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观中，“时势造英雄”的论断一直广为沿用。所以，我们看到的正统史书，大多为英雄人物的列传和时势中的英雄人物。至于历史的边缘人物，即使对历史进程起过较为关键的作用，也很难窥其身影。
以中国的近代史为例，从1840年到1949年之间，就有三个至关重要的历史节点，分别为戊戌变法、辛亥和五四运动。在这些历史的转弯处，我们很容易记住康有为、梁启超以及戊戌六君子、孙中山、陈独秀通过史书看他们在历史的长河中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关键时刻，他们或力挽狂澜于不倒，或用文化的利器引领时代发展的方向。
但是，深究这些重要的关头，也容易看到本被该铭记的，却被遗忘了，本该被深刻记忆的，却只是瞥见了浮光掠影。
1898年昙花一现归于失败的戊戌变法，让“戊戌六君子”谭嗣同、杨锐、杨深秀、康广仁、林旭、刘光第成为的，为今人广泛铭记。但多少人知道，六君子本该是七君子？
菜市口的虽利，仍有的关键力量余生。这个人就是徐致靖。从功绩而言，他保荐了戊戌变法的关键人物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从慈禧判定的而言，史料记载徐致靖是“斩立决”名单上的第一位，位于六君子之前。只是因为后来李鸿章的紧急斡旋，徐致靖才捡回了一条命。但在六君子的名号之下，他的历史功绩显然被冲淡了。
辛亥让人记住了孙中山，却冷落了宋教仁，尽管他也被冠之以中华的缔造者之一的名号。但史书的篇幅，似乎仍然与他本该得到的笔墨不相调衬。这在彼时的时人眼里也是如此认为。
章太炎认为孙中山只是“元老之才”，宋教仁才是组建内阁之上上之选。蔡元培也认为宋教仁是革新的力量。身为当时的宋教仁，将自己之责任诠释为在朝则组责任内阁，在野则监督，这种现代国家的组织方式和，渐趋成型。在宋的主导下，夺得了多数席位，履政也指日可待。但是，锋芒毕露的宋教仁，招致了保皇一派的深深嫉恨，于1923年被暗杀。
可以说，宋教仁于辛亥的功绩，当时无人可代。遗憾的是今之众人，知宋教仁之名者尚算多也，但其功绩，却罕有人记得详细。
光有的没有文化的变革不足以推动全社会的运动，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具有独特的地位。陈独秀、鲁迅，胡适，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之一。但显然，今人认知的胡适，只是一个片面的人物，精华与糟粕未分，贡献与成绩未明。教科书上看到的，是众所周知的是广被的“问题与主义”的论调。近年来，很多学者将胡适与鲁迅进行对比分析，充分肯定了胡适对于新文化运动的贡献，认为他的《文学改良刍议》堪与《阿Q正传》相媲美，对中国数千年的旧文化秩序居功至伟。
徐致靖、宋教仁和胡适，当然不是三个历史节点的最为首要的人物，但从今天回望历史，他们无疑都对历史的向前发展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用历史假设的观点来说：如果没有徐致靖，戊戌变法即使发生，也会比戊戌年来得要晚一些；如果没有宋教仁，全民讨袁是否会“万众一心”尚存疑虑；如果没有胡适，新文化运动的成效我们更不敢假定。
学者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的叙述中认为，往往当时当地的客观所限，很难令人真正看清时局的动向与成因，所以他提倡一种纵横的历史观点，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分析关键事件的来龙去脉。
众所周知，真正的历史应该是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应该是深刻的，而不是浅显的；应该是在历史长河的角度来评判他们的贡献，而不是囿于一时一地来简单认定。测试你前世怎么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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