、工作过的故居，仍是我们缅怀先人，教育后人的重要场所。去年，成都市启动文化地名地标项目，整理和一批有着不可替代价值的文化遗迹，让诸如“菱窠”、巴金故居、王光祈故居、艾芜故居等名人故居重回视线。这有助于这座美丽城市的共同记忆，为成都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增加丰厚的文化内涵。随着各个故居的、修葺项目推进，名人故居不仅将成为名副其实的爱国主义教育，也将形成新的城市文化名片。
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成都，历史风云变幻。旧的已然，新的尚未。成都的一批人杰，为求科学，求，求真理，“东”奔“西”走，上下求索。他们的“突围”，使其成为时代的先行者。历史早已记取下他们一个个闪亮的名字：吴虞、巴金、李劼人、艾芜、王光祈、周太玄……
当历史的朝雾散去，故乡，为他们保留下时代的记忆。偏隅沙河铺一角的李劼人故居“菱窠”、隐匿于正通顺街的巴金故居、深藏在新都镇的艾芜故居、与周围高楼格格不入的王光祈旧居……成为后人缅怀瞻仰他们的最好去处。
历史的车轮前进到1911年6月，四川民间各团体成立“四川保同志会”，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运动，为辛亥打响前奏，也奠定了四川在此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的先行地位。孙中山高度评价：“若没有四川保同志会的起义，武昌或要推迟一年半载。”
思想文化是的先导，四川文艺界出现了很多有着先进思想的进步人士。吴虞、王光祈、李劼人等都是四川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他们办、写文章，介绍新思想、新文化，对推动四川新文化运动，发展四川新文艺事业都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1892年出生在温江的王光祈，不仅是中国音乐史上的知名音乐学家，也是“五四”运动时期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是近代爱国知识的典型代表，在五四新及传统爱国主义思想影响下，形成了他独特的社会思想。王光祈成立了五四时期著名的——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了轰轰烈烈的工读互助团运动，以后了音乐救国的道。
王光祈1909年考入成都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堂时，与郭沫若、李劼人、周太玄等同窗成为知己。他们在成都东郊菱角堰周太玄家时，仿“桃园结义”相约死后同葬此地。后来，王光祈客死，好友李劼人便把其骨灰运回安放于此。今人关注李劼人，大多是他的《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等文艺作品，其实，他在辛亥前后，也是一位激进的主义者。留法回国的他，在成都办报、执教、写作、翻译法国名著，同时还兴办工业，谋以实业救国。
另一位深受“五四”影响的成都人——巴金，比李劼人小十多岁。“五四”时期，当李劼人在成都办报并组织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鼓吹新文化，宣传救国理想时，巴金还是一位热血沸腾的中学生，这时巴金不一定认识李劼人，但对于李劼人所办的报刊和他所发表的那些有关新文化、新思想的文章想必不会陌生。
法国是李劼人和巴金先后共同留学的地方，他们都接受过法兰西文学的洗礼，尤其是左拉、莫泊桑等大师对他们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巴金的整个文学道，就是长时期的和封建、封建礼教的道，而且具有相当的深刻性。
此外，因受胡适“人要爱大我（社会）也要爱小我（自己）”的主张影响，遂取名“爱吾”，后逐渐衍变为“艾芜”的中国现当代作家——艾芜；被称为“只手打孔家店”的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吴虞……这些有着新思想、新文化的成都籍名人，构成四川文艺界绚丽文化风景。
述往事，思来者。这些为中国社会进步、历史发展写下浓墨的成都籍中国文化名人已杳然西去，但他们曾经生活、工作过的故居，仍是我们缅怀先人，教育后人的重要场所。去年，成都市启动文化地名地标项目，整理和一批有着不可替代价值的文化遗迹，让诸如“菱窠”、巴金故居、王光祈故居、艾芜故居等名人故居重回视线。这有助于这座美丽城市的共同记忆，为成都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增加丰厚的文化内涵。随着各个故居的、修葺项目推进，名人故居不仅将成为名副其实的爱国主义教育，也将形成新的城市文化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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