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及其周边广大流域，自古以来便是南北争衡、问鼎天下的重要区域。在时期，北方要平定江南、混一宇内，必须突破长江防线；而南方若要偏安江左、进取中原，也必须建立完整稳固、自成体系、攻守兼备的万里江防。长江及其支流，也成为中国古代军事地理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从商周到秦，由于长江流域开发有限，各缺乏利用长江及其支流建立防御体系的能力，因此在很长时间内，长江都不是古代史的主战场。
西汉末年王莽篡政之后，在绿林赤眉起义风起云涌、王莽新朝四分五裂之时，巴蜀地区才在公孙述的统领下建立了“成家”。公孙述趁中原各方征战不休之际，沿长江出三峡，凭借西川险要的地形和水势建立纵深防御，长江的军事防御作用才得到凸显。
东汉王朝建立后，光武帝刘秀得陇望蜀，先后派遣大将岑彭、吴汉率军沿长江西进攻蜀，历尽艰辛才最终取得胜利。但是站在公孙述成家一面，你会发现，凭借巴蜀地区复杂险要的地形，以及长江上游奔腾不息的水势，公孙述便建立起了相对稳固的防线，在很长一段时间抵挡住了平灭隗嚣、底定西北、士气正旺的东汉军队的进攻，甚至让东汉的两员征蜀大将——来歙和岑彭接连命丧刺客之手，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如果公孙述部将李熊、荆邯等人的，趁东汉立足未稳、征战各方之际，以号称天府、兵精粮足的川蜀为分兵两，一向北出汉中定三辅，一沿长江东出三峡而据江陵，“传檄吴楚”，将长江上游防线扩展巩固为北扩汉中、南据荆楚、东到吴越的长江全流域攻防体系，则东汉王朝是否能够一统天下，则是未知之数。
时针再往后拨整整两百年，就来到了东汉末年、三分天下的又一个大时期。《隆中对》里，诸葛亮认为，只要实现“跨有荆益”、北据汉中的态势，便可以益州（巴蜀）为，从荆州、汉中两个方向同时对曹魏发动进攻，从而实现“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的战略目的。
遗憾的是，由于东吴的存在，蜀汉始终无法建立起自巴蜀经荆楚到吴越的长江全流域防线，不仅如此，东吴还以吕蒙、陆逊为将，趁刘备主力平定巴蜀、荆州守将关羽北攻曹魏之际，“白衣渡江”、独霸荆州，并在夷陵之战中大败蜀汉主力，最终让蜀汉出师北伐、“中兴汉室”的希望归于破灭。
可以说，从两汉风云，到三国鼎立，只看到北方“先抑后扬”、各个击破南方的史实，而少有南方建立起稳固战线，能够长期抗击北方的。问题的关键，就在南方是否能够建立起稳固统一、贯穿东西的长江全流域攻防体系。
这个问题到了魏晋时期才有了相对的改变。西晋后，东晋趁黄河流域胡族征战不休、无暇南顾之机，依托长江中游的荆襄汉水、下游地区的两淮一线，初步形成了以长江和中下游各支流为阻隔，京口、历阳、襄阳等沿江重镇为支点、北府西府等精兵强将为战略机动力量的相对稳固的长江防线，终于抵挡住了前秦王朝百万大军的南下侵略，了偏安江左的东晋的稳固。
刘裕平灭桓玄之乱后，向南了孙恩卢循领导的起义，向西平定了巴蜀谯纵的割据，稳定了内部，进一步加强了从巴蜀到两淮的长江全流域攻防体系。在此基础上，刘裕才取得东灭南燕、西灭后秦的北伐成就。
至此，历史用正反两方面事明了这样一个战略原则：对于南方来说，只有建立起连接上下游、涵盖干支流、控制支撑点、志在全攻守的长江流域攻防体系，才有和北方相抗衡的基础，甚至变被动为主动，并取得相当的战略优势。
类似的事情还发生在宋金对抗之际。战争初期，金兵循辽国故事，“搜山检海”，集中兵力追击南逃的宋高赵构。终因江南水网地带不利于骑兵展开，北撤。宋廷喘息甫定，便以主战派大臣张浚为川陕宣抚处置使，加强长江上游和川陕地带防御。
张浚上任之初，部下汪若海就：“天下者，常山蛇势也，秦、蜀为首，东南为尾，中原为脊。今以东南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将图恢复，必在川、陕。”（《宋史纪事本末》）
张浚因此大力任用刘子羽、王彦、曲端、吴玠吴璘兄弟等抗金名将，一时间“诸将帅，悉用武人”。此后，川陕宋军又在名将吴玠带领下，于原、饶凤关、关等战役中大败金军。
正是因为有了川陕宋军的出色表现，才牵制了金军对中游荆襄和下游两淮的进攻，使得镇守长江中游的岳飞从容收复被金军和伪齐占领的重镇襄阳，并将襄阳六郡打造成为中原的前进。而镇守长江下游两淮地区的名将韩世忠以其精锐“背嵬军”击败金军，宋军将领刘锜也在淮西取得顺昌大捷，也稳定了两淮战线。
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南宋沿长江形成了上游川陕、中游荆襄、下游两淮三个彼此又相互策应的战区，川陕吴氏兄弟、荆襄地区的岳飞、两淮地区的韩世忠及其所部，也在战火中锻造成为百战劲旅，成为抵抗金军南下、拱卫南宋的有效屏障。
岳飞在长江两翼战线稳固的基础上，以荆襄六郡为前进，制定了“连结河朔”、北伐中原的战略方针，并相继取得了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的胜利，黄河以北的敌后抗金部队发展到四十万人，使金朝“燕山以南，号令不复行”。
大好形势下，岳飞坚请高北伐。当此之际，如果宋廷审时度势、趁热打铁，令吴璘出四川入汉中，与陕西义军取得联系，进逼长安；令两淮韩世忠、刘琦、张俊诸军沿淮北上，或西援岳飞于河南战场，或东入山东与岳飞互为犄角，则即便不能达到金人、恢复中原的目标，但将防线向北推进至黄河一线，拓展更加充裕的回旋空间还是可以做到的。
但遗憾的是，南宋君臣一方面金人报复，另一方面更加恐惧武将功高震主、尾大不掉，竟然明令诸军不得妄动，同时多次命令岳飞“班师”，放弃已经获得的河南土地。
从此，宋金对峙的前沿，一直固定在长江淮河一线，直到蒙元王朝南下侵宋之际，长江防线依然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战略屏障作用。
公元1234年，蒙古灭金，随即将进攻的矛头对准南宋。战争初期，蒙古依金攻南宋，兵分三，剑指川陕、荆襄、两淮。终因兵力分散、在绵延万里的长江流域无法协同而难于成功。蒙哥即位为蒙古大汗后，集中兵力进攻四川，希望如曹魏、西魏一样取得长江上游之利，顺流而下直取临安。
南宋朝廷任命名将余玠为兵部侍郎、四川宣抚制置使，总领四川防务。余玠到任后，利用四川山势险要、江流其间的特点，采纳当地名士冉氏兄弟，制定了“依山制骑、以点控面”的防御原则，以重庆为中心，在嘉陵江、渠江、涪江、陀江、岷江两岸的悬崖峭壁上修建了钓鱼、多功、苦竹、铁峰城等依山制水、易守难攻的军事要塞，星罗棋布在四川境内，控制水要道，成为一个完整的纵深防御体系。
蒙哥汗带领蒙古铁骑进入四川后，逢山必争、遇城必战，骑兵的远程机动和战略奇袭优势被抵消得一干二净。后来蒙古大军顿兵于坚固的钓鱼城之下，苦战经年，却师老无功，蒙哥汗本人还被城中滚落的飞石砸中，重伤至死。蒙军对南宋的战争这才告一段落。
南宋后，面对举国沦陷、元军四集的不利局面，钓鱼城依然凭借险要地形抵抗。最终，由于弹尽粮绝、屏障尽失，为了钓鱼城的十万军民的生命，在鏖战二百余场、历经三十六年后，钓鱼城守将王立最终选择投降。但这是一次附带着苛刻条件的体面投降：不降旗、不收兵器、不改县志。
忽必烈居然同意了，并且了承诺，将蒙哥屠城的遗嘱抛诸脑后。全体钓鱼城军民在向南宋京城临安的方向拜了三拜，开城投降。
从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迈开侵略扩张步伐，到南宋，蒙古铁骑纵横欧亚非三大洲。所到之处，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凡抵抗者，必遭屠城。而钓鱼城虽然最终也难逃投降的命运，却以实力让屠城者放下了，这不能不让后人肃然起敬。宋元钓鱼城攻防战，也书写了长江全流域攻防体系作战的最精彩华章。
对于长江流域的战略防御设施来说，是否、固若金汤，并非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更关键的是，运用此设施的或军队，能否在正确的防御政策和指导下，最大的发挥其防御和进攻效能，进而有效实现整体战略目标。在这个大问题之下，有这样两个分列问题值得关注。
首先，能否建立沟通连贯、首尾呼应的攻防体系，是实施正确军事攻防方针的有形基础。长江流域西高东低、纵横千里、水网密布，在漫长的战争实践中，形成了上游川蜀、中游荆襄、下游两淮三个作战地域。而依托于此建立军事攻防体系的首要要求，就是其完整性和连贯性。
历代兵家都喜欢将长江及其支流组成的河网体系比作“常山之蛇”，并将上游、中游和下游分别比做“蛇头”、“蛇脊”、“蛇尾”，非巩固“蛇头”、“蛇脊”，不能取高屋建瓴、提纲挈领之势，起整个攻防体系。
晚清的太平运动肇始于广西，但主要战场却集中在两湖至江浙的长江流域。太平军由广西入两湖、沿长江顺流而下，连克武汉、安庆、、南京，到回师西征，一度占领江西、安徽土地。
由于一直没有建立完整清晰的进攻方略，不愿放弃已作为都城的“天京”，加上最高决策层发生的严重内讧，太平军一直在长江中上游的湘军和下游的江南江北大营的前后夹击之下，未能摆脱困局。
战争后期，曾国藩以钦差大臣、两江总督的身份苏、浙、赣、皖四省军务，连同两湖、四川的湘系官员，共同构建起了稳固的长江全流域攻防体系。湘军水并进，东下金陵。
同时，曾国藩以李鸿章率淮军北入江苏，进取苏、常；以左棠率楚军南入浙江，对阵太平军李侍贤部，收复杭州，从中、南、北三个方向对太平压缩包围，并最终攻陷天京，取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
其次，能否实施积极防御、全攻全守的战略战术，是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规模再宏大、结构再坚固、联络再顺畅，军事防御设施也是有形的，被动的。主动的，起关键作用的永远是人。
防御的目的不是偏安，不是苟且，不是在武力之下维持一种“刺刀下的和平”，而是保存自身前提下的进攻，是等待强弱易位后的反转。
元末朱元璋在占据南京后，西灭陈友谅，东灭张士诚，再平蜀地明玉珍，携长江流域丰富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全力北伐，最终将元朝者赶回草原，在恢复汉家王朝的同时，也创造了南方割据建立全国统一的唯一成功范例。刘姓女孩名字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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