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3月16日“岁月”版发表的《由李世民毁魏征墓碑想到的》,我们看到了李世民的另一面:逆耳,尽管李世民深知让大臣三缄其口,其结果是,但客观事实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监督他,让他非听不可。但是,李世民鼓励大臣们进谏,这是他的主流。
读《贞观》,可以发现李世民很重视鼓励大臣们进谏。他总结历史特别是刚刚不久的隋炀帝的教训,反复指出,古代帝王之所以由兴到衰,原因是“蔽其耳目,不知时政得失。忠正者不言,邪谄者日进,既不见过,所以至于”。
长孙皇后死后,李世民在苑中盖了一幢高楼,用来眺望埋葬长孙皇后的昭陵,魏征当然不赞成这种做法。一次,李世民同他一起上楼,目的是带他去看昭陵。魏征却装作不懂,说他眼睛不好,看不清楚。李世民指着昭陵让他看。他说:我以为陛下让我看献陵(李渊墓),如果是昭陵,我早见到了。李世民听出弦外之音,遂拆毁高楼。
贞观十一年,魏征上疏唐太李世民,希望李世民做一个有始有终的好,并有具体。李世民阅后,亲笔写诏书表扬魏征。诏书还以晋武帝时的丞相何曾为例子,说他明明知道司马炎不是一个对子孙有好处的,却只是退朝后在家里对儿子议论,不肯直言不讳地进谏,非常不对。何曾确实是个很糟糕的宰相。他无休止地追求物质享受,一天的伙食钱花到上万钱,就像今天每桌菜几万几十万的黄金宴,他仍说没有找到下筷子的地方。人们说他的享受超过。他死时,按规矩得给他一个谥号,大家认为应当给何曾谥号“丑缪公”—放荡为“丑”,名实不符为“缪”。司马炎却不以为然,赐他谥号“朗陵孝公”。从这方面看,李世民得很对。
李世民对公卿们说:“人欲自照,必须:主欲知过,必藉……前事不远,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直言规谏。”在同大臣们讨论隋炀帝的教训时,他说,隋炀帝老是护短拒谏,因而使得臣子不敢直言。
李世民的优点,在于他始终没有千万别把李家天下丢掉的这种性。从这个角度看,把天下视为李家私产这一帝皇的念头,很明显有两重性:一方面,他有可能;另一方面,他为了好这个“私”产而极力把国家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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