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11月，年逾古稀的老干部曹漫之追忆了自己参与上海接管和的经历。他的对面坐着美国学者贺萧。
一个19岁加入闹，一个14岁跑到上海，曹漫之和俞欣芝的人生记忆，却在1950年代初期出现一段交轨。不过，一个是代表新的力量，另一个则是被的数千之梦见抓鱼是什么意思一。
1949年5月初，离上海两百多公里的丹阳县，曹漫之频繁参加上海接管会议，议题之一是禁娼。她刚刚被任命为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市人民副秘书长兼民政局长。
而在上海知名“风化区”会乐里，俞欣芝依旧接客。此时的上海，像她一样靠为生的妇女有3万人左右，还不包括从事易的吧女、女招待、“按摩师”、“女向导”等。
对领导的新来说，清除是让中国变成强大、健康的现代国家的必须动作之一。但进城后怎么着手？有干部认为一天也不能忍，应该立即禁绝。曹漫之找了一些熟悉妓院及其背景的外干部，大多数却主张要权衡现实，不能马上。
自1938年起就多次参加解放区禁娼运动的曹漫之遇见了新难题。十里洋场中，“青洪帮”和“他们羽翼下的各种社会组织”，以及包括、职业乞丐、扒手在内的“集团性的社会黑”盘根错节，每个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社会的根本改变。更重要的是，如果从事易，就得给她们提供饭碗。30多年后，曹在《上海史话》前言里还感慨道，“最复杂最困难的则是对的”。
“在解放以后，还在街上，所以我们的干部有意见，党派也有意见。”有一天刚躺下准备休息，有人就来曹漫之。他说，“你睡觉睡好了，是不是？我睡觉还没睡呢。我现在房子还没有准备好，怎么能？起来，当天就没饭吃，把又变成乞丐啊？那么这算什么政策。”
曹向贺萧回忆，“我们确实没有办法，……还得准备一批干部，而我带进来的干部很有限。我接管市，接管法院，接管，接管区公所，接管在上海所有的办事机构。一共接管五百多个单位，给我的干部只有28个人，我们怎么能干得了这么多事呢？”
“这段时间完全是不得已的，绝不是我们的心愿。”在接管上海之后的两年里，曹漫之“忍着心里的痛苦”，耐心地准备着。
5月10日，进城部队做报告的第三野战军负责人在谈到税收问题时强调，“既然还存在，当然也还是要收……”5月27日，上海宣布解放，继续给妓院和发执照并收捐，同时对妓院老板的经营做了严格：接待公务人员，贩卖毒品、赌博、摆设大型酒宴，如果自己意愿与人发生关系，或将她，可以他们。
而其它城市同行的也陆续传来：从1947年到1951年，、、、南京、苏州等城市都几乎在一夜之间了业。在此情况下，上海的一些 “妓院巨头”，早在1949年解放时就溜走了。1951年4月运动，又处死了一批。
“对新中国成立我是的。、日本人、美国人，然后又是，我见的人多啦！来了，我还是卖自己的‘咸肉’！”俞欣芝回忆说。尽管如此，她还是发现有大批姐妹开始朝外跳。战火熄灭，经济逐步恢复，许多回到了老家，或在上海找到了工作。
解放军进城一年之后，《大公报》报道，注册持照已经从1949年初的1897人减少到662人，而妓院数从518家减少到158家。到1951年11月，又减少至注册180名和妓院72家。当然，注册仅仅是妇女中很小一部分。
“我根本不信‘长三’、‘幺二’（等级名称）们能自己干活养自己。”俞欣芝还在观望，“你们不是说好吗？那我就等个好娶我吧……”。可她后来不得不承认，“我真没想到不逛妓院”。愿望落空的俞欣芝反而听说要取消妓院，“所有要剃光头，要‘共’我们当妻，很害怕”。
“取消”的消息越传越迫切的同时，曹漫之也在紧锣密鼓地安排工作。1951年11月初，一批有高中或大专学历，做思想工作有经验的妇联干部，被领导悄悄通知到提篮桥区通州48号报到。但她们听说自己的工作将是时，很多人闹情绪。
“我不愿意。大家印象中是下等人，叫我们去跟这种人打交道思想上不容易接受。我坐在楼梯大哭不去。”管理干部杨秀琴回忆说：“后来领导给我讲了好多。他们说，这些人也是受的，不是自己愿意的，新中国不允许存在，我们要做的工作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工作……最后我，就去了。”
1951年11月13日，警方通知全市剩下妓院的老板马上关门。几天后，又通知持照开会。11月23日，上海市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市关于妓院、的决定报告。
随后的两天，通州48号的上海妇女根据提供的名单编队编班，妇联通过向宣传，希望她们“依靠自己的学习和劳动，作一个新生的妇女”，后若仍有，希望人民协助以。
一切准备妥当后，行动开始了。11月25日晚上8时开始，警方出动将妓院老板们抓获，封闭妓院大门，把围住。到第二天上午10时，324个妓院老板，后来分别被或送去劳动。181名持照和320个街头“野鸡”则被送到妇女。
行动第二天，上海上的许多报道都引述了一个叫吴彩凤的反应，据说她站在闸北的一张凳子上宣布说：“姐妹们，我们解放了，我们新生了！……今天，是我们最可纪念、最感到光荣的一天。”
而事实上，1948年，在性变化来临前夕，一项对上海市500名的调查发现：56%的对她们的职业表示满意。主要因为这一职业比起她们所能从事的其它职业来，收入更加丰润一些，有一半人表示无意改换职业，而有略微四分之一的人还表示想找一个有钱的丈夫。”
相对比较满意的收入，对国家权威的恐惧，对外人的怀疑，所有这些混合在一起，使得俞欣芝和姐妹们不可能不因这一突然改变而恐慌。吴彩凤或许的确发表过那样鼓舞的话，但们大都受到惊吓，反应强烈。
曹漫之在多年后回忆说：“用汽车把她们装上，这些人都哭了，都不上车，每一个人都管老鸨叫老妈妈，叫爸爸啊，要杀我们啊，我们不愿意去，又要卖我们了。我们愿意跟着妈妈爸爸啊，又哭又叫，唧唧哇哇。”
不知道俞欣芝是如何逃脱这次行动的，反正她没有被装上车，而去咖啡店当了暗娼。1992年，作家苏童出版小说《红粉》，背景即是解放初期禁娼并，小说里的“秋仪”就是在卡车拉着们去“训练营”的途中逃跑了。
教养所的管理干部一进来就进行了培训。民政局的干部跟她们谈如何看待的两重性，可当管理干部在所大门口，列队欢迎用卡车拉来的时，她们发现这些教育对象满面泪痕、神色阴沉。
其实，这些所的生活条件比许多市民要好，她们可以穿自己的衣服，伙食不错，屋子里也暖暖和和的，工作人员待她们很有礼貌。但的过程，起步就不顺利。
曹漫之来到教养所，站在一个高台子上，要给她们做动员报告，却成了的靶子：“有一个喊了，姐姐妹妹，哭！很灵，她这么一喊，三百多人一齐哭。有的叫：妈妈啊，你在哪里啊，孩子在这里连通信给你都不行啊。我坐在那里，叫警卫营长搬来一个凳子，看着哭。哭了几个小时，送饭来，盛完了，都泼在地上，没有一个吃的。”
曹后来找几个人谈话，“她们说，开始哭的时候，是给你们压力，后来是真哭了，当时不知道把我们弄到哪里，可能要，也可能抽我们的血，军队打仗不是需要血吗？……没有一个以为是来救他们的。”
1952年国庆节前夕，第二批被进来，人数比第一批翻了一番。她们在禁娼令颁布后仍继续在街上拉客，或者当酒吧女、按摩女。“我们弄了几百人，化装为嫖客。马上一个电线杆子下面一两个，到处都是。大卡车提前都隐蔽在弄堂里面。”
做暗娼的俞欣芝，一年来经常拉不上客人，而且提心吊胆，这一次，“正盘算着趁过节捞上一把，不料把我给了妇女”。这些被的女人比第一批难对付得多。俞回忆，“当天夜里进去千数人，我们大哭大闹。尤其我这样的，干了十几年，又听了许多反宣传，心里是恨极了。”
显然，要取得这些的信任并非一时之功。曹漫之在行动之前，就已经作好了详细的计划：首先，为医治性病；然后施以劳动教育，助其新生；嗣后再分别具体情况，妥善处理。
即便是体检这样的，们一开始也不信任。俞欣芝回忆，“新的又传开了——军队在朝鲜失利，伤兵等着要输血，要抽我们的血。”没过几天，抽血的人真的来了。俞又吵又闹，把瓶子也摔了，最后还是让大夫抽了一管走，抽得很少。她想：“大概得先化验血型什么的吧？”过了半天，大夫和干部一块儿来了。大夫说：“你患有梅毒，从现在起住院治疗”，“我一下子蒙了——原来先来的姐妹的话是真的！是真要救我！”
不只是俞欣芝，第一批被的501人有一半人患有性病，90%的人有心脏病、斑秃癣等疾病，大多数都有。
上海市不惜代价给她们治疗，调配各性病诊所的师生，在教养所安装了医疗设备，需要更复杂处理的病人则被送到附近医院，费用由支付。一则资料称，在抗美援朝的背景下，甚至从解放军那边调拨过来一批紧缺的青霉素。
俞欣芝“抱头痛哭一场，然后住进所的临时住院病房”。然而失去的她和姐妹们，并没有因为治病而放弃。她回忆说，“所吸毒，上来不想哭也流泪。管理干部讲话说‘帮助姐妹们逃出’，我心想：你们把我弄进来了！”
还是1952年，“大概是十月十几号，好几百个把所包围起来了，他们要把我们抢出去。我们在里边也拼命往外冲，和管理干部闹起来了。管理干部有规矩，他们是打不、骂不还口，只是死守住大门，比我们先进所的公娟（公开登记的）已习了快一年的时间了，她们先是帮干部守大门，后来看我们要出人命，就和我们抢菜刀，……后来，外面来了一大批，把抓走了，我们也就没辙了。凡是全怕，旧社会让他们惯了。”
上海市民贺宛男的母亲曾是教养所的分队长，管着56个。小时候，她缠着母亲去教养所看看，但失望地发现，这些在旧小说里貌若天仙的女人有的对着镜子痴痴地照，把头发梳了又梳；有的把窄窄的旗袍硬套在胖墩墩的身子上，扭着难看的；有几个似乎是在谈男人，谈着谈着，竟尖声怪叫起来：“没有男人，闷死我了。”她还亲眼目击，有闹着要出去，达不到目的就上吊，被管理干部救下来。
但对这些管理干部，俞欣芝回忆，“我们是不太怕”，“甚至瞧不起她们”，旧社会笑贫不笑娼，我们看那些女管理干部人人穿个二尺半大褂子，心想：‘男不男女不女的，还不如我呢！’所的所长姓杨，比我大两岁，是个大姑娘；我们私下说：‘就凭她管我们？她见过屁！’”
治病并不能完全消释矛盾，思想的重要手段还是学习，主要是开忆苦会和学政策。俞欣芝说，“忆苦会上，先进来的姐妹带头忆苦，我们后来的也有人忆。我认为忆也白搭，那些脏事谁不知道？苦又怎么样？还不是等着让人家送兵营去当‘共妻’？
而30年后，教养所所长杨洁曾也描述忆苦会的准备过程：我们利用大会她们妓院、这种生活、他们的人。“我们要达到目的，必须有材料，但是我们只知道一些皮毛，不够生动，所以要她们自己来讲。……开会前，我们布置了很多，像‘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当时的气氛很是的，有人叫口号，时，一方面掉泪，一方面气极了。”
为了提高阶级认识，教养所还组织观影。俞欣芝对一部叫《姐姐妹妹站起来》的电影印象深刻。1949年11月，市一举封闭了全市妓院。上海导演陈西禾闻讯后，赴京深入采访收集素材，并很快写出了剧本。拍摄中他大胆起用业余演员，从翻身中挑选老鸨等人的扮演者。电影的情节是，北平近郊农村姑娘大香因家贫生活无着，与母亲一起进城借住于舅妈家，以替人缝洗衣服度日，并得邻居工人尚幼林多方照料，两人渐生恋情。舅妈为贪钱财，马三，把大香骗卖到崔氏夫妇开设的妓院，大香不堪。1949年北平解放后，马三和崔氏夫妇等人被人民。大香等姐妹们终于站了起来，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学政策时，管理干部再三讲外面传的“送东北开山”是，“是要我们成新人，先进来的姐妹也”。病基本好了之后，俞欣芝“开始朝正道上奔了”。所组织她们学文化，同时参加劳动，学机器织袜子。
管理干部的一个绝招，是让早进来的对后来的姐妹的压力，又同时给早进来的一个机会，展示她们被的，这样就形成了相互的制约和激励。
虽然们不能随意离开这个大院，但她们被允许定期与家属见面。后来管理所出台了请假制度。杨洁曾回忆说，“请假是由姐妹小组评审通过让推出去，另一方面也请家里和周围的群众也做好工作，帮我们考察。”正如学者贺萧所言，这样一种制度，依靠的是在国家权威下城市各个阶层被动员起来形成的力量。
“其实，我这样的算是好的，毕竟是苦出身。把窗户纸捅破了，好坏事、好分得清。麻烦的是那些交际花，她们说是‘卖笑不卖身’，其实是假话，骗鬼！她们脑袋里花花事多，人也邪。有个姐妹和管理干部说：‘你去过百乐门吗？吃过大菜吗？’管理人员只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当时就让她下不了台。于是就骂人，砸东西。”
“可这姐妹如今也工作得很好……在人民面前，她不行，差得远呢。”俞也承认的威力，起初她瞧不起杨所长，“事实最后证明她比我们强一百倍”。
贺宛男也回忆说，“后来，我又陆陆续续跟妈妈去过几次教养所，发现这些女人一点一点地在变。她们不再疯疯癫癫地大谈男人，而是满头大汗地织袜、摇毛巾，休息下来，便唱歌，读报。有一次，我亲眼看到一个女人捧着一张大哭起来，原来上刊登着记者采访她转变经过的报道，后来她那失散多年的丈夫按着提供的线索找到了教养所，和她夫妻相会了。”
1953年，教养所开始陆续好的，标准是表现好；疾病痊愈，无；有技术，社会上能接收。家在，在上海没有亲戚的，一般都送交她们的老家，上海有亲人的，被分配到城镇工厂里工作。而第三类无家可归的，由所的一些工作人员陪着，送到甘肃、和新疆的国营农场中。她们中很多人同意去，因为有结婚从良的机会。
“新疆没有女的，大部分人找不到老婆……我们这儿的无家可归，出身找对象也不容易，我们就介绍她们到那里。……自愿报名。1955年到新疆的有500多人。”杨洁曾回忆说。1956年，俞欣芝离开教养所，被劳动局安排到服装厂。
1958年，该所的完成，总计7000多名妇女在这里接受过。自1951年起，在里弄里，新逐渐建立了一套群众积极参与的监督网，与国家相连，使得和老鸨无处安身，更别说重操旧业。
而那些被过的，的意图是把她们安顿在一个安全的家庭关系中，使她们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但是在后来的回忆中，我们能见到的大都是少量所谓“先进”的“今昔对比”，更多的返回社会后的命运如何，则不得而知。
俞欣芝在“那一年”结了婚，丈夫是三轮车工人。俞回忆，“介绍人曾和他讲过我的事，他同意先见见我再说。我这个人是很直的，头一次见面我就说：我旧社会是‘万人妻’，让教育好了；可是总有污点，对不起你。这种事成就成，不成不能。”他说：“以前归以前，现在好就行。”我说：“我现在是先进生产者呢！”一来二去，事就定下来了。临结婚我问过他：“你就不嫌我？”他说：“我这么大岁数能找个人不错了，你得给我生个儿。我们不能绝了后。”我告诉他这可不了，我打过两胎呢。他想了想说：“那也结吧，有感情了。咱俩都是苦人儿呀！”
结婚后的生活很好，他人老实厚道，很疼人。他是去年去世的，女儿差一个月就大学毕业了，他没赶上就走了……我曾问过他：“旧社会你就那么干净？”他脸红了半天说：“踏三轮车的没几个娶得起老婆，有几个钱就走邪道去坏地方呗。”从那之后，我们再也没谈过往事。对，是不堪回首呀！说不定我们是旧相识呢！即使是，也认不得了，新社会把鬼变。“《姐姐妹妹站起来》你们看过吗？是写我们的，很真实的。真可惜，二十多年没演这个电影了”俞欣芝说。
文章由325棋牌提供发布
网友评论 ()条 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