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经济发展水平究竟如何？各个朝代之间的演变趋势又是如何？重构中国古代详实的经济数据，描绘中国历史长时段经济演变图像，还原中国古代经济发展轨迹，对于研究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具有重要意义。Broadberry、李稻葵等学者对欧亚重要国家的历史P进行重构，并以此为依据重新思考“大分流”等问题。
基于历史国民收入核算方法（Historical National Accounting）估计P及经济结构，是当前国际经济史学界一个较为前沿的研究领域。学者们应用这个方法测算了不同历史时期亚欧诸多国家的人均P。其中，麦迪逊的研究影响最为广泛，但其估算方法和结果都存在一定问题。而长期以来处于大分流争论中心的中国却受到冷落，鲜见这个方法在研究中国时的应用，因此存在相关数据的缺失，给研究历史上的中国经济带来了阻碍。这引发了国内学者开始对此进行探讨，他们采用历史国民收入核算中的生产法，重构了中国北宋、明和清三个朝代的人均P及经济结构数据，对Maddison较为粗略的估算进行了补充和改进。
Broadberry, Guan and Li(2014)使用了历史国民收入核算方法来估算北宋、明朝和清朝的P，并且结合人口数量估算出人均P。中国的研究数据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历史文献，野史和地方志。这些数据各有优劣，但是可以互补不足。主要数据如下：
第一，范围。在设定数据范围时，作者排除了朝代之初的领土扩张时期。尽管不同朝代的领土面积变化很大，但是人口和人均P方面的数据变化很小。为了减少误差问题，Broadberry等应用了Perkins的主观误差边界法（subjective error margins approach）来处理数据。
第二，人口数据。结合吴松弟（2005）及Liu and Hwang（1979）的人口数据。中国的人口数据往往和税收联系在一起，因此在有相当系统并可靠的记录。如图2显示，在北宋年间，人口增长极快，年增长率达0.87%；元朝则经历了人口的大量下降；到了明朝，人口增长逐渐恢复，以0.32%的速度缓慢增长；明清更替带来又一轮的人口下降，直到清朝回升到0.7%的年增长率。
第三，生产法下P估算。农业分为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农副业；工业分为食品加工、制造业、矿冶业和建筑业；服务业则分为劳务、商业、住宅与地产、金融等。在估算中进一步细部门，选取可靠的原始数据，估算历年各产品净产出的时间序列数据，再加总得到名义P数据。
农业产量主要通过耕地面积和谷物产量来计算。古代中国以农为本，人均耕地面积对于决定国家整体的生活水平有很重要的作用。除了北宋和明朝更迭出现明显的耕地面积减少，随着时间推移耕地面积都在不断增长。同时期粮食产量随着时间变化不断上升，农业产出甚至比耕地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但是由于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人均耕地和人均农业产出整体呈现下滑趋势，其中数字的缩减主要发生在清朝。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明末清初人均产出的增加。尽管从北宋开始引入高产量的占城稻，但是人均耕地面积减少带来的消极影响不足以被粮食的增产抵消。所以总的来说，百姓生活水平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提高。另外，这种由人口增加带来的人均产出减少恰恰与黄智指出的内卷化过程相符合。
工业产出主要由四个部门组成：金属和矿业，食品加工业，纺织业以及其他制造业，建筑业。人均工业产出在长期相对比较稳定。15世纪初，金属和采矿业的发展带来工业兴盛。其时的郑和下西洋更是向世界展现了中国技术的早成。
服务行业的产出主要由商业部门，部门，住房和家政服务业组成。整个服务业的人均产出在北宋时持续上升，到清朝开始下降。
在得出这些主要的部门指标后，Broadberry等以1840年为基准年，以各部门增加的价值为权重，将它们加总得到P。对于整个经济来说，农业占净产出的66.1%，工业占8.1%，服务行业占所剩的25.8%。最后结合人口数得出如图3所示的P。从980年到1840年，名义P由1,2860,0000银两增加到53,7960,0000银两。
第四，实际P估计。结合相应物价平减指数得到实际P。为了得到实际P，Broadberry等应用Broadberry，Custodis和Gupta的方法，利用谷物和衣服价格，结合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的权重分配来得出中国的价格平减指数。
具体而言，农业中粮食作物总产量用粮食单产乘以耕地面积，净产出用产量乘以价格再减去总产出15%的农业投入品价值；经济作物三个朝代分别按照6%、7.65%和8%～11%的比例，结合每亩经济作物价值约为粮食作物1.2倍的估计进行计算；根据张仲礼1880年代农副产品占比为10.4%进行推算。
工业方面主要用产出乘以价格进行计算，对于制造业、食品加工业等数据缺乏的子部门，则根据消费量、主要产出省份等进行推算。
服务业方面，商业和金融业产出通过估算商人利润的税收来计算，其他子部门则主要通过推算从业人数和人均利润获得。
通过以上数据，Broadberry等得出中国980-1840年间北宋、明、清三个朝代的P增长率和人均P水平。三者P的平均年增长率分别是0.88%，0.25%和0.36%。尽管在北宋末年和明朝初年真实P水平都有一定程度的下滑，但是至少在各朝年间以及两朝之间是和人口变化相一致的。因此，人均P在此期间相对稳定地在高水平上波动。而到了清朝，人均P以-0.34%的年增长率剧烈下降，到了1620年已经回到980年的水平，到1840年甚至下降到980年的70%左右。
总的来说，中国的人均P在北宋到明朝期间曾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波动，直到清朝年间开始呈现下滑的趋势。通过这些数据描述中国经济表现，Broadberry等得出了与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研究者不一样的结论。后者认为这一时期领土扩张，人口快速增长，中国明显处于成功时期。但是，从18世纪以来现代社会一直认为，经济成就的衡量应该考虑生产量和生活标准。在更为谨慎地分析该时期的耕地和粮食产量以后，作者发现在当时的中国，人均可获取食物量是在减少的，并且工业和服务业的产出都不能对此作出补偿。
Broadberry等学者2011年以英国为研究对象以及Zanden and van Leeuwen 2012年以荷兰为研究对象，估算方法与中国类似，同样基于生产法，分别对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子部门进行单独估算再加总，并结合人口数据得到人均P。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和荷兰分别经历了1700年和1510年的历史时间节点，在估算上，英国1700年后的工业和服务业产出值进行了重新处理；而荷兰则由于1510年以前数据不足，仅能通过粗略估算和置信区间来描绘人均P演变的大图像。英国在1270年至1690年人均P年均增长率为0.17%，1700年至1860年为0.48%。荷兰在1347年至1807年人均P年均增速为0.19%。
针对西班牙、意大利、日本以及印度的研究分别见于Álvarez-Nogal and de la Escosura 2013年的研究、Malanima 2011年的研究、Bassino等学者2015年的研究以及Broadberry等学者2015年的研究。由于数据可得性相较于英国、荷兰和中国存在不足，上述四个国家在人均P的估算中，大体上都将生产活动划分为农业和非农业两个方面。在农业产出的估算上，主要用需求来测算产出；非农业则根据城市化等方面的数据间接推算。但是，由于受到不同国家历史情境和史料记载的差异，在实际应用中还存在着细微的差别。
在重构西班牙人均P数据时，研究者分别采用1990年和1850年美元进行转换，均以1850年英国人均P为基准价值100来构建人均P变化指数，其估计值较比原来提高10-15个单位。
意大利人均P划分为三个阶段：文艺复兴时期，从1300年至16世纪中叶，以1990年国际元衡量为1600元；第二阶段，从16世纪中叶到1880年整体水平下降10%，按1990年国际元换算为1400元；第三阶段从1880年开始，人均P从1880年1400元上升到1900年2000元，在二战后骤增为3500元。
第一，中英两国长期P差距。北宋时期的中国比11世纪末土地清算（Domesday Survey）时的英国要富裕的多。但是，到了明朝中国的人均P已经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而14世纪中叶的英国，由于黑死病带来死亡危机导致人均收入提高，因此英国在15世纪初就赶上了中国，到16世纪以微弱的优势领先于中国。清朝中国人均收入下降，英国从16世纪中叶人均收入则大幅增长，以至于该时期中国远落后于英国。
1840年左右，以银汇率为基础，则中国的人均P是英国水平的15.04%；如果应用购买力平价指数，同时考虑到中国较低的价格水平，则中国的人均P是英国的23.76%。Broadberry，Campbell等人用1990年的国际美元做单位估算英国1840年的人均P是2521美元，用上述数据计算出中国当时的人均P是599美元，与Maddison估算的1850年的人均P600美元相当接近。到了19世纪中叶，中国人均P仅有英国水平的20%。
第二，大分流的起始时间可能更早。中国15世纪已经被英国赶超，甚至极有可能在14世纪或更早被意大利赶超。到16世纪，荷兰和意大利经济水平之高，中国已经望尘莫及。尽管如此，我们却不能轻率地得出结论认为大分流在16世纪已经开始。正如彭慕兰和王国斌所强调的，中国地域面积远大于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直到18世纪以前，北海区域欧洲领先的经济体和整个中国之间的人均P差距还是很小的，所以极有可能中国的部分地区，比如说长江三角洲的经济水平和欧洲最发达地区可以相媲美，认为大分流直到19世纪才开始。
但是，Broadberry等的研究表明，大分流应该早在18世纪就开始了。李伯重和van Zanden做了19世纪早期长江三角洲和尼德兰人均P的比较，发现在19世纪20年代长江三角洲的人均收入是尼德兰的53.8%。在1990年国际美元计量标准下长江下游地区的人均P为1050美元，比中国整体高75%。运用这一比例，Broadberry等得出早年对长江三角洲的人均P的高估值，即图5中的P（H）。同时，纳入了欧洲经济前沿国家人均P数据，即1540年前的意大利，随后直到19世纪的尼德兰，紧接着是英国。另外，通过应用Shi，Xuyi，Ni和van Leeuwen的数据做基准，Broadberry等将19世纪中叶人均P的高估值转换成低估值，即如图5所示的P（L）。
图线显示，就P（H）来看，在17世纪初尼德兰已经明显领先长江三角洲，但是尼德兰只是欧洲的一小部分，当时北海区域其他任何经济体都不具备超过中国的能力。但是到了18世纪前半叶，英国、尼德兰以及比利时都超过了长江三角洲，双方的差距之大已经不容忽视。
而从P（L）看来，尽管西欧在16世纪已经出现了赶超的苗头，但是直到18世纪长江三角洲的人均P仍然是欧洲领先国家的93%。因此，无论是高估或是低估的人均P，18世纪中叶都是一个关键点。所以，Broadberry等（2014）认为18世纪中叶是大分流的起点。
第三，小分流。欧洲内部的“小分流”受到黑死病和新航开辟的影响，此前位于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和西班牙人均收入更高，随后欧洲北海地区的英国和荷兰崛起，并在1800年之前实现赶超。
亚洲内部的“小分流”则表现为日本在1600年前，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超过印度，17世纪以后，中国也不可避免地开始落后于日本。在欧亚“大分流”比较中，“大分流”现象并非出现于工业时期，而是在工业之前就已经发生了。当然，P总量上看，中国依然占据世界比较大的份额。
总之，18世纪中叶，中国和欧洲最发达地区的人均P的差距已经难以弥合。而此时的中国是亚洲的最富裕的国家。因此，极有可能西欧经济水平远在19世纪初以前，即18世纪中叶已经远远超出亚洲。这也表明大分流的形成有深刻的制度根源，而不是在诸如煤炭或者加勒比地区供给(如棉花，欧洲没有充足的土生土长的替代物)的“鬼田”(Ghost Acres)等因素作用下的一个历史偶然的结果。
历史国民收入核算研究不断探索进步，根据新的史料和方法不断拟合真实P。相信经过不断深入研究，不断反思，对认识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有一定借鉴价值。
李稻葵,晔,管汉晖. 中国历史P核算及国际比较:文献综述[J]. 经济学报,2017,4.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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