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墓葬图像， 《客使图》人物族属和文化渊源具有一定的叙述功能，对胡服使者的探讨应在此框架中进行，无论是否关乎墓葬图像艺术的纪念性、还原性和美化性功能。
唐章怀太子墓的考古发掘始于1971年7月，1972年2月下旬基本结束。尽管墓内严重被盗，但仍发现大量精美的品，包括五十多组保存完好的彩色壁画。墓道东西两壁各有四组壁画，东壁为《出行图》《客使图》《仪仗图》和《青龙图》。西壁与之对称的是《马球图》《客使图》《仪仗图》和《白虎图》。其中，《马球图》和《客使图》（又称《迎宾图》或《礼宾图》）尤为罕见。
截至目前，《客使图》仅发现这两幅，因西壁《客使图》损毁严重，无法揭取，只留存临摹本。东壁《客使图》便成为目前同类题材唐墓壁画中唯一的一幅，受到学术界长久的关注。
最早的研究者也是该墓葬主要发掘者王仁波。他对东西两壁画面中出现的人物面貌、服饰和体态进行了非常详细的描绘，并结合文献记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东壁除了三名唐朝礼宾官员，由南至北第一人应为东北少数民族使节，第二人应为日本或高丽使节，第三人符合《旧唐书·拂菻传》“风俗，男子剪发，披帔而右袒”的记载，应为东罗马使者。这种说法一直沿用至今。但根据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笔者认为该使者不是东罗马人。
壁画中该人物为秃顶（发际线参差不齐），头发长及颈部，与剪发风俗迥异。最重要的是，该男子所穿服饰翻领胡服与拂菻男服“披而右袒”大不相符。东罗马服饰融合了希腊罗马的传统并受东方的影响，主要特征是镶嵌珠宝，刺绣图案华丽，以丝绸质地为贵，整体风格单一、呆板、僵硬，却又极具奢华与炫目。服饰颜色以紫色为尊贵，是高级阶层的象征，因为紫色染料大多产于腓尼基的椎罗，即所谓的“椎罗紫”。
若仔细观察该男性所穿服饰，他身穿暗红色长袍，长及小腿，腰束带，脚蹬靴，属于胡服系统。参考考古资料中的胡服，差别主要在翻领。按照服饰研究者的分类，胡服（袖、领、前胸和前摆）分有镶边和无镶边，翻领颜色一般与袍服反差较大，有大翻领、小翻领、立领，有的翻领还由绣花或系带花纹布料做成，有的翻领尖上有扣绊。该男性所穿胡服为立领、敞开，这种服饰见于同墓葬、同代或时间上有承袭关系的唐墓壁画、陶俑、石刻图像中，与拜占庭男性服饰差别较大。
除了这些直观外，章怀太子的生活年代——唐朝与东罗马的关系也颇为重要，即这一时期是否有东罗马使者到长安朝贡？东罗马即拜占庭，文献有多种称谓，以拂菻居多。
有关拂菻使者的确载始于唐代。据《旧唐书》《书》《册府元龟》记载，拂菻国曾于贞观十七年（643）、乾封二年（667）、大足元年（701）、景龙二年（708）四次派遣使者来到长安，意欲联络唐朝共同对抗阿拉伯人。但根据进贡的赤玻璃、绿金精、药物、狮子和羚羊等贡品来看，大多属于日常器皿，不可能充当皇室赠礼。有些号称拂菻的使者实际上是拂菻王下属的吐火罗使者，出发地并非君士坦丁堡，而是中亚的吐火罗。有的以景教士名义而来的波斯僧，则来自波斯或中亚地区。
从东罗马方面看，则一直同北方近邻突厥可萨汗国结盟，牵制阿拉伯帝国的兵力，缓解了南部边境的军事危机。拜占庭与突厥结盟既出于丝绸贸易之商业（经济）目的，也出于打击波斯的军事需要。
拜占庭与中国相距遥远，我们无法断定双方是否存在直接的交往，但拜占庭钱币和珠宝确实输入了中国。主要有6世纪和7世纪上半叶的拜占庭金币、固原北周李贤墓和隋李静训墓出土的拜占庭珠宝和戒指及耳环、辽宁北票冯素弗墓和景县封氏墓群以及何家村窖藏出土的玻璃器皿、固原李贤墓和靖远县以及大同北魏窖藏出土的鎏金银器，等等。此外，唐墓壁画和石刻图像中也有罗马—拜占庭系统的器物。
至于线，一说是可能通过波斯帝国进入中国。从这些发现来看，普罗柯比和塞奥发尼斯笔下的从赛林达国偷运蚕卵的传说或许并非空穴来风，尽管我们还无法确定赛林达的具体。另一说则是可能由欧亚草原之经由突厥和粟特人传入中国。
由考古资料佐证，《客使图》中被一直称作东罗马人的使者应该来自其他国家。考虑到章怀太子李贤生活时代唐朝的对外关系，笔者认为可能是粟特地区，或康国。
唐高显庆二年（657），唐大将苏定方等大破西突厥，沙钵罗逃亡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一带）被擒，西突厥，高以其地分置昆陵、蒙池二都护府。唐王朝在与西突厥长期争夺西域权的较量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终于实现了对西域大部分地区的控制，设置安西大都护府，置安西四镇守军，葱岭东西尽入版图，诸国诸部悉列置为唐之羁縻州府，唐之国界已推展至乌浒水域。唐高派遣使者巡行诸国，安抚诸部，设置州县，考察西域之山川地理、风俗民情，高遣使分往康国、吐火罗，访其风俗物产，梦见杀人不见血画图以闻。诏史官撰次，编纂成《西域图志》。显庆三年，以康国为首的昭武九姓粟特人诸国主动表示归附唐王朝，因此成为高此次遣使西域的重点地区。
据《北史·康国传》载，康国人“丈夫剪发，锦袍……人皆深目、高鼻、多髯。善商贾，诸夷交易，多凑其国”。《旧唐书·康国传》对此有更详细的记载：“其人皆深目高鼻，多须髯。丈夫剪发或辫发。”
康国都城撒马尔罕阿夫拉西卜遗址大使厅壁画中就有一位粟特秃头侍者，他引导着突厥使节谒见粟特君主。粟特与突厥关系密切而复杂，它们与东罗马结盟对抗波斯人，喷赤干地区的突厥人称粟特王，操粟特语。而粟特与波斯也有文化（元素）上的渊源关系，粟特还与突厥人长期通婚，可谓复合型文化特征。
因此，胡服使者图像融合了突厥、波斯、粟特等多种文化元素，笔者更倾向于是康国使者。还有一个细节也能说明问题，与新罗使者沉稳文雅、靺鞨使者谈定亲和表情相反，胡服使者在表情、体态和姿势上都显得不老练，似乎也不具备丰富的知识内涵和高超的外交技巧。把他画成秃头显然是有意为之，就是表现康国商业气息很浓的国家特性（或者就是粟特商人充当使者身份），以及生活在重农轻商时代的画家对这种习惯的态度。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在正规严肃的外交场合，其他人都戴帽子，唯独他不但不戴帽子，反而要强化他秃头的原因了。还有一种可能，《客使图》描绘的并非是正式的外交场合，而是鸿胪寺典客署官员与各类胡客交谈——这类在唐长安机构中常见的现象，与《出行图》《马球图》一样，属于很多街景瞬间的“集合照”。
综上所述，胡服使者的族属应放在章怀太子李贤生活及三次埋葬的时代去考虑。第一，作为一种记录历史的形式，帝王使者的场景也是表现较多的题材。比如，波斯、雅典、罗马、亚述、赫梯、苏美尔等在石头上镌刻表现朝贡内容的图像。波斯波利斯“万国门”（也叫“辞西斯门”或者“波斯门”）及撒马尔罕阿夫拉西卜遗址大使厅壁画上的使节图也表现的是同类题材。而自汉代起，墓葬石刻中出现的主客交谈图、胡汉交战图，以及后来的《王会图》《外国图》等具有记录万邦来朝、“阐扬徽烈”的意义。萧绎的《职贡图》、唐阎立德《职贡图》描绘了唐太时期的来朝使者。
第二，胡汉组合的主题一直是中国传统的艺术表现手法。它基于下中外交流过程中胡汉交融的动态发展脉络，出现在很多类载体中，雕塑（各类材质的俑类）、绘画类（壁画、线刻画）、金银玉器及宝石类，也成为古代艺术家娴熟的技术传统，特别是《唐朝名画录》《历代名画记》记载的尉迟乙僧、齐皎、李渐、靳智异等人，皆以善画外国图而驰誉于画坛，尤其阎立本画的外国图水平极高，“尽该毫末，备得人情”，其作品被列为上品。尉迟乙僧“凡画功德人物花鸟皆是外国之物，像非中华之威仪”，其所画外国人物体态“奇形异貌，中华罕继”。而李渐所画蕃人蕃马也是“笔迹气调，古今亡俦”。可见，对外国人的描绘似乎成为包括画家在内的艺术创作者的必备技能。
第三，如果说萧绎《职贡图》（又名《番客入朝图》或《王会图》）中胡人顺序是按照利害关系排列——滑国、波斯、百济等，具有极强的色彩，那么，作为第三次埋葬的章怀太子《客使图》这些外客在先被定性为使节的前提下，采取图像化描绘语言对其族属或国别进行甄别，也得从角度进行分析。命运多舛的雍王（后来的皇太子、废太子）李贤的生活经历乃至命运都被皇室塑造着，也始终被于武则天构筑的轨道中。神龙二年（706），唐中为儿子李重润和女儿李仙惠号墓为陵，乾陵，虽也把李贤迁葬于昭陵，但仍以司徒公和雍王身份安葬。景云二年（711），李贤被追封为章怀太子，与房妃合葬。与前两个陵墓比，其规模、品数量和质量逊色得多。
作为一种墓葬图像，《客使图》人物族属和文化渊源具有一定的叙述功能，对胡服使者的探讨应在此框架中进行，无论是否关乎墓葬图像艺术的纪念性、还原性和美化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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