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历史没有终结 探索永无穷期
,老百姓都盼望政通人和、国泰民安,但似乎总觉得这样的理想离我们还很遥远。在了和国王、弱化了教的后,国家认为找到了达成这个理想的万能钥匙。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认为主义的“历史终结”了,世界只要顺着发达国家的模式走,便一定会康庄大道。但是,近20多年来的事明,这条崎岖曲折,“”在很多国家“水土不服”,甚至闹出很多乱子来。国家到底该怎么治理?到底该怎么贯彻?我们不妨回过头去从老根上看看,考察一下两千多年来国家治理的历程,也许会对我们有所。
一、 雅典和斯巴达是两种典型
雅典被认为是的发源地,确实在历史上辉煌一时,也给后世留下很多宝贵遗产。但如果我们深入看看,便会发现雅典的辉煌其实是很短暂的。古希腊最强大的时候是在马其顿帝国的亚历山大时期,那时,亚历山大大帝实行的可不是什么制,而是君主制。
雅典作为地寡的城邦国家,最辉煌的时候是在白里克里斯执政时期。在他之前的100多年,发生过梭伦的,由于当时的君主很弱,所以便有了贵族们发表自己意见、同君主分权的元老院,所以,这种其实是一种贵族,同平民关系不大,奴隶就更没有发言权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一度发展到了极点。、将军都是在平民中抽签决定的。有人打个比方,说如果雅典要派一个球队外出比赛,球员只能从平民中抽签产生,而不是选拔。到了这么邪乎的地步,能长久吗?
法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在他的《哲学史》中评论说,雅典这一黄金时代“是不稳定的。它在内部和外部都受着内部受着的,外部受着斯巴达的”。
斯巴达是另一个城邦国家,它的民一辈子过着军事化的生活。孩子一生下来就要受部落首领检查,病弱的扔掉,健壮的放到一起抚养、上学,到20岁便正式服军役。可以结婚,但30岁以前必须在“男子之家”里生活。领导大家的是一个长老会议,由30人组成,年龄在60岁以上,从贵族家庭中产生。此外还有5名监察官,实际是抽签决定的。对此,亚里士多德曾评论说:“太幼稚了。”当然,支撑这一切的基础是奴隶的劳动,他们只是会说话的工具而已。
公元前431404年,爆发了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斯巴达赢了,雅典输了。这种结果曾引起许多后世学者的感叹,这两种国家的治理方式哪一种更好呢?有人从雅典看到了今天的雏形,从斯巴达看到了近代的影子。于是人们思考,和是否都应该有个分寸呢?罗素写道:“社会团结与个人,也像科学与教一样,在一切的时期里始终是处于一种冲突状态,或不安的状态。” 怎样才能做到既有社会团结又有个人呢?
在文艺复兴、教和启蒙运动之后,一个“大写的我”傲视和教权,要站起来正正、自在地,这种社会推动了资产阶级,而资产阶级一直强调说,这就是全民的“、平等、”。个人意识的张扬开始具有积极意义,但过了头便会。罗素评论说这种不断加深的主观主义(“我思故我在”便是其表达之一)“起初是作为一种从下要求全盘解放的活动,但它却朝着一种不利于社会健康的个人孤立倾向而稳步前进了”。从这个角度来观照当今世界,人们不禁要对张口“”,闭口“”,动辄别人的的卫表示深深的怀疑,也对今日的困境及中东乱象的产生有了更深一层的思考。
二、 从马基雅维利到托克维尔
15世纪中叶,意大利出了一个被认为是撰写组织第一人的尼科洛马基雅维利。他生逢,一心盼望出一位明君来统一四分五裂的意大利,所以在上失意后埋头写了一本《君主论》,希望哪位明君能利用它实现统一大业。《君主论》的核心观点是:为了上的成功,可以采取一切手段,而不要去管什么不。马基雅维利认为:如果对于维持秩序是必要的,那么“与过分、坐视发生混乱、劫掠、凶杀相比,有些典例则得多”。他的书一问世便引起了极大的争论,甚至被列为。但有的历史学家却认为,他表达的观点其实就是当时意大利的现实。后世有的学者从中看到了的波诡云谲,有的看到了的影子。也有人对照今天的伊拉克,似乎理解为什么有些老百姓会怀念“”萨达姆。纷繁复杂的真不是喊喊“”、“”便可轻松解释的。
马基雅维利死后61年,英国诞生了一位杰出的学者托马斯霍布斯,他也生逢动荡的时期。他最有名的著作是《利维坦》。利维坦是圣经中的一种水生怪兽,霍布斯用它来代表国家。他认为要结束社会的乱象就要使用这头怪兽,在这里他第一次提出了“社会契约”的概念:要想国家安定,人民就应该把交给,从而便有了绝对,可以把众人的意愿都结合进一个“自然”。除非这个最高稳固地建立起来,并且大家都服从它,否则社会的和平绝对不可能实现。他认为最好的形式是君主政体。他强调君主必然要对被者实施,但也指出只有君主有能力臣民时,臣民才服从自己的君主。当时很多人认同他的理论,认为只有这样社会才安定,但近代不少人对绝对表示怀疑,认为这为极权主义找到了理论根据。
在霍布斯去世后33年,法国大名鼎鼎的让雅克卢梭诞生了。他的理论就是他最有名的著作《社会契约论》。当时法国社会极度动荡,只缺少一个爆炸的声音,而他的著作就是这种声音。他的社会契约论同霍布斯不同,认为不应交给君主,而应交给。他写道:“每个把自己的转让给时,他就能从他放弃的一切中获得同等的,获得为他的保存所需要的力量。”在他看来,理想的制度是全体人民的主权。“人民的声音就是的声音”。他反对君主制,但认为通过选举把贵族推上来是最好的,因为他们是最贤明的人。卢梭并没有看到法国大,但参加大的人都把他的书视为“圣经”,相互争斗的各派都说自己代表卢梭的本意。如果他在天有灵,一定会奇怪,在大后乱糟糟的局面中,最后出来安定局面的却是手握枪杆子的拿破仑。者天天喊,结果要由一个中央的者来实际上推进资产阶级,历史同人民开了一个苦涩的玩笑。
在法国大后16年,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出生了。他是法国贵族,26岁时来到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目的是考察未来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的。那时美国已55年了,他看到的现实促使他写了《论美国的》。他赞赏美国的平等(首先是没有国王和贵族),说人们在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之后,会心甘情愿地服从大多数人的决定,不存在和反对的思想。但他也隐隐担心“多数人的”。他还预言,美国将来遇到的问题将“由美国黑人造成”。托克雅尔在书中指出了制度的缺点,例如,记录了美国在录用能力较强者充当人员过程中存在的种种困难,也指出应该对大工业进行某种程度的控制。托克维尔担心的现象后来越来越成为美国的大问题,一直影响至今。
三、对于中国国家治理的
托克维尔去世已156年了,如今美国的政体运转得如何,读一读弗朗西斯福山2014年写的《美国制度的》等著作和文章,便可了解个大概。他在2015年美国《季刊》第一期上又写了题为《为何在全球都表现得如此差劲》的文章,指出眼下的注意力都在思考如何实现“良政”上,这个题目已代替了嚷嚷一阵的迷思。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良政必须有,但却未必带来良政。福山认为,很多新兴国家和已有的国家没能跟上对国家治理能力的要求,反过来引发性的。相反,中国和新加坡等国能够提供高质量服务,这使得它们界各地的声望不断提高。
现在的许多精英仿佛陷入了“”:一方面他们中国和新加坡领导人“”、“”;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承认中国和新加坡创造了奇迹,并表示钦佩。当然,不服气的人还可以安慰:看吧,他们迟早要!
抚今追昔,有什么可以总结和反思的呢?结合人类社会两千多年来的探索,是否可以思考以下几点:
1.国家必须有一个英明、坚强的领导核心。上世纪60年代,我国北方农民说:“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此话很容易被理解为封建家长制,但在现实生活中,难道不就是这样过的吗?如果不这样过,那就天天吵架,甚至分家。一个国家也是这样,如果没有说话算数的领导,那就是一盘散沙。很多人把权威与混为一谈,把领导与混为一谈,其实,任何兴旺发达的国家都必须有权威。大海上航行的轮船必须听船长的,恩格斯说这个例子最好地说明了权威的重要性。中国人民的幸运是在近百年的斗争中形成了一个久经的领导核心,那就是中国。我们对此要十分珍惜,千万不能再落到一盘散沙的悲惨境地里去。看看今天世界各地被搞乱的国家,教训不可谓不。
2.和集中是对立的统一。罗素说:“自从公元前600年直到今天这一全部漫长的发展史上,哲学家们可以分成希望加强社会约束的人与希望放松社会约束的人。”其实,关键是把握好度。
从来就没有什么“纯”,都是相对于集中而言的,或换种说法,就是摆正“社会团结”和“个人”的关系。这是一对矛盾,处理得好就形成相对和谐的局面,处理不好就会发生社会冲突。我们的法宝是集中制,它已显示出强大的威力。毛在1957年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又有纪律又有,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局面。”这是我们努力争取实现的理想状态,时时都应该牢记在心,无论领导和被领导,都要以此对照自己的言行。
3.就是契约,谁也不能违反。若按“社会契约论”的说法,人民与领导签的契约就是,人人都要遵守,而领导更要在实际生活中带头贯彻执行。如果领导可以罢免、接受法律的惩罚;如果人民中有人公然严重违反,有责任用包括在内的一切手段来的权威和,否则就是渎职。
4.任何和法律都是要由人来执行的。我们反对,说的是反对“朕即是法”,反对个人专断。但不能因此人的因素。任何法律都要由人来执行,同一部法律,有些律师可以钻,有些可以轻判或。所以,把什么样的人放在什么位子上来执法,其重要性不亚于起草一部好的。许多国家都有写得相当完备的,但执行不了,形同废纸。
5.选举和选拔相结合推举人才。怎样选好用才?说只有选举才能选出优秀人才。不能否认选举的重要性,它应该是一种主要的途径,但仅靠选举怕未必奏效。《日本时报》网站3月23日发表印度快报报业集团执行总编辑凯文拉弗蒂的文章,题为《美国的全球金融领导力输给了中国》,文章说:“奥巴马再一次证明他的口才不错,但就把事情办成而言,他并不具备头脑。”中国以选举和选拔相结合的办法,重视从基层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中推举优秀人才,这种办法已被实践证明很有效。用对一人,振兴一方;用错一人,万人,对此要千万小心。对于、买官卖官者,应。
6.人的素质取决于文化。“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约瑟夫奈在参观了曲阜孔庙后说:“为什么中国好,可能就是因为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决定了中国发展的道。”中国有5000年的国家治理经验可供后人借鉴,也对外国的好东西从善如流。中国的文化培养君子,君子在位,就相当于柏拉图理想中的“哲学家为王”。中国历代不乏忧国忧民、成仁的志士仁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今天中国人和党外优秀人才代表了这样的脊梁,正在担当中华民族伟大振兴的历史重任。总的来讲,现在人民信得过这样的领导核心,中国人也决不会人民的重托,他们会在客观世界的同时自己,领导中国人民完成自己的伟大历史。
(作者: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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