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转折前后中美苏“大三角”中的：因势而动

　　原标题：历史转折前后中美苏“大三角”中的：因势而动自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虽然中美两国在一些领域展开了合作，但双方合作的基础很不牢固，到1975年，中美关系陷入踟蹰不前的境地。但是，随着美国和苏联国力的消长，世界格局及美苏关系均发生重大变化，愈来愈呈现出一种“苏攻美守”的战略态势。这使美苏各自的对华政策发生明显分野：处“守”势的美国认为，为了扭转在与苏联竞争中所处的不利局面，美国需要进一步改善中美关系；处“攻”势的苏联则继续其以往的对华政策：一面继续向中国、军事等方面的强大压力，一面竭力防止中美结成反苏的战略联盟。

　　在此背景下，“战略三角”的基本态势是：美苏争夺加剧，中苏继续对立，中美则出现了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历史机遇。

　　（一）历史转折的实现与对“战略三角”的基本评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的战略决策，从而实现了党和国家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经过这次全会，形成了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此后，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坚定不移地推进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成为最为重视的一个中心问题。为此，他明确指出：“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文选》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 208—209页。）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确保这一“千秋大业”，却有两个不得不通盘考虑的重要因素：一是安全因素。难以设想，在其时中苏对立、苏军压境的情况下，中国能够集中精力搞现代化建设。因此，这一因素主要涉及对苏外交。二是经济因素。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资金、技术和市场等便成为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而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又被认为是中国商品出口的潜在重要市场和所需资金、技术的主要来源地。因此，这一因素主要涉及对美外交。

　　在历史转折前后，基于对上述两个因素的评估，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比较一致的认识：要中国的，就必须坚定地构筑反对苏联霸权主义扩张的“一条线”；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搞，必须改善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关系。对此，这样总结：“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不是假话，是真话。”（《文选》第2卷，第 241页。）“我们对自己有的估计，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同世界合作。更重要的是，在上对付超级大国，我们更需要合作。 ”（《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年版，第 287页。）

　　（二）对美外交：“最重要的是不要错过机会”

　　整个20世纪70年代，美苏关系并没有出现美国所期待的那种“缓和”局面。到 20世纪 70年代末，随着苏联把战略触角逐步伸向中东、南亚等地，美国国内开始越来越倾向于认为，苏联因美国的“缓和”政策得了利，美国则吃了亏。在此背景下，为稳定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形势，并扩展其在第三世界的影响，美国感到有必要尽快改善对华关系。为此，卡特总统甚至公开宣布：“我们认为美中关系是我们全球政策中的一个中心因素。”（《冷战时期中国的对外关系》，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第 189页。）

　　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新动向。在他看来，随着美苏争夺加剧，美国为平衡其全球利益，开始调整其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而这种调整，是美国现实的战略需要，这就决定了中美关系存在着向前继续发展以至最终建交的历史机遇。对正承受着苏联巨大压力、刚刚起步的中国而言，这无疑是一个重大利好。为此，在对美外交上，明确提出了“最重要的是不要错过机会”（《年谱（1975—1997）》（上），第 441页。）的指导思想，并为此进行了两方面努力：

　　一方面，抓住美国奉行对苏“缓和”却出现不利的被动局面，向美方反复强调中美两国在全球战略利益上是有共同点的。为此，他在苏联“更具冒险性”的同时，又直言美国“单靠自己对付不了苏联”（《年谱（1975—1997）》（上），第 205页。)。他美方：中美关系要从“战略上考虑”，不能从“策略上考虑”，“不要把中国当作一张牌来使用”。(《年谱（1975—1997）》（上），第 618页。)

　　另一方面，在对美外交中，在强调“不要错过机会”的同时，牢牢抓住“斗争”的一手，以斗争促合作。利用美国国内不断出现的要求改善对华关系的有利，他紧紧围绕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症结——问题，在坚定表达中方原则立场的同时，反复做美国方面的工作，以推进中美关系发展。他说：“中国人不解决问题会死不瞑目的。”(《年谱（1975—1997）》（上），第 328页。)他强调：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是问题；问题是主权问题，主权问题是没有谈判余地的，因此不要搞外交手法；在这个问题上就是“断交、撤军、废约”。同时，还针对美国中那些认为“中国很弱很穷，装备又落后，所以中国无足轻重”、“中国现在有求于美国，美国无求于中国”的观点进行了。他指出：“中国尽管穷和弱，但需要中国自己做的事情，中国是敢于面对现实的。所以，对中国界中的地位发生错误判断的人，起码不会有一个正确的国际战略”；“中国是很穷，但有一个长处，就是中国本身的能力比较强，还有就是穷日子过惯了。……以为中国有求于人的判断，会产生错误的决策。”(《文选》第 2卷，第376、377页。)

　　经过努力，1978年 7月中美建交谈判启动。六个月后，中美正式建交。这意味着，虽然在问题上依然分歧严重，但是这些分歧并没有妨碍中美两国在反对苏联扩张这一共同战略利益上取得共识，并寻求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