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图书馆“掌管中国历史”的老太太

　　在英国,吴芳思(FrancesWood)是知名的汉学家、历史学家。她曾在大英图书馆中文部工作近40年,负责保管、整理中国典藏,其中最珍贵的莫过于那1.4万件敦煌经卷,这大概是全世界所有敦煌经卷数量的三分之一。这个年近70岁的老太太因此也被人称为英国“掌管中国历史的人”

　　吴芳思的家很好找,门前有一小片竹林,门头挂着一条红纸做的游龙——这在伦敦市中心的富人区伊斯灵顿显得颇有些特立独行。

　　竹子是林语堂的女儿住在伦敦时从家里拿来的,龙是吴芳思儿子的属相。69岁的吴芳思延续着她和中国40多年的。

　　在英国,吴芳思是知名的汉学家、历史学家。她曾在大英图书馆中文部工作近40年,负责保管、整理中国典藏,其中最珍贵的莫过于那1.4万件敦煌经卷,这大概是全世界所有敦煌经卷数量的三分之一。这个年近70岁的老太太因此也被人称为英国“掌管中国历史的人”。

　　她怀疑秦始皇的真实性,质疑马可·波罗是否真的到过中国,认为孔子在礼仪方面太挑剔,反对“有组织的教”,从大英图书馆中文部主任退休后第一天就炮轰图书馆过于商业化、官僚化

　　退休后的吴芳思独居,她的家比想象的要“寒酸”。沙发、桌椅都旧了,厨房里杂物堆得满满的,小客厅四壁全是书,白天不开灯就显得昏暗压抑。

　　她喜欢猫,书架上除了各种木头玩具外,还摆着好几只从中国买回来的瓷猫。采访中,一只常来她家的猫也按时到访。吴芳思摸着它的脑袋,介绍这只被她用邻居家小男孩的名字命名的流浪猫。

　　她怀疑秦始皇的真实性,认为中国第一个的贡献被大大低估；她质疑自己在中国生活17年的马可·波罗是否真的到过中国,一个是《马可·波罗游记》中并没有提到喝茶、筷子、缠足和长城等事物；她坦言自己不喜欢孔子,认为这位儒教的在礼仪方面太挑剔；她反对“有组织的教”,认为教与隔阂是历史上无数重大冲突的源头；她曾担任大英图书馆中文部主任,是图书馆任职时间最长、位阶最高的职员之一,但却在退休后的第一天,就在上炮轰图书馆过于商业化、官僚化。吴芳思一直在呼吁人们对那些习以为常的说法、理论再看看、再想想。

　　“用‘挑战者’这个词形容我似乎有点重了。”吴芳思说,“但我确实是希望人们不要害怕对历史和现实问题重新思考,他们不一定非要同意我的观点,但我希望他们可以重新审视他们自己的观点。”

　　近两个小时的采访,吴芳思给人的感觉是,爱扮鬼脸,有点调皮,语速很快,句句斩钉截铁,总让人觉得,她的内心还是个小姑娘。追溯她的众多“挑战”行为,也许正来源于当年那个爱瞒着老师、往口袋里藏东西的小姑娘。

　　幼儿园时的吴芳思总是在午餐时偷偷把不爱吃的羊肝藏在口袋里,用她自己的话说,那是在“安安静静地老师”。后来稍大一些,别的小姑娘在学校都选择学吹笛子,吴芳思却选了少有人选的双簧。“当你的选择和别人不同时,你就得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这也许也为她之后选择学当时少有人学的中文埋下了伏笔。

　　“中国人对英国文学的了解比英国人对中国文学的了解要多得多。”吴芳思觉得,自己有责任把中国文学介绍给英国人

　　吴芳思从小爱读书,这和她后来展现出的语言天赋一样,都是受父母的影响。她父亲在大学读书时的专业是中世纪法语《圣经》研究,毕业后以法语专家的身份进入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工作,是编排图书目录的好手；母亲是个中语老师,“喜欢干活儿,整天闲不下来”。

　　在吴芳思的记忆里,父亲很聪明,常有人跟不上他敏捷的思维。他是个坚定的无教者,这导致吴芳思后来对教也没有特别的热爱。她认为“有组织的教”会让人变得盲目、让人行为受限、会导致教与,这一观点也许正是发端于此。后来吴芳思在大英图书馆保管中国佛教经卷时,曾和一个日本老师学习冥想,但也没有成功,因为她“没办法什么也不想”。

　　吴芳思认为,有些中国人虽然教,但不墨守成规、不。“中国人说,在办公室里是儒教,退休后是,这就是不于某种‘有组织的教’。”她说。

　　吴芳思从小数学不好,也不喜欢体育,只是爱读书,说那是她的“终极热情”。她记忆里,11岁以前常去家附近伦敦海格特的一家旧书店淘书、买书,回家看完了,就再卖给书店,买更多的书。

　　吴芳思说,回想起来,父母在各个年龄段将“正确的书”推荐给了她。十几岁时,她爱读英国作家高斯的《父与子》,会去伦敦书展上找童书作家安东尼·巴克里奇签名。甚至直到现在,她还喜欢读巴克里奇的书。

　　对书的热爱影响到了吴芳思后来的择业。大学毕业后,她本想进博物馆,“天天和器物相处”,但后来大英图书馆邀请她去,她欣然接受:“大英图书馆里有那么多古书旧书,所以也可以算博物馆吧。”

　　直到今天,吴芳思丝毫不隐藏她对书的喜爱。每当提到她写过的书,她都会起身去书房拿来,赠送给来访者。吴芳思退休后仍笔耕不辍,“甚至比上班时还忙”。

　　她即将在英国出版的就是一本名为《中国那些伟大的书》的“书之书”。在此书中,她将向读者介绍60本她眼中的中国好书:《诗经》《浮生六记》《小二黑结婚》《毛语录》《干校六记》……

　　吴芳思觉得,中国人对英国文学的了解比英国人对中国文学的了解要多得多。她记得一次在上海坐出租车时,司机在读《福尔摩斯》,“看了又看,书都翻烂了”。吴芳思觉得,自己有责任把中国文学介绍给英国人。

　　上世纪60年代末,正是“衰落”“英国病”“冷战”等主题英国大学校园,大学生们都在忙着参加,而学中文的吴芳思整天学习发音、词汇、语法

　　回想自己的一生,吴芳思说,也许她做得最“有挑战性”的事就是选择学中文,这个“决定一生的命运”的选择,也始终让她测试你的古代身份感到庆幸。

　　因为父母的影响,吴芳思从小就掌握了法语和西班牙语,她在上中学时想选择一门“越难越好、越不同越好”的外语,并最终有些“出人意料”地选择了中文,并一直到了大学。

　　当时的英国,开设中文课程的大学只有、剑桥等4所,只有两名中文老师,吴芳思因此选择进入剑桥。“学中文学得非常努力,整天都在学。”吴芳思回忆大学的生活。

　　上世纪60年代末,正是“衰落”“英国病”“冷战”等主题英国大学校园,大学生们都在忙着参加,而学中文的吴芳思整天学习发音、词汇、语法,根本没时间顾这些。

　　偶尔闲暇,吴芳思喜欢给她的室友烧饭,常常搞些创新,比如试试中东菜,用羊肉丸子烩虾仁,用植物染料给米饭染色。她喜欢研究中国考古,爱抚摸中国的小陶器,摹画的花纹。她的大学论文题目是《从商代以前的陶器看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的关系》。

　　当时的剑桥是英国汉学家的大本营之一,吴芳思沉浸在浓浓的学术氛围中。她记得,那些给她上过课的汉学家各有特色:后来《剑桥中国秦汉史》主编、英国人鲁惟一喜欢感叹“现在的年轻人不学希腊语”；荷兰人龙彼得非常不喜欢学生在论文中使用太多“某某主义”这样的大词；还有从赶来给他们开系列的《红楼梦》大卫·霍克斯,他曾经说过一句话让吴芳思到现在也常常玩味:“研究中国,难就难在要区分真实历史与虚构故事,因为常常‘历史讲成了故事,故事写成了历史’”。

　　“当时长安街半夜还有羊群走过；人们的收入相差无几,几乎没什么差距”,40年后回想在中国“”时的经历,头发花白的吴芳思更多的是强调,当时所见所闻让她进一步确定了自己对中国的热爱

　　第一次是1971年,祖母去世后给大学刚毕业的吴芳思留下250镑。她因为有这笔钱,再加上会说中文,于是被允许参加了开始后到中国的第一批英国“青年代表团”,和“一些非常‘左’的英国学生”同行,在中国待了一个月。

　　在中国,代表团没有去参观名胜古迹或博物馆,而是去了刚刚的“人工天河”红旗渠和让中国人骄傲的拖拉机制造厂,去采访赤脚医生。因为对建筑感兴趣,吴芳思还在一个村子和木匠聊了很久,研究他们的工具和技法。

　　吴芳思回忆:“当时并没有意识到的存在。”她认同著有《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李约瑟用“还好”来描述那时的中国。吴芳思后来写道:“能在乡村道上漫步,看一看长在碧绿稻田里的青翠荷叶、骑在水牛背上的牧童、呱呱叫的鸭子、仿佛从中国画里走出来的穿蓑衣的老农,也不失为一桩乐事。”

　　吴芳思再去中国已是1975年。期间,中国与交流很少,当时学习中文好比是学一门“死语言”。为了到中国练中文,吴芳思和其他8个英国学生一同参加了英国文化委员会的留学交换项目,在大学学习一年。作为交换生来到英国的中国留学生以“学英语、闹”为,却见到了和描述中大相径庭的英国。而28岁的吴芳思则发现,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让她进一步确定了自己对中国的热爱。

　　那时的生活条件仍然艰苦。“洗澡只有一个淋浴头,还得和20个朝鲜女学生合用。”但在吴芳思眼中,与中国和她上次到这里时见到的一样,还是有一层挥之不去的浪漫色彩。她喜欢中国人对不同颜色的命名——“绯红”“杏黄”“酱紫”,喜欢中国人把猫头鹰称为“猫头鹰”,这些命名在她看来,简直是“好到难以置信的描述”。

　　在末期的,吴芳思发现大街上已经没有什么冲突了,但“树上的喇叭里不时传来宣传,这种宣传只有在播放又一位老家逝世的消息时才会中断。”但吴芳思隐约感到,“似乎会要有改变”。

　　吴芳思在回英国后所著的《在手榴弹:我在中》一书中写道,自己和同班的中国学生一样,有半年时间在工厂里,跟制造火车头的工人们在一起；或在农田里,向农民学习如何捆白菜、挖防空洞；在泥水里,学习如何插秧……其余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教室里度过的:每个星期六上午,有两个小时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等必修课；体育课上,要练太极剑、推铅球和手榴弹投弹训练……

　　40年后回想在中国的那段经历,头发已经花白的吴芳思除了讲述那场外,更多的是强调她对的喜爱:当时长安街半夜还有羊群走过……

　　“有时候,你轻轻抖动这些纸页,听到那迷人的声响,就像是听见历史的声音。”吴芳思在大英图书馆最主要的工作是带领她的团队完成了这7000份完整经卷和7000份残卷的整理、归档及部分电子化

　　就在吴芳思离开中国后一年,她所预感到的“改变”终于来了。结束,这给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专家去研究机构学习的机会,回到大英图书馆工作的吴芳思也继续有机会和中国人接触。

　　那时,大英图书馆已经开始了对敦煌经卷的研究。100多年前,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莫高窟用14块马蹄银换走了这批在洞窟密室中偶然发现的经卷,从此它们就成了大英图书馆里的珍宝。经卷记述的内容从前秦到南宋,涉及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极为珍贵。国学大师陈寅恪曾感叹:“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谈到敦煌经卷,吴芳思的话明显多了起来。她总说自己很幸运,能在过去几十年里天天守护这些宝贝。吴芳思在大英图书馆最主要的工作是带领她的团队完成了这7000份完整经卷和7000份残卷的整理、归档及部分电子化,这让她很自豪。

　　“打开它们需要极其小心。”吴芳思说,“有时候,你轻轻抖动这些纸页,听到那迷人的声响,就像是听见历史的声音。”

　　吴芳思向来对纸张很着迷。她管理的图书馆藏品中就有世界上现存最早有纪年的雕版印刷书籍、1100多岁的《金刚经》以及1634年印制的《十竹斋书画谱》等珍品。敦煌经卷中,最早的纸张诞生于约公元400年,那之后1000多年,欧洲人才造出第一张纸。

　　敦煌经卷中,除外,还有税单、合约等文件,通过它们,吴芳思看到中国一千多年前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让她对敦煌这个位于丝绸之南北分界点、将这条东方贸易之推向辉煌的重要城市一往情深。

　　吴芳思在她的《丝绸之:亚洲中心的两千年》一书中,详尽描绘了丝绸之5000年来的兴衰,追溯这条人笔下浪漫又的道。几个世纪以来,人就对丝绸之有极大的兴趣,的那头就是神秘的中国,那是茶叶与丝绸的故乡,散发着浓郁的异域气息。

　　吴芳思主动谈到经卷的归还问题,表示如果能这些经卷能得到悉心并向所有人,她自己不会舍不得归还。“我为拥有过保管它们的感到自豪,但如果一个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觉得这些经卷只属于他自己,这是件的事”

　　吴芳思认为,即使是在朝发夕至的今天,“去中国”在一些人的心目中还是一项成就与,“就像他们去的是月球”。中国独特、遥远、浪漫,与如此不同,一方面吸引人,另一方面又显得无法穿透。“今天,我也不认为对中国的了解与过去相比进步很多。”吴芳思说。

　　她反感那些仅仅因为两国意识形态不同就盲目中国问题的英国人,认为他们应该想想北那些年不停发生的爆炸,看看自己的状况如何；她鼓励人不要因为汉字拉丁字母文字就先入为主地认为中文难学,她认为学者更应通过学习汉语了解中国。

　　吴芳思曾邀请多位中国敦煌学专家来英国共同研究敦煌经卷,并负责他们的饮食起居,对他们关怀备至。她说,当年斯坦因去敦煌时,他的助手就是一个识字、但不懂的,正是他与不认识汉字、但却多少知道一些词句的斯坦因合作,才让敦煌经卷得以重见天日。

　　“某种意义上说,从发现敦煌经卷时起,中国人就在与外国人合作吧。”吴芳思说。她同意把斯坦因称为“”,只不过是一个“愿意和其他人分享这些经卷的”。

　　吴芳思主动谈到经卷的归还问题,表示如果能这些经卷能得到悉心并向所有人,她自己不会舍不得归还。“我为拥有过保管它们的感到自豪,但如果一个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觉得这些经卷只属于他自己,这是件的事。”

　　在那本《中国的魅力:趋之若鹜的作家与收藏家》中,吴芳思挑选出大量关于中国的精彩记述,用人的小说、回忆录、随笔等追寻了那些和她自己一样,“仿佛是中国造就”的人:探险家赫定和斯坦因、作家毛姆和安·布里奇、艺术鉴赏家阿克逊和韦尔奇、记者弗莱明……

　　吴芳思说过:“理解与共情让你成为半个中国人。”当被问到她是否已经是半个中国人的时候,吴芳思说:“可能不到半个吧,我还应该学更多的中文。”但过了一会儿,在英国“脱欧”中选择“留欧”的她又调皮地补充道:“但‘脱欧’后,我又算多少英国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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