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社科委托项目（2010JD03） 中南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人文社科杰出青年人才专项资助项目“翻译本体研究”
霍姆斯与图里建立的描写翻译学理论,将翻译置于历史文化背景下进行研究,不仅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范围,也为典籍英译的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从历时性角度考察典籍英译,全面客观地描述不同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同一原著的不同译本、的策略以及影响翻译过程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等翻译现象,能够促使我们对翻译有更深的理解和正确的定位。自1905年第一部《孙子兵法》英译本问世至今,百余年间共出现三十余种译本。按历史阶段对《孙子兵法》的重要及优秀译本进行分析,总结各阶段译本的主要共性,探讨影响翻译的社会文化历史因素及译本产生的影响,是运用描写翻译学理论对典籍英译进行研究的积极尝试
摘要：霍姆斯与图里建立的描写翻译学理论，将翻译置于历史文化背景下进行研究，不仅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范围，也为典籍英译的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从历时性角度考察典籍英译，全面客观地描述不同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同一原著的不同译本、的策略以及影响翻译过程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等翻译现象，能够促使我们对翻译有更深的理解和正确的定位。自 1905年第一部《孙子兵法》英译本问世至今，百余年间共出现三十余种译本。按历史阶段对《孙子兵法》的重要及优秀译本进行分析，总结各阶段译本的主要共性，探讨影响翻译的社会文化历史因素及译本产生的影响，是运用描写翻译学理论对典籍英译进行研究的积极尝试。
霍姆斯(J.Holmes)于1972年提出了翻译学的理论框架，把翻译学分为纯理论研究和应用翻译研究。纯理论研究又分为描写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图里( G.Toury)对霍姆斯的翻译学框架进行了阐释，认为描写翻译研究是翻译作为一门学科的关键。描写翻译学主张原著不是翻译过程中唯一的中心，翻译是一个众多变量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读者、社会历史文化等诸多因素都对翻译有着重大的影响。因此该理论主张采用描写研究的方法来探讨翻译现象及功能。具体而言，以现实的翻译现象(包括翻译行为与翻译作品)为研究对象，通过客观描写与分析，探究的翻译目的和翻译策略，探讨译本在译入语文化中的作用和地位，并归纳出特定历史时期与文化系统中制约与影响翻译的因素。翻译描写可从共时性与历时性两个视角展开，其中历时性描写适用于研究同一原著在不同时期产生的多个译本。跨越百年，有33种英译本的《孙子兵法》英译历程，很适合采用历时性描写方法来研究。
问世2500年来，《孙子兵法》界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被为最富哲的兵法，其思想已超越单纯的军事领域，深入到、外交、经营管理、体育竞技等各个方面。《孙子兵法》被译成多国文字，界各地广为，并掀起了全球的“孙子热”。本文试图将百余年间出现的33种《孙子兵法》英译本，根据历史阶段进行划分，探寻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意图，并总结各个阶段译本的共性，归纳出翻译策略选择及其变迁。全面客观地描写《孙子兵法》英译历程，将有助于我们真正了解这部伟大兵书英译事业的重大意义。
这一时期产生了两种英译本：1905年卡尔斯罗普(E.F.Calthrop)的译本(1908年修改后再版)与1910年翟林奈(Lionel Giles)的译本。卡尔斯罗普是一位当时在日本学习的英国上尉，最初他选用的底本是日文“十三中文底本进行重译，新增吴起兵法，并附加了较详细的英文索引。英国汉学家翟林奈卡氏译本，认为其“不能处理孙子兵法中各式各样的难题……这个译本不仅有严重错误……而且省略也比比皆是，难译的章节还被有意曲解或一带而过[1](xxviii)”。因此在1910年，翟林奈选择清代孙星衍的《孙子十家注》作为底本，重译了《孙子兵法》。其译本是汉英对照，基本遵循中文版式并分段编号。与注释同页编排，注释紧跟之后。翟林奈还逐一介绍了各位注家，为读者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知识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其严谨通顺，行文流畅，富有韵律，至今仍为经典之作，对孙子思想界的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以上两个译本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由于身份不同，所以翻译目的不一。卡尔斯罗普在重译本序言中指出，他对这部兵法的关注跟“最近的战争”(1904—1905年日俄战争)有关[2](233)。日俄海战中，日本海军司令东乡平八郎随身携带《孙子兵法》，他在布阵和实战中借鉴了孙子“以逸待劳，以饱待饥”的作战思想。开战前日本战舰就集结于作战海域，组织演习，最终将远渡重洋、疲惫不堪的俄军舰队一举歼灭。卡尔斯罗普看到了日本人灵活应用《孙子兵法》的效果，因此有意将该书介绍给英国军方。而翟林奈是位汉学家，他出生于中国，受其父亲汉学家翟理思(Herbert A.Giles)的影响，对中国文化兴趣浓厚，具有扎实的汉学功底与严谨的治学态度。1900年在大英博物馆东方印本与写本图书部就职，负责管理东方书刊与手稿。他对卡尔斯罗普译本的质量非常不满，遂决定重译。他翻译《孙子兵法》并非受到战争历史背景的影响，完全是出于个人兴趣。
这一时期生六种英译本。二战期间，马切尔•科克斯(E.Machell-Cox)与萨德勒(A.L.Sadler)各译了一个版本，但由于译得仓促，且随意调换章节，所以质量不高，发行量也不大[3](182)。郑麐在 1945年出版了中国人的第一个英译本：《兵法——约公元前 510年成书的军事指南》，不过因为“郑麐对英文知之不多，所以其译本没有太大价值”[3](182)。1963年，出版了葛振先(Chen-Sien Ko)翻译的《孙子兵法》中英文对照本。同年，美国准将塞缪尔·格里菲思(Samuel Griffith)也出版了一部英译本。该书风靡，当年就被列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中国代表翻译丛书，此后多次再版，曾连续100多周成为亚马逊网站上榜畅销书，并取代了翟本在整个世界的权威地位。1969年，出版了唐子长编译的《孙子重编：中英对照本》。该译本与葛振先译本境遇相似，发行量有限。
本阶段具有鲜明的实用主义特点，有的英译本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翻译目的在于指导当时军事界对战略战术的调整。二战后局部战争不断升级，在复杂的国际中，军事理论和实践出自身局限性。一贯强调要在武器装备和兵力数量上占据优势，不太重视谋划与灵活运用战略战术。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朝鲜战争中被技术装备处于劣势的中朝军队，60年代又越南战争的泥沼，这表明“以力取胜”的作战原则归于失败。格里菲思致力于寻求对付游击战与小规模战争的“正确作战方针”，他曾仔细研究的游击战理论，并认为其理论来源就是《孙子兵法》。他的译本从军事战略的高度很好地诠释了孙子思想，论述了孙子战争观，并讨论了《孙子兵法》与思想的关系，而在翻译策略上具有明显的归化倾向。
1972年，尼克松访华并签订了《中美联合公报》，中美间文化交流也随之加强。这一阶段的四种英译本均在美国出版。1983年，詹姆斯·克拉维尔(James Clavell)编订再版了翟林奈的译本。1987年，陶汉章将军所著、袁士槟教授英译的《孙子兵法概论》得以出版。1988年，R.L.Wing和托马斯·克里利(Thomas Cleary)的译本也先后出版。
本阶段《孙子兵法》英译现象具有两个特点：①翻译目的从上一阶段的军事研究转变为普及中国文化与古代哲学思想。上世纪80年代，《孙子兵法》开始成为美国流行文化的一部分。克拉维尔认为：“孙子思想对我们的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战争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和平。”[4](7)其译本基本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虽然他是以翟林奈译本为底本，但删去了大量汉字与注释，并加了自己的评注。其注释多从人文角度出发，着重于的通俗性，使得读者更易于接受。克里利则是一位东亚语言文化哲学博士，此前他翻译了大量与佛教著作。他特别强调这部军事论著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文主义内涵”[5](viii)，并将《孙子兵法》与思想联系起来探讨。这是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研究的一种新尝试，说明学者不仅重视《孙子兵法》的军事价值，也关注其哲学价值。②中国人自己出版了高质量的《孙子兵法》英译本，并且采用异化法来诠释这部中华典籍。袁士槟教授英译的《孙子兵法概论》曾被列为80年代最畅销的军事理论书籍之一。
上世纪80年代末，世界日益关注中国文化，对中华古典文化的解读、研究与应用逐步得到发展。《孙子兵法》的精辟与基本原则被广泛采用，取得了巨大成就。短短20年间，共出现21种英译本，它们各具特色，异彩纷呈。
1972年，西汉简本《孙子》从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1993年，美国汉学家安乐哲(Roger T.Ames)以它为底本，出版了《孙子兵法：第一个含有银雀山新发现竹简本的英译本》。该译本完善了通行本的，并补充翻译了新竹简本中未见于通行本的部分。安乐哲还详尽讨论了《孙子兵法》的历史背景以及该书与其他中华军事和哲学著作的关系，并试图解释中人生观的差异性。
1993年，拉尔夫·索耶尔(Ralph D.Sawyer)出版了《武经七书》英译本——《古代中国的七部军事经典》，其中包括了《孙子兵法》。该译本着重于军事策略的应用研究，广泛探讨了从商朝到战国时期的战争模式、战略战术等内容。值得一提的是，索耶尔参考了大学李零教授与中国军事科学院吴如嵩教授新发表的研究。该译本注释将近百页，资料详实；另外还提供一百页左右的历史相关信息，不足之处则是中误译稍多。
1999年，加里·加葛里亚蒂(Gary Gagliardi)出版了《兵法：孙子之言》。他花费25年的时间认真研读《孙子兵法》及先前所有英译本之后，才开始动手翻译。加葛里亚蒂追求准确地理解《孙子兵法》原文中的每一个汉字。他先将汉字逐字译为英文，然后再逐句进行英译。该译本采用汉英左右对照的排版，便于读者完整掌握字句的确切含义。其流畅，加注极少。这种一丝不苟的翻译态度以及异化的翻译策略，说明学者越来越重视《孙子兵法》的原文本内涵，希望做到真正深刻地理解原著。该译本被视为指导其他亚洲语言著作英译的范本，2003年获得“出版商多元文化非小说类图书”，此后多次再版。
2002年，曾与导师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s)共同翻译过《红楼梦》的英国著名汉学家约翰·闵福德(John Minford)也出版了一部《孙子兵法》英译本。其译本字句精练、阐意完整，体现出其深厚的中华文化功底。同年，美国丹马翻译小组(Denma translation group)出版了另一部英译本。他们对《孙子兵法》的研究历时10年，其译本特点突出：丹马翻译小组选择典型的异化翻译策略，使得在形式上极为接近原文。它文笔简洁，读者初读起来有些晦涩，在汉字与英文之间貌似留有一一对照的痕迹，并且不在正文中加注解释。其文体介乎诗歌与散文之间，目的是尽量保留原文本的风貌，朗读起来颇具中文的韵律感。作者在序言中表示，希望读者在反复中，将声形意都印入脑海，体会原文的优美绵长[6](xx)。虽然正文显得有些过于精练稀疏，但丹马翻译小组在后补充了许多材料，包括3篇评论，并就文本意义与历史时代、中世界观逐一展开讨论。此外，他们还在后将注释汇总，用长达100页的篇幅来逐句解释。他们着重强调哲学思想，而非实用性意义，并专门设立了相关网站。在英译过程中，他们不时将部分原文与自己的提供出来，邀请全世界的个人研究者参与讨论，给出，并对自己最后的翻译选择做出阐释。这样充分调动了英语读者的积极性，有利于群策群力地深入挖掘原文本的意义。
2007年，汉学家维克多·默尔(Victor H.Mair)出版了新的《孙子兵法》英译本。该译本也尝试保留原著的最初结构以及文本格式，深入探讨了思想与孙子哲学之间的紧密联系，并就“如何让古典时期的文本在当今时代被广泛接受”这一问题展开了详细讨论。
第四阶段中，有不少华人为《孙子兵法》界的普及作出积极的贡献。例如学者罗顺德(1991)、中国翻译家林戊荪(1994)、新加坡学者黄昭虎(Chow-Hou Wee，2003)等。他们为读者提供了各具特色、更为接近中华文化内涵的英译本。此外，我们尚未详细讨论的还包括：斯蒂芬·考夫曼(Stephen F.Kaufman，1996)、托马斯黄与孙子研究网的编辑们等。
总结起来，本阶段《孙子兵法》的英译现象呈现出多元化、度、多层次的特征。具体来说，有以下特点：①精心选择原文版本，希望更深入地掌握与挖掘最新的权威文献史料。例如安乐哲与加葛里亚蒂等均选择银雀山简本作为底本，而索耶尔则从《武经七书》入手。们选择新的原著底本，从文献学角度进一步丰富了《孙子兵法》的英译研究。②们吸收了国内外孙子兵法研究的新，用于指导英译研究。例如索耶尔参考了吴如嵩教授的研究，而林戊荪先生也是在吴教授的中译本基础上完成英译工作的。③大多数逐渐认识到了中国古籍文化的艺术价值与不朽魅力，其翻译不再为了迎合英语读者，一味采用归化策略。而是追求让保留原文风貌，并通过撰写大量评论、注释、附录予以补偿。这样既详尽介绍了相关历史背景、人物故事、提供了必要的文化信息，又凸显出中华文化特性。④华人学者开展了大量《孙子兵法》的英译工作，并日益获得世界的认可，这样既了中国传统文化，又避免了文化失真。例如黄昭虎先生的英译本在亚马逊网店就很是畅销。⑤许多借助研究孙子兵法的专业网站来调动读者阅读和讨论的积极性，这同样促进了专业研究的深入开展。例如Denma翻译小组一方面凝聚了多名的辛勤努力，另一方面也汇聚了许多读者的智慧与见解。
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孙子兵法》英译本的全面历时性描写，我们描绘出《孙子兵法》在英语世界的大致面貌。这一历程跨越105年，涵盖33个译本，其发展脉络可以概括为下表所示的6个方面(参见表1)。
表1显示，百余年来因为不同时代的各自身份有所不同，翻译目的与策略选择也有差异，这使得《孙子兵法》英译本呈现出逐步变迁、日渐繁荣的景象。在这一漫长演变过程中，社会历史文化因素的变化，导致了的文化立场发生转变，使得新译本除了准确体现其军事哲学思想之外，还越来越能表现出中华文化的艺术魅力。
本文对跨越百年、拥有33种译本的《孙子兵法》英译历程进行了全面的历时性描写，并概括出该过程的发展脉络。此项研究得出以下五点结论：①霍姆斯与图里建立起来的描写翻译学理论，为我们的中华古籍英译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从历时性角度来考察翻译现象，将会更为全面与客观，可以避免传统译学研究中的片面化，也不会忽视主体性的发挥。②《孙子兵法》英译历程的描写性研究表明，中国与英美文化交流过程中，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下，的翻译意图与翻译策略会逐步演变，所以呈现出多姿多彩的译本。③随着历史文化条件的变迁，对待中华古籍文化的态度也有所转变，日益尊重中华文化，翻译过程中也致力于体现出中华文化的独特意象。④华人积极地中华文化，可以更好地避免文化失真。⑤网络时代中，建立专门的学术网站有利于更好地向世界推介中华古籍。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科委托项目(2010JD03)；中南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人文社科杰出青年人才专项资助项目“翻译本体研究”
作者简介：屠国元(1964−)，男，浙江宁波人，中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吴莎(1976−)，女，湖南长沙人，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梦见小男孩拉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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