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案》作者韩方明认为，汉字的简化存在着“因简害义、汉字的艺术美和规律性、不利于文化的历史传承”几大弊端：
“汉字造字有其艺术化和科学化的规律，将愛简化成爱，将廠简化成厂，将親简化成亲，将豊简化成丰等等，就完全失去了汉字的美学价值和其字形结构的科学性。因此民间有流传的顺口溜：‘亲人不见面（親），听话不用耳（聼），丰收没有粮（豊），开关没门板（開関），困也不闭眼’…… 这都是对错误简化的汉字的诟病。”①
“简化字伴随着汉字的产生而发展，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形声构字是主要的构字方法，如果仅从会意字方向去理解汉字，就了汉字构形事实”，“学校教学应依法使用规范汉字……但在中小学经典阅读和书法教育中，会涉及繁体字教育有关内容。”②
确如《答复》所言，汉字简化是一种不可逆的必然趋势，重新推广繁体字并不现实。但《提案》称汉字简化存在诸多弊端，其实也是事实。
1935年，在钱玄同等人的推动下，国民按“述而不作”（使用已通行的字体，不另造字）的，制定了《第一批简体字表》，共324个字。因长戴季陶等人反对，该方案被搁置。③
上世纪50年代，汉字简化再次被提上日程。当时提倡的是“汉语字母化”，汉字简化是“字母化”的一种过渡手段。如吴玉章所言：
“文字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但在实现拼音化以前，首先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的应用。”④
另据回忆，此事与斯大林的提议有关，“斯大林提出汉字太难，是否可以搞一个民族化的拼音方案，不一定按照别国的字母来设计。”⑤
1952年，文字研究委员会成立，确立的文字方向是：（1）研究中国文字拼音化；（2）整理汉字并提出简化方案。后者作为向前者过渡的一种权宜之计。⑥
“我们所要经过长期大力推行的新的文字，应当不是别的，而是拼音文字。正是因为拼音文字在目前不能马上实行，所以我们才进行汉字简化来适应当前的迫切要求。如果简化汉字的方案弄得也要经过长期的大力推行才能收效，那就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了。”⑦
这种“过渡性质”的定位，降低了汉字简化所获得的学术待遇。比如，吴玉章认为，“即使（简化方案）不很理想”，也“不失为过渡时期的一种权宜办法”。这种“权宜”，是当时的文改会们普遍存在的一种典型心态。⑧
1952年下半年，文改会拟出《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第一稿，共收入简体字700个。该稿送审后，反馈回来的是：
曹刚川出事了
“700个不够。要多利用草体，找出简化规律，做出基本形体；汉字数量必须大大减缩，一个字可以代替好几个字。只有从形体上和数量上同时精简，才算得上简化。”
文改会依据“一个字可以代替好几个字”的进行修改，但在具体保留哪些字、废除哪些字这个问题上，很难取得一见，只得先从700个简体字中筛选出338个流行广、争议小的简体字，拟出第二稿。
第二稿送审后被驳回，理由是简化字数量太少——第一稿送审反馈回来的是“700个不够”，第二稿只剩338个，被驳回也是情理中事。随后，文改会又通过简化偏旁、收入行草书写法等手段，拟出了第三稿，将简体字规模扩充至1634个。
1956年1月，《汉字简化方案》正式出台。《方案》确定了515个简体字和54个简化偏旁。该《方案》有两个问题：
（1）收录了大量在民间流传、但未达到“普遍约定俗成”程度的简体字，像币、乡、仅、艺、疗等字，在当时均尚局限于部分行业使用。
（1）新造简体字面貌陌生，语文教学了巨大困难。如“倉”被简化成了“仓”，但方案并没有将“搶”简化成“抢”，于是，学生不但需要学一个全新的简体字“仓”，旧有的繁体字“倉”也不能丢，既增加了学习负担，也显出“倉”字的简化毫无意义。
（2）《方案》带动了民间造字的风潮。有学者评价称：“由于《方案》在简化偏旁的使用范围方面，交代得不够明确，以致各简各的，使汉字的混乱达八年之久。人们不清楚哪些是国家公布的简体字，哪些不是。”
为了纠正这种不便与混乱，1964年又编制了一份新的《简化字总表》。但《总表》却又带来了新的混乱。
这种臆造词，有两大坏处：（1）增加了识字的难度，在当时，只有亲手造它的专家能认得；（2）了汉字固有的体系，经此一番，“贮”、“伫”等字，均已了会意的功能。
再如，復、複、覆三个字，被《总表》一律简化成“复”，结果导致使用者无法区分“复国”一词，到底是指“复兴国家”，还是“倾覆国家”。为解决问题，《总表》只好在给不出任何道理的情况下，打补丁注解道：
如此简化的结果，实际上是增加了文字的辨析难度，相当于给使用者设下了陷阱⑪——再后来，这类因汉字简化而出现的陷阱，果然成了让无数学子头疼的“高考语文知识点”。
所谓“二简字”，即《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所推出的新简体字（《简化字总表》则称“一简字”）。新方案将590个一简字，再度简化为462个二简字(不包括简化偏旁类推出来的391个二简字)。从一简字到二简字，平均每字笔画从13.1笔降低到6.9笔。
与一简字相同，二简字也是行政力量推动的结果。早在1960年，一简字的遗留问题尚未解决，已有要求：
上世纪七十年代，文改会恢复运作，开始尝试从中“广泛搜集群众中流行的简化字”。1975年，文改会整理出111个新简化字，报送审阅，反馈回来的意见是“为什么（只）简化这么一点？”
与一简字不同，二简字主要是人为硬造，为简化而简化。推出之后，即遭到了学界一致的，讥讽其缺胳膊少腿难看至极。1978年，内部通知要求教科书和报刊图书暂停使用二简字。但二简字的命运，与“汉字拼音化”在一起，定性上是后者的“过渡”，故虽有“暂停使用”的内部通知，二简字仍在社会上广泛流传。
1985年，汉字拼音化被彻底放弃，“拉丁化拼音只作为语音符号使用”；随后，1986年，二简字《草案》被废止。但二简字仍在生活中留下了诸多印记，比如，户籍系统中“萧”姓写作“肖”、“阎”姓写作“闫”等，已难更改。同年，国家语委重新下发《简化字总表》，只在1964年《总表》的基础上调整了6个字。⑬
全盘梳理，通过清查汉字的使用频率，圈出现代汉语通用字（包括常用字、不常用但现代汉语必须使用的字），是进行汉字简化工作的基础性工作。做好了这个工作，才能知道哪些汉字亟需简化，哪些汉字没有必要改动；才能进一步有规律、有体系地进行简化。
遗憾的是，1950~1980年代的汉字简化，始终没有做这个基础性的工作。既没有类似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简化汉字的数量也受非学术意见左右而摇摆不定——1952年的第一稿是700字；稍后的第二稿只有338字；第三稿陡增至1634字……
很多常用汉字，比如：餐、藏、貌、翻、臀、蠢、罐、警、……，仍然笔划繁多，没有简化；很多罕用字、冷僻字，比如：糰（团）、糶（粜）、癤（疖）、潷（滗）、籩（笾）、颸（飔）、……又都被简化（括号内是这些字的简化字），收入了1964 年的《简化字总表》当中。
汉字是按照字形、字音和字意三大维度来造字的，没有筛选出通用汉字的范围，会直接导致部分常用汉字被按甲种原则简化处理，另一部分常用汉字却没有得到处理，或者被按照乙种原则处理，进而造成汉字的内部系统，产生不必要的逻辑混乱。
简体汉字，主要有两种来源。一种是按原则类推，将相同的繁体偏旁，一律替换为相同的简体偏旁。一种是采纳民间早已出现的“约定俗成字”，这种办法往往会突破汉字的体例，没有什么规律可言。
受“群众线年代的汉字简化，高度重视后者（70年代的“二简字”，曾直接号召全民参与造字），类推简化的地位非常边缘——中国《简化字总表》第一表收录的352个简化字，大部分属于民间“约定俗成字”。
已在全国范围流行的“约定俗成字”，并非不能用做简化字。但尽量不文字的内在系统，是汉字简化工作的重中之重。大面积采用“约定俗称自”、类推简化的结果，是汉字的内在系统受到，体例上出现了很大的混乱。
比如，很多汉字拥有相同的繁体部件，这些繁体部件，本可按照类推原则，用同一种简体部件替代。但当时并没有这样去做，为了迁就各种地域性的民间书写习惯，原本相同的繁体部件，反被替换成了多种多样的简体部件。
（1）繁体部件“昜”，本可统一简化为一种简体部件。当年搞汉字简化的学者们偏不，他们至少为繁体部件“昜”弄出了三种简体部件，分别是：楊→杨、陽→阳、傷→伤。
（2）繁体部件“登”，本也可以统一简化为一种简体部件。当年搞汉字简化的学者们偏不，他们至少为繁体部件“登”弄出了三种简体部件，分别是：證→证、鄧→邓、燈→灯。另有一些字，繁体部件“登”又根本就不简化（鐙→镫）。
（3）繁体字“盧”被简化成了卢，按照类推原则，瀘→泸、顱→颅，这种操作本来非常好，但不知道为什么，爐和驢，却又被简化成了炉和驴。
首先应该承认，不可能存在面面俱到——既不造新字、也能最大限度减少笔划、同时还完全不汉字固有的造字体系——的完美简化方案。但上述种种弊端，仍是可以避免的。而之所以出现这些弊端，存在着多方面的原。
比如，汉字简化的初始目的，并非是规范字形，而是被定性为“汉字拼音化”的一种过渡。这给参与简化工作的学者造成了一种“即使（简化方案）不很理想”也“不失为过渡时期的一种权宜办法”的普遍心态。
再如，汉字简化的过程中，受到了许多非学术意见的干扰。针对1952年《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第一稿提出的“汉字数量必须大大减缩，一个字可以代替好几个字”的，即未必妥当，甚至可以说是了汉字的演进规律，但却得到了很深的贯彻。
一种成熟的文字，会同时追求“书写的便利”与“表意的准确”。具体到汉字，前者表现在形体的简化，自唐宋而下，汉字在使用过程中自发出现了大量的简体字。后者表现为汉字数量的增加，比如，当“云”字被大量用于“孔子云”、“孟子云”时，古人会另造出了一个新字“雲”，来指代天空中的水汽结合体，以区别于“孔子云”的“云”。将水汽结合体之“雲”，与孔子云之“云”，一概简化为“云”，很容易造成词义上的困扰。
2006年，某学者在央视百家讲坛节目中，谈及“子云笔札君卿舌”，曾错把“子云”解读成了“子曰诗云”。其实，这里的“子云”，是指汉代名人谷永（字子雲），如果不一味追求“一个字代替好几个字”，“子雲笔札”是很难被理解错的。
再如，适和適，在古代不但是两个不同意思的字，连读音也不一样。“适”读kuo，是疾速的意思，“適”读shi，是到哪里去的意思。用“适”来代替古代的“适”（kuo）和“適”，那要分清这些古代名人——南宫适、李适、高适、沈适、赵汝适——究竟是“适”（kuo）还是“適”，就很要命了。
说起“適”，还有一个问题：同样拥有繁体部件“啇”，適→适，“適”被合并到了“适”里，“摘”字却原封不动，没有简化。这种体例混乱，在1964年的《简化字总表》中，比比皆是。⑮
（1）当行的常用字，不适合用作其它字的简体字，否则简转繁时，容易混乱。“里”和“裡”就是一个典型。
（2）古字长期用作特定含义者，也不适合拿来做其它字的简体字。比如，“后”字早期指帝王（后土）、再演变指帝王之妻（后妃），就不应该再拿来做“後”的简体字，因为“先后”未必等同于“先後”，也可能是指“去世了的皇后”。
（3）一个字不适宜同时充当多个字的简体字。比如，“发”同时作为“發”“髮”的简体字，曾导致全中国到处都是“理發店”，周策纵参观伪满时发现，溥仪的“理髮室”也曾被写成“理發室”。给“髮”另外安排一个简体字，并非难事。再如，“干”同时作为“乾”和“幹”的简体字，也很有问题，且不论“天乾”和“天干”的含义难以区分，“干”字变成多音字和多义词，也没有简省使用者的学习成本，相反增加了学习的难度。⑯
需要强调的是：指出汉字简化存在的上述种种缺陷，并不是要否定“汉字简化”，也不是主张恢复使用繁体字——汉字简化是汉语发展的一种必然的趋势；而是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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