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面部痣相图解
“王先生，您能和我们合个影吗?”“王先生，这卷锦的颜色好像比照片上的亮一些……”被称作“先生”的王亚蓉身穿绛红旗袍，她并不是一位“先生”。
“先生”称谓是业界对这位74岁的纺织考古学家的尊重。从业40多年来，纺织考古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亚蓉曾为沈从文古代服饰研究做助手，先后参与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陕西寺唐塔地宫、老山汉墓等多处丝织品的现场发掘、清理、、修复工作，是开展古代纺织品实验考古学研究的第一人。
今年国庆期间，因为纪录片《大国工匠》，和墓葬、古丝织制品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王亚蓉开始被普通人了解。日前，在成都举行的中国文物学会纺织文物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学术研讨会上，她亮出了自己最新的复织作品：东周双色几何纹经锦。
如何把一坨“泥糊”复原成流光溢彩的织锦?王亚蓉从采集数据开始，考究各种工艺，最终才复原出来。
色的织锦流光溢彩，黑色的图案如同一匹匹奔跑的猎狗罗列其间……如果没有王亚蓉，这匹看起来雍容华贵的东周织锦可能还是一坨“泥糊”。
2007年，接受国家文物局专家组的委派，王亚蓉带队参加江西靖安东周大墓的纺织品发掘工作，被王亚蓉复原的东周“古丝绸泥糊”就是在这期间发现的。
在《大国工匠》拍摄期间，王亚蓉刚刚开始它的再清理工作。当时，从墓葬出土的东周丝织品已经以一坨“泥糊”的状态，在冰箱里冷藏了9年。再清理工作的第一步，就是把这块包裹在泥糊中的东周丝织物清理出来。
由于包裹丝织物的泥糊很难看出薄厚深浅，为了避免到文物，王亚蓉选择了用羊毫笔来清理，一点点拂过“泥坨”的表面，扫落沉积千年的泥土。一块一尺见方的丝织物，光是清理工作就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在高倍显微镜下，王亚蓉和2600多年前的织锦见面了——这块东周织锦经纬线清晰可见——每厘米排列240根经线，每根线的直径只有零点一毫米。“现代化设备织出的高档布料经线多年前的祖先用手工织机做到了一厘米排列240根。”王亚蓉惊叹。
要复织一匹古丝织物，光有这些数据采集和考察还不够。“不止是织造工艺本身，还需要考究丝织物的染色、锁绣、盘金等各种工艺。”做完这些，才能开始复织实验。王亚蓉要做的，就是根据这些数据，从为丝线染色开始，一次次染色、改装经织机进行织造，直到真正把古丝织物复织完成。
40多年来，王亚蓉几乎经历了中华人民国成立以来所有纺织品大墓的出土发掘工作。由于丝织品最娇气，不好处理，的起取过程，给她的双手留下了难以复原的伤痛。
虽然和精美的织锦打了几十年交道，但是王亚蓉穿上旗袍的时间并不多。大部分的时间，她不是泡在工作室进行复织实验，就是在考古发掘的第一现场。
1974年，王亚蓉作为沈从文的助手，辅助沈从文进行纺织、服饰考古研究。从那个时候开始，她与沈从文的另一个助手、马王堆素纱襌衣的发掘者王予予(音xu)一起，先后参与了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陕西寺唐塔地宫、老山汉墓、江西靖安东周大墓等多处重大考古工作的丝织品现场发掘、清理、和研究工作。
“和青铜器、瓷器等不同，文物修复中，最娇气、最不好处理的就是丝织品。”王亚蓉告诉记者，纺织品文物属于有机蛋白类文物，非常容易遭到腐蚀。因为从墓中出土的丝绸，大多穿在墓主身上，伴随着尸体的水化而被腐蚀，极难保存。“墓葬千千万万，可以说入土时都有丝织品衣物，但是受地理、微生物和尸身水化分解等影响，多数墓葬的丝织品往往一出土会发生褪色甚至粉化。一千座墓葬也难得出一件丝织品。”
由于该墓葬处于南方高湿条件下，每具棺木都浸满了积水。“这在一定程度上了丝织物少受，但是对现场的起取工作却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因为一不小心，就可能把文物当做泥浆清理掉。”王亚蓉回忆，当时现场其他工作人员都没有纺织品起取的经验，她将墓葬附近的一座粮仓临时进行消毒，改为工作室，对发掘出土的纺织品进行起取和应急性。
南方的冬天阴湿寒冷，但为了尽快对出土的纺织品进行清理，王亚蓉带着学生，将纺织品浸入只有2摄氏度的水中，然后用手轻轻拍打水面。“通过振动的水波，把浸入纺织品中的泥沙涤荡出来。”每一次换水，都要经历上百次的拍打。而每清理一片纺织品，都需要换几十次水。
这一场在2摄氏度水中的抢救花费了王亚蓉近两年的时间，自此以后，她的几个手指关节也被盖上了“勋章”：每逢阴天下雨，十指关节疼痛难忍，大拇指已完全无法弯曲。“以前可以弯到这里，现在只能这样竖起。”王亚蓉尽量张开自己的手掌，但手指仍旧微屈。
在发掘抢救过程中，最让王亚蓉心痛的是：离开了古墓稳定的小，丝织品刚出土的瞬间最容易 “见光死”，瞬间化为乌有。所以，研究必须同期开展。
“江陵马山楚墓在棺罩上摆放着一根竹枝，刚出土的时候是碧绿色，不一会儿就变得枯黄，像一片树叶瞬间跨越了夏秋两季，稍微一动就会粉碎。”
因此，在发掘现场，哪怕只发掘到一块指甲盖大小的残片，也能知道它的品种，研究工作也要同期开展：是什么材料，用了什么工艺，在原件中处于什么，有什么功能?在现场做出基本判断之后，还必须立即根据现场状况研究提取方案。“即便是纺织物印在周边泥土的纹样，也是一种。我们会通过文字、图片、影像等手段记录文物出土的样貌，并尽力去保留。”王亚蓉告诉记者，在文物出土现场，哪怕是一点细枝末节的信息，都会对后期的研究有重要的作用。“比如靖安东周的墓葬就出土了一件破损不堪的衣服，是左襟压右襟，这就为古人右衽穿衣的习惯提供了佐证。因此在发现的当时，就要现场记录图像，保留研究。”纺织品文物出土既稀少又困难，王亚蓉却认为，能够保留下来并让认知，它们的价值才能真正体现。因此，王亚蓉的纺织考古，并不仅仅局限于一份份《考古报告》。“我国至少有七千多年的用丝史，因为蚕桑织造和丝绸之而闻名世界，却很少有对丝织品进行著书立传的传统。一直到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才了对中国纺织服饰文化系统研究的序幕。”王亚蓉说，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正式成立了以沈从文为核心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室，自己也和王予予一起，通过对出土丝织物的实物考证，不断丰富中国纺织文物的实物链条，中国丝绸文化的精深。
从1985年开始，在沈从文和王予予的支持下，王亚蓉组织人员对马山楚墓的系列文物进行工艺复原和文物复织，磕磕绊绊历经5年，才解决了对工艺结构的困惑，为刺绣工艺的技法史标上了新的年表。1986年，王亚蓉把马山刺绣文物复织陆续拿给沈从文。“他非常激动地说，如果能够这样一件件积累起来，放在一个屋子里，就是历代服饰博物馆。”
1988年，沈从文去世。作为沈从文的助手，王亚蓉和王予予一起送走了沈从文。1997年，王予予也因病离世。沈从文建立的团队，自此只有王亚蓉一人在纺织考古的上徐徐前行，常年东奔西走。
“沈先生建立的团队就剩下了我，纺织文物不断出现，整年整年无法回家，脏臭又连轴转的工作，除了各地给我派的助手，实在无法找到人。”1991年，在出差途中，王亚蓉突发心肌梗塞。“我并不怕死，但是却怕先生们的工作断在我的手里。”王亚蓉的心脏里装了6个支架，但她仍旧在纺织考古的上前行。
和青铜器、瓷器等考古发掘比起来，纺织品的考古发掘可以说又脏又臭又不容易出。王亚蓉回忆说，1972年，在马王堆汉墓的发掘考古工作中，王予予在三伏天的天气中，一个人与散发着异味的纺织文物长期共处一室。“当时，重量只有49克的素纱襌衣被细致地折叠后放入竹筒中。仅仅为把素纱襌衣揭展开来，王予予先生就花费了七天时间。”
尽管如此，王亚蓉依旧无怨无悔。“考古就是和古人对话的一份工作。从马王堆汉墓二号、三号墓的揭取工作，到陕西寺唐塔地宫丝织文物与宝函的层层提取及释迦牟尼舍利的获取，这些不是谁都可以经历。绝大多数人，可能终其一生，也不可能有这样的经历。”
2003年，王亚蓉在首都博物馆建起了纺织品工作室，开始系统地对年轻团队进行培养。“从东周墓中的朱染双色织锦，马王堆汉墓的素纱襌衣，到唐代寺地宫里的四经绞罗，乃至宋锦明缎，中国丝绸文化瑰丽绚烂，仅凭我一己之力，修复不完，也研究不透。我把给后辈铺好，古代丝织品的辉煌，就指望他们去光复，期待出现更多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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