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反贫困斗争的伟大决战

　　联合国理事会第３５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庄严登上发言席，代表全球１４０多个国家，就共同努力消除贫困发表联合声明。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前署长海伦·克拉克说：“中国最贫困人口的脱贫规模举世瞩目，速度之快绝无仅有！”

　　这是党带领人民用短短３０多年让７亿多人脱贫，并将在未来３年让４０００多万群众走出绝对贫困的伟大决战。

　　“我们要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２０２０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未来１０００余日，决战进入倒计时。以习同志为核心的正在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非凡的意志和智慧，镌刻出中国反贫困斗争伟大决战的时代画卷。

　　位于吕梁山区的山西省岢岚县黑峪村“第一”葛爱萍（左三）在和村干部商议电商团购活动的具体安排（2017年3月1日摄）。28岁的葛爱萍两年前从县委宣传部来到黑峪村，成为这个小山村的脱贫带头人。为了赢得反贫困斗争的胜利，中国执政体系上的各层“链条”全面转动，19.5万名“第一”驻村，不拔穷根绝不撤退。记者 曹阳 摄

　　山西吕梁，中国最贫瘠的土地之一。这里山大沟深，十年九旱，１３个县（区、市）中还有１０个尚未脱贫。

　　穿越时空８０载，几位当年参加对敌斗争的老战士清晰，从反侵略、大生产、闹土改，到如今的脱贫攻坚，党带领人民谋幸福的脚步从未停歇。

　　２０１７年６月２１日，习总风尘仆仆来到他们中间。此时，中国反贫困斗争决战鏖战正酣，脱贫攻坚进入重点解决深度贫困问题的阶段。

　　在中华民族近代史上，贫困如影随形：、饿殍遍地的记录不胜枚举。尤其是列强的、难以计数的赔款，让中国戴上更为沉重的。

　　１９２１年，中国成立。与追求民族、人民解放相伴，摆脱贫困落后，成为一代代中国人铭记于心的、扛在肩头的责任。

　　从土地、新中国成立到，中国不仅历史性铲除了导致中国积贫积弱的制度根源，更不断创新思想和方略，带领中华民族向着千年小康梦想奋勇进发。

　　２０１２年，党的召开，历史的接力棒传递到以习同志为核心的手中。此时，中国反贫困斗争进入新的阶段。

　　国际经验表明，当一国贫困人口数占总人口的１０％以下时，减贫就进入“最阶段”。２０１２年，中国这一比例为１０．２％。

　　非常之阶段，需要非常之谋划、非常之举措。４年多来，习总花精力最多的是扶贫工作，去得最多的是贫困地区，牵挂最多的是贫困群众，在脱贫攻坚中，他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

　　４年多来，以习同志为核心的把脱贫攻坚摆到理政突出，提出精准扶贫方略，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向着最后的贫困堡垒发起总攻。

　　相隔千里，两份作战图上，描绘的是不同的山川与村庄，勾画的却是一个个同样醒目的红色标注：那里代表贫困。

　　每年脱贫约１０００万人，意味着每月脱贫要达到近１００万人，每分钟脱贫约２０人，这是一场进入读秒时间的决战。

　　举目皆是山，遍地都是石。即使是巴掌大的石缝间，也被栽下一棵玉米苗。口的１．５亩水田，面部痣的位置与命运是田桂花所在高毛组唯一一块水田，３４户村民轮流耕种。

　　“陇中苦瘠甲天下”，１００多年前，清朝陕甘总督左棠的那声叹息至今仍回荡在历史的长空。４０多年前，联合国专家来此考察，给出的仍是的评价：“这里不具备人类条件”。

　　上世纪５０年代，解放军从原始森林中找到这个拉祜族支系时，苦聪人一下子从刀耕火种、衣不遮体的原始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千年一瞬的巨变下，苦聪人转变观念仍在上。

　　直到２０１４年，这里没人好好读过书，绝大多数不会说汉语，全村６岁至１４岁的２６个儿童全部失学。

　　终于，村里开始有了第一批学生，老师他们洗脸、洗脚开始。孩子们一点点开始汲取知识，家长们也越来越主动送孩子上学……

　　柴生芳，甘肃定西临洮县原县长。２０１４年８月１５日，在连续工作超过１７个小时后，４５岁的他和衣睡在办公室里，再也没有醒来。身上的被子只盖了一角，一旁的萝卜只咬了一口。

　　这个戴着眼镜、本可一顺风进高校、当教授的海归博士，怀揣一颗赤子，最终选择用生命为“苦瘠天下”的家乡亲人奔出一条脱贫之。

　　柴生芳走了。苟家山村村民从几十公里外赶来，与万人一同上街，为他送上最后一程。“县长来我家１１次，连一口水也没喝过……”一位村民。

　　李和林，四川南充市大林镇李家坝村原村支书。查出胃癌晚期后，依然与死神竞速般高强度工作，家里除了一台２１英寸的老式彩电，一贫如洗，英年５２；

　　贵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晴隆县县委姜仕坤（中）生前在马场乡战马村了解群众农业生产情况（资料照片）。姜仕坤立下“只要县里还有一个人没有脱贫，我就不能休息”的誓言，但常年高负荷工作，却最终让这个硬汉倒下，年仅46岁。 2013至2016年间，120多名员在反贫困斗争的决战场上，用生命与付出铺就百姓致富。发

　　姜仕坤，贵州晴隆县原县委。从放牛娃成长起来，立下“只要县里还有一个人没有脱贫，我就不能休息”的誓言，但常年高负荷工作，却最终让这个硬汉倒下，年仅４６；

　　蒋富安，四川美姑县四峨吉村原第一，劳累猝死，告别２６岁的青春。送别时，村民泪流满面：“你不是说好今后有了娃，也要送到村里幼儿园么？”

　　２０１３至２０１６年间，１２０多名员在反贫困斗争的决战场上，用生命与付出铺就百姓致富。

　　乌江滚滚，在武陵山中逶迤蜿蜒。峡谷间，一艘艘小船正浮于江面，逆流而上。在村支书的带领下，一口刀村的村民们带着被条、猪油、斗篷……彻底搬离这座困住他们的大山；

　　六盘山下，定西在这场艰苦的鏖战中，“县不漏乡，乡不漏村，村不漏户，户不漏人”，走出了一条造血式扶贫新；

　　吕梁山深处，一座座新村迎来易地扶贫搬迁的新主人，告别深山沟的乡亲们带着希望开始建设他们的新生活。

　　在定西市安定区巉口镇龙滩村，村民杨应弼一家在自家院子里从水窖中取水（2016年7月27日摄）。定西市年人均水资源仅为全国的三成，因为干旱缺水，定西人发明了“水窖抗旱法”，截至目前，定西已挖了30多万眼水窖。记者 潘旭 摄

　　定西，年人均水资源量仅为全国三成。不毛的土山、漫天的黄土和山坡上踟蹰的放羊人，是人们最深的记忆。风沙吹了一年又一年，吹出人们脸上的皱纹沟壑一样深。

　　干旱缺水，定西人就发明“水窖抗旱法”，截至目前，定西已挖了３０多万眼水窖；降雨少，小麦不行，就摸索种土豆，成了全国土豆三大主产区之一；冰雹多，地上庄稼常遭灾，就种根茎类药材，发展成全国中药材种植、加工和交易的重要。

　　贵州省织金县核桃寨青年杨文学走在他和寨子里的年轻人修建的连寨上（资料照片）。杨文学用在贵阳背背篓挣下的钱，带领寨子里的年轻人，了一条紧贴悬崖、跨越河谷、穿寨入户的两公里连寨。一通百通，核桃寨的“小康”越来越宽。发

　　娃娃在背篓里长大，又继续背着背篓起早摸黑在大山里讨生活。一条布满脚印的山中小道，当地人走起来大都是身子向山壁一侧倾斜，脊背微拱，一手扶着土石树木，一手反背在后，托着背篓，抬头望向前方－－这个姿势仿佛成了历史的定格。

　　背篓太小，装得下几口人的生计，却装不下一家人的幸福。山里的好东西运不出去，山外的好日子也背不进来。村民好不容易喂大的猪，准备赶到山下卖个好价钱，常常还没等赶出山，猪便累死在半。老人对年轻人经常说的就是“有本事就出去别回来”。

　　村里出去的年轻人还是回来了。２０１１年春节，一个叫杨文学的青年揣着在贵阳用背篓挣下的１３万元，回来装修新房。酒菜摆好，杨文学招呼大伙儿坐下来“摆龙门阵”：

　　无难，开更难。热火朝天地干了两个月，毛还没见影儿，没钱了。寨子里２２名年轻人凑在一起喝了顿酒，第二天背上背篓再次出发“闯贵阳”，发誓“背条大回故乡”。

　　杨文学们背篓筹钱时，“背篓哥修”的故事在十里八乡传开来。人们被这些年轻人的梦想深深着：有捐钱的，有捐砂石的，寨子里越来越多在外地打工的人回来出工出力……

　　一通百通，核桃寨的“小康”越来越宽。通两年多来，寨子里盖了３０栋新房。当年当“背篓”的年轻人放下背篓回来搞起了养殖和特色种植，产业已成规模。

　　杨文学们“背”出一条的脱贫故事，在千里之外的定西、井冈山、秦巴山区，在全国每一个贫困角落上演着，一条条脱贫致富的新正不断在人们的脚下伸向远方——

　　３０多年前，定西顶着脱贫的巨大问号；３０多年后，定西人把这个问号变成了巨大的惊叹号：贫困人口由１９８２年的１７０万人下降到２０１６年底的３７万人，贫困面从７８％下降到１４％，农民人均纯收入从当初的１０５元提高到２０１６年的５８５４元。

　　９０年前，井冈山的乡亲们手捧着分田地后收获的玉米，唱着《十送红军》送亲人；９０年后，井冈山全市４０００多贫困户靠着自强不息的摘掉了贫困的帽子。

　　“快顶不住时，就躲在屋里哭一场，哭完后，继续干活。”回忆起自己的脱贫，井冈山荷花乡高陇村４９岁的村民梁清香感慨万千。她身后，竹林掩映中的三层小楼格外引人注目。盖起这房子，她用了１２年。

　　丈夫截瘫，公婆多病，儿女年幼，她从不叫一声苦，从下地种田上山种树，到养猪养牛，靠自己的双手一点点改变着贫困的现状……

　　拼版照片：上图为四川省通江县诺水河镇柳林村建卡贫困户李国芝在自前留影，墙上有他写的“宁愿苦战不愿苦熬”八个大字（2016年8月22日摄）；下图为李国芝在菜地里浇水（2016年9月22日摄）。记者 刘坤 摄

　　“为栽花椒树，去年我在山坡上砍荒，到处是荆棘，双手流了很多血。但是，要想脱贫就不能当懒人。种花椒树跟红军打仗一样，剩我一个人也要打赢。所以我在墙壁上写了这八个字。”四川省通江县柳林村贫困户李国芝说。

　　柳林村，位于秦巴山区深处的一座山顶上，山下是通江县两河口乡。１９３２年，红四方面军挺进四川占领两河口，迈出了创建川陕根据地的第一步。

　　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葡萄园内，农民准备进园采摘（2017年7月13日摄）。小岗村是中国农村的发源地之一，包产到户让土地由合到分，激发了农民生产热情；土地流转让土地由分到合，实现规模经营；近年来，小岗村又兴起了智慧农业、生态农业、观光农业等“新”农业。与贫困斗，唯者赢，唯者进。，推动着反贫困斗争一步步胜利。记者 郭晨 摄

　　“今天有点阴冷，人们仍然热火朝天地在村里葡萄园干活，一座座现代化的葡萄大棚慢慢露出了雏形。这一切，都源于村里搞土地流转……６０岁的王长发土地流转了，还长期在葡萄园打工，一年能挣近２万元。村民高兴，我心中也是美滋滋的。”

　　３５岁的严金昌和另外１７户村民以“托孤”的方式在白纸条上按出一片红，把村里土地包产到了户。第二年，严金昌等村民家的院子里第一次堆满了粮食。

　　３０多年后，严金昌又一次按下红，将家中的１０亩土地流转出去。第二年，他家年收入第一次突破１０万元。

　　两次红，两次巨变，印证了同一个历史逻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与贫困斗，唯者赢，唯者进。

　　从前不敢碰、不敢啃的“硬骨头”被一一砸开，着的勇气，推动着反贫困斗争一步步胜利。

　　吕胜勤老汉这样讲述土地流转给自己生活带来的变化：“我现在是到地里上班了。”他说，“干的活轻松，离家还近。”

　　吕胜勤是山东菏泽市孟庄村人，他去年把家里全部５亩多地流转到牡丹专业合作社，开始收租金、给合作社当工人。

　　土地流转了农村“沉睡的资本”。截至去年，全国农村土地流转面积４．７１亿亩，超过耕地总面积３５％。全国农户家庭农场超过８７万家，依法登记的农民合作社超过１８８．８万家。

　　福建省武平县万安镇捷文村村民李桂林在展示林权后领到的林权证（2017年6月16日摄）。2001年12月30日，李桂林领到了全国第一本新式林权证。2002年，林权在福建全面推开。所有权明晰，激发了群众的积极性，让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林农了致富。记者 林善传 摄

　　上世纪８０年代，由于一些历史原因，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方式的农村土地，没有延续到山上，山林一直属于集体所有。

　　回忆起那段日子，福建省武平县捷文村的村民李桂林感触颇深：“全村１６４户村民守着２．６万亩林地，却过着穷日子。”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３０日，李桂林领到了全国第一本新式林权证。转过年来的初夏，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到武平调研，作出了“集体林权制度要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从山下转向山上”的，林权在福建全面推开。２００８年，这项在全国全面铺开。

　　贫困县考核机制，扶贫开发成为考核的主要内容，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减少贫困人口数量、改善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成为考核的主要指标。

　　“在２０１６年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中，我县考核结果全省挂末。对此，县委、县集体深刻检讨，作为县委和全县脱贫攻坚第一责任人，我负主要责任。”

　　看ＧＤＰ，天柱并不差：在全省处中游，在所属自治州处上游，但作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因为贫困人口识别退出不精准，在这次全省脱贫攻坚综合考评中排名垫底。

　　县里四大班子专门建了“知耻后勇脱贫攻坚”微信工作群；１６个乡镇对脱贫数据逐一进行入户调查核实；每月开一次脱贫攻坚大比武现场会，各战区各乡镇在擂台上晒成绩、亮短板……

　　罗军元，江西省农业厅派驻到井冈山新城镇排头村担任第一。翻开他的工作日志，就能感受到他日日挂心的“小事”：“搜集２４个贫困户的‘微心愿’，让农业厅的同事认领；重阳节，为２４个８０岁以上的老人每人送上一床棉絮、一个暖手袋……”

　　在江西井冈山下七乡，返乡创业的大学生卢琼芳在自己的“农村e邮”服务站点内展示当地特产井冈红米（2016年2月2日摄）。卢琼芳于2015年毕业后就回到家乡，借助网络平台销售贫困户自产的特色农产品，为他们实现了增收的同时也圆了自己的创业梦。井冈山18个乡镇都有电商扶贫站点，“前店后村”的电商产业模式带动2446名贫困群众增收致富。2017年2月26日，井冈山正式宣布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是我国贫困退出机制建立后首个脱贫摘帽的贫困县。记者 李贺 摄

　　清晨，黄坳乡刚刚从沉睡中醒来，乡电商服务站的黄小华又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从开业到现在一年多，寄出了１．７万多个包裹，价值１６０多万元哩！”拿着厚厚一沓快递单，黄小华告诉记者，这些寄出的商品大多是贫困户生产加工的，其中合作社入股的４６户贫困户是最直接的受益者。

　　井冈山１８个乡镇都有电商扶贫站点，“前店后村”的电商产业模式带动２４４６名贫困群众增收致富。

　　历史上，沂蒙山“四塞之崮、舟车不通、外货不入、土货不出”。沂蒙深处的毛坪村，有着果业种植传统。过去这里种出来的水果只在周边销售，果农辛辛苦苦一年挣不了几个钱。

　　拼版照片：上图为1996年，甘肃陇南市宕昌县阿坞乡农民杨尕女抱着女儿在家中合影，身后的墙上是木炭画的火车，当时从未坐过火车的杨尕女梦想有一天能坐着火车走出大山。记者武斌 摄

　　下图为2016年12月24日，杨尕女（右）和女儿在陇南市宕昌县新建成投用的兰渝铁哈达铺火车站前合影。记者 陈斌 摄

　　一根稻草抛不过墙，一根木头架不起梁。扶一把，送一程，社会主义的优势和制度优势，为反贫困斗争凝聚的伟大力量

　　入夜，秦巴山区深处的甘肃宕昌县。微弱的煤油灯下，一个男人攥着木炭，在坑坑洼洼的泥墙上一笔笔画着：

　　“这就是火车？”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儿，一辈子从未见过火车模样的农民杨尕女，问专心画画的丈夫。

　　门前万重山，抬脚行难。在其他类似的连片特困地区，脱贫致富的指望仿佛山间游丝般的小，总是被连绵不绝的大山吞没。

　　这里的地质属于隧道施工领域的世界难题。以最艰巨的胡麻岭段为例，地层含水量最高达２８％，堪比“水豆腐”，不时涌水、涌砂，严重时甚至如泥石流般掩埋隧道。

　　在铁隧道施工中享有盛誉的专家，曾专门自带设备和施工团队到胡麻岭应战，以失败告终，离开时留下一句话：“不可能在这种地层中打隧道。”

　　然而，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大家庭里，扶贫从来不是一个地方、一个单位、一个人的事。“扶贫开发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动员和凝聚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习总强调。

　　这是兰渝铁甘肃陇南境内的汉王特大桥（右）与高速公及国道交错（2016年12月25日摄）。 2016年12月26日，兰渝铁（岷广段）通车；2017年6月19日，兰渝铁上施工难度极大的胡麻岭隧道贯通，为铁全线通车扫除了最后障碍。兰渝铁从百年前孙中山先生《建国方略》规划中走来，终于在中华民族反贫困最后决战中贯通，给沿线数百万贫困人口送上最珍贵的礼物。这一高投入、高难度的“扶贫”得以修成，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优势。记者 陈斌 摄

　　于是，千里兰渝线万筑大军——全国最优秀的专业技术人才、最富经验的作业队伍、最先进的机械设备。面对前所未有的高风险地质状况，坚韧顽强的建设者们挤牙膏般一点点向前推进。

　　２０１７年６月１９日，胡麻岭隧道终于贯通了！兰渝铁在历经近９年的艰苦奋战后，一举扫除了全线开通的最后障碍。

　　这条铁，从百年前孙中山先生《建国方略》规划中走来，从２０多年前贫困农民墙上跃出，终于在中华民族反贫困决战中贯通，给沿线数百万贫困人口送上最珍贵的礼物。

　　“没有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优势，没有党和对贫困地区的深切关怀，类似兰渝铁这样高投入、高难度的‘扶贫’如何能修得成？”全国扶贫宣传教育中心主任黄承伟感叹。

　　集中力量攻坚是优势，对口帮扶同样是我们的优势。作为祖国大家庭的儿女，你帮我一把，我扶你一程，目标就是实现共同富裕。

　　拼版照片：上图为永宁县闽宁镇建设初期的乡镇雏形（资料照片）；下图为2016年7月22日拍摄的闽宁镇原隆移民村（记者王鹏摄）。地处贺兰山东麓的闽宁镇，是福建、两省区对口帮扶打造的样板镇。21年前，“闽宁扶贫协作”大幕。从那时起，一批一批援宁干部奉献，数以万计的闽商在创新创业，几万贫困群众在福建稳定就业，创造出对口协作实现共同发展的成功范例。发

　　站在自家宽敞的小院里，６３岁的谢兴昌可以望见镇区一排排新房，宽阔的马直直伸向远方的贺兰山。

　　“当年那个‘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砂石跑’的荒滩，要是没有福建亲人的帮助，怎么能一步步变成如今的样子呢？”

　　谢兴昌的感慨来源于２１年前，时任福建省委副习为组长的“福建省对口帮扶领导小组”正式成立，“闽宁扶贫协作”大幕。

　　从那时起，一批又一批援宁干部奉献，数以万计的闽商在创新创业，几万贫困群众在福建稳定就业，创造出对口协作实现共同发展的成功范例。

　　２０年后，还是在这片土地。习总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推动东西扶贫协作继续迈向新的征程。

　　谢景军，河南省总队医院的一名军医。一年的援助青海时间里，他承担的手术就有２００多台。２０１４年６月，谢景军满载荣誉回到河南。

　　一进，同为医生的妻子见面后的第一句话，让他自豪与涌上心头：“老谢，今年的援青任务下来了，我报名了。现在我把家交给你，我也要到青海为那些需要救助的患者尽一份力。”谢景军将妻子拥入怀中。

　　丈夫归来，妻子接力。多少支援贫困地区的人士，如同这对质朴的夫妻一样，舍小家为大家，为贫困群众的美好生活不懈奋斗，有的甚至献出生命。

　　从江南鱼米之乡的浙江湖州，到大漠戈壁荒原的新疆柯坪，援疆干部黄群超一门心思为当地谋脱贫。反复研究后，他决定把湖州生长发育快、繁殖周期短的湖羊引进柯坪，作为农民增收突破口。

　　２０１４年底，在黄群超精心“护送”下，１６００只湖羊种羊从太湖南岸启程，踏上了数千公里的“西迁之旅”。

　　一上，他和同事们不敢休息，每隔４个小时就要停车看羊，补充饲料和水。历经３天４夜，辗转７省份，１６００只湖羊全部到达目的地。

　　遗体火化那天，妻子汪素琴和儿子黄卓尔在当地种下一棵杏树。儿子含泪一边培土，一边说：“爸爸，这棵树就是你的眼睛，你可以一直守在这里，看着这山、这水，这里的百姓。”

　　“来的时候是一粒种子，离别的时候要满园硕果。”刚来援疆时，黄群超曾在日记本里留下这样的期待。

　　投钱——在财政转移支付基础上，为部地区专设了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２０１７年资金规模超过８６０亿元；

　　派人——全国向各地贫困地区派驻了近８０万名帮扶干部，与困难群众同甘苦、共奋进，攥着劲瞄准脱贫目标；

　　搬迁——自２０１６年至２０２０年，一次足以改写历史的大迁徙在中国大地进行，约１０００万贫困人口将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告别世代生活的贫瘠土地，新的生活。

　　“我们都搬下山来了，今后的娃娃可能都不知道我们从哪里搬来的，应该记录一下村子的历史。”文县丰元山村的木匠张代全不顾身体残疾，当起了当代的“司马迁”——写“村史”。 “丰元山村有四大姓，大多从清代嘉庆年间搬迁而来。穷了一辈又一辈，直到扶贫搬迁才看到新的生机……”

　　９０年前，秋收起义的一支部队翻越莽莽罗霄山后，抵达井冈山的茨坪，“红军来到掌，春光日子在眼前，穷人最先得好处，人人都有土和田”，开始了中国领导下中国反贫困斗争的最初实践；

　　５年前，面对中外记者，习发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宣言，吹响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冲锋号；

　　百年初心不改，百年。在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坚强领导下，咬定目标、勠力攻坚，我们一定能决战决胜，创贫困斗争的奇迹。（记者陈二厚、王宇、何雨欣、林晖、超、郭强、范世辉、杨洪涛、庞明广、潘林青、邹欣媛）

　　 文章来源于弘易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