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副教务长包弼德：中国的发展需要中国学者的智慧

　　包弼德(Peter K. Bol)，美国著名中国思想史研究学者。1982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1985年起任哈佛大学副教授、教授、教授，19972002年任东亚语言文明系主任，现任哈佛大学副教务长、地理分析中心主任等职。他致力于唐宋思想史研究，出版著作多部，其代表作《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This Culture of Ours”: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及《历史上的理学》(Neo-Confucianism in History)均被译成中文出版。后者还为他赢得了哈佛大学2009年度卡波特(Walter Channing Cabot Fellow)。2015年，包弼德获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年度荣誉地理学家称号。

　　历史学家出身的哈佛大学教授包弼德，不仅是一位著名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专家，而且在数字化教育方面也作出了出色的贡献。作为负责教学创新的副教务长，他在推广地理分析的教学与研究，以及在线教学方面的令人瞩目。2005年，他在哈佛大学发起全校范围的讨论，最终创办哈佛大学地理分析中心(Harvard Center for Geographic Analysis)并出任首届主任。他主持哈佛大型在线公开课项目(HarvardX)，并担任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The China Historical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CHGIS)项目主任以及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The 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CBDB)项目主任等职。

　　那么，身为教授的他，如何理育、理解慕课(MOOC，大规模的在线课程)？作为历史学家，他又如何理解中国文化、理解差别？在教授、学者、学校领导这几个角色之间，又如何切换自如、如何平衡？近日，中国社会科学报驻记者就这些问题，与包弼德教授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

　　《中国社会科学报》：网上有一首流传甚广的用《两只老虎》旋律改编的“中国历史朝代歌”，在哈佛大学中国课(ChinaX)视频中，您和柯伟林(William Kirby)教授同时出镜，吟唱这首被网友认为“最萌”的朝代歌，用中国话来说这就是“寓教于乐”，这是不是也是你们最初的想法？

　　包弼德：(大笑)哈哈。中国有那么多的历史朝代，如何记忆确实是件比较头疼的事。我们希望能找到一个让学生迅速记住这些历史朝代的方法。在我们看来，唱歌是个非常好的记忆法。《两只老虎》是首朗朗上口、旋律简单的童谣，虽然我们的歌词中没有包括中国所有的历史朝代，但是主要的都包括进去了，而且歌词也是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来编写的。

　　哈佛中国课是最早进行数字化教学的课程之一。具体来说，中国课的主要教学内容基于哈佛大学的一门中国通史课程，但在制作中融入了教育学里的一些基本教学理论，比如我们把较长的教学内容分解成小块的单元，每一个单元是7分钟左右的视频，每一两个单元的视频后都会有测验，这样的教学方法对学生来说很有效。我们在中也借助了不少多工具，比如地图、影音视频、图片、艺术品等，当然我们也有很多小测验。

　　《中国社会科学报》：慕课这个词的正式提出是在2008年。2012年同时涌现出Coursera、Udacity以及edX等慕课平台，因此2012年也被称为“慕课之年”。哈佛大学也在该年度推出其大型在线公开课程HarvardX。在您看来，哈佛大学参与慕课的意义是什么？

　　包弼德：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为推广慕课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为创办这个平台投入了很多钱。这个平台可供全世界的用户免费使用，学堂在线用的就是这个平台。现在edX已经有85个全球合作伙伴。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希望通过这样的努力让在线教育更容易、更好。

　　哈佛为什么决定要做这件事？首先我们要问：“领先于世界”意味着什么？相对于全世界那么多有资格上哈佛的优秀学生，最终能进入哈习的只是很少一部分人。作为教育机构，哈佛大学营利的，所以对我们是免税的。我们需要回馈社会，作为世界一流大学，我们能做的就是为人类“文明”作出贡献。

　　另外，通过慕课我们可以和全世界的用户分享哈佛的课程资源。这有什么意义呢？可以这样来看，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了冲突、、民族主义以及，我们能为这个世界作出的最好的贡献，就是让每个人都有学习的机会。我们认为现代领导力的培养应该基于“学习”。有人认为我们应该只美国的价值观，我觉得这是个非常愚蠢的想法。我们要给学生介绍全世界的价值观和文化。去年，迈克普鸣(Michael Puett) 教授所开设的“中国古典伦理和理论”课程，在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课程中排名第二，选修的学生近700人。显然哈佛的学生对中国的价值观很感兴趣。作为教育者，我们不应该学生学什么。相反，我们要让每个人都获得学习的机会。

　　包弼德：HarvardX一开始有约20万用户注册，到2014年即超过100万，目前为止大概已有200万遍布全球的注册用户。根据20142015年度的统计，来自美国本土的用户约58万，其他国家的注册学生约142万，可以说约70%的用户来自美国之外的国家和地区。

　　包弼德：来自中国的用户并没有我们想象的多。相比之下，印度的用户比较多，约有14万，而中国的只有4万多。

　　包弼德：课堂教育是有“容量”的，也就是说，一门课仅限于让一定数量的学生来加入；而在线教育则允许很多人共享。但后者需要学生有自律性，而前者相对来说则不同，父母为你付了钱，你就得坐那儿，如果表现不好，就得走人。在某种程度上，课堂教育帮助学生自律。所以，这也是为什么70%的HarvardX注册学生都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背景，因为他们年龄稍长，知道如何自律。

　　《中国社会科学报》：2005年，您创办了地理分析中心。据说为此您曾发起全校范围的辩论，请谈谈当时的情况。

　　包弼德：由于我从2000年开始就参与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项目的建设，意识到地理信息系统对研究的重要性，而当时我发现哈佛在地理分析研究方面并未投入很多资源。为此，我们在全校范围发起了一场讨论，一场关于哈佛应该在鼓励地理分析研究方面做些什么的讨论。我们成立了一个由各院系员工所组成的委员会，定期开会探讨。最终，我们赢得了校方的支持，投入了几百万美元，成立了“地理分析中心”。我也因此被任命为这个中心的主任。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谈谈您主持的两个数据库，尤其是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如何为研究人员或者说用户提供帮助。

　　包弼德：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是和复旦大学合作的项目。这个项目的主要目的，是为用户创建一个从秦始皇时期到辛亥时期的历史地理信息数据库。地理信息系统(GIS)可以说是借助于地图对数据进行的一种可视化展示。历史记录中总会提到地名，地名会告诉你人们是从哪里来的、事件是在哪里发生的，等等。通过地名这个基本的地理信息，你可以进行人口研究、人事制度研究(官员)、教研究，等等。这就是该系统的基本方。用户也可以加入自己的数据作空间分析和专题制图，或按自己的兴趣建立特定的模型。

　　《中国社会科学报》：除此之外，您还负责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这个数据库的突出特点又是什么？

　　包弼德：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是和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以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合作进行的项目。CBDB不是一个简单的搜索引擎或者，而是一个“关系性数据库”。这个数据库允许用户通过历史人物生活记录中的很多不同方面来了解他们，从而进行相关领域的研究。

　　用户可以通过输入人名、地名、官衔以及亲属关系、婚姻关系等来查询，查询的结果以表格显示。这些信息不只是提供一般性，而且还可以提供统计分析以及空间分析。研究者可以根据这些数据寻找变量，进行分析研究，比如通过人物的书信往来，研究其社会关系；通过某个时期进士出生地的空间信息，研究进士的分布变迁等。

　　目前数据库已收录37万个人物的传记资料，主要出自7世纪至19世纪。现在正致力于增录更多明清人物的传记资料。这些信息对免费。

　　《中国社会科学报》：除了致力于推动教学、研究数字化外，您的专业是中国思想史研究。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中国问题的？

　　包弼德：在高中时代我就开始对中国感兴趣了。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1/5，地理疆域也很大。虽然那个时候美国和中国还未正式建交，但是当时作为一个学生，我已经意识到，如果美国要界发挥领导作用，那么就需要了解中国，认识到中国是个大国很重要。而要了解一个国家，首先就要去学它的语言。所以，当我发现有个学习中文的暑期活动后，就去参加了。之后，我在荷兰莱顿大学学习汉语言文学以及历史。再后来，我进入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的博士项目学习，获得了博士学位。

　　其实最初我的主要兴趣并不是中国历史，而是政策研究。但是当时我念大学的时候，中国“”刚开始不久。对于历史，我也一直有兴趣，随着我对中国历史了解的加深，兴趣也逐渐加深。作为一个17岁的学生，我花了很多时间来读书和学习，阅读了大量的古文，以及中国历史、文学、哲学、制度、社会等方面的书籍。开始专注中国思想史是我到学习《》和《五经》之后。在的学习让我发现了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业内评论认为，您撰写的《历史上的理学》没有拘泥于哲学探索，而是将理学置于更广阔的社会历史发展背景中进行分析。

　　包弼德：我对宋代的道动感兴趣，这个运动由于地方士人的关系，尤其在东南地区影响广泛。后来也被称之为宋学。有种观点认为理学封建社会，但是在我看来，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理学不只是一种哲学思想，它同时也是一种观点。理学家们站在的立场上对社会以及提出质疑。我们从一开始就可以看到，当理学在士人中的时候，朝廷便开始寻求和他们合作，但是合作从来都没有成功过。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也就是理学的立场。

　　第二点，理学是关于“学”的理论。在许多人看来，儒学的核心是要求人们的行为举止遵循“三纲五常”。但在我看来，理学并不是这样的学说。它的核心是一个学习、认知的理论，它强调人们要有自己作出判断的能力。

　　第三点，许多人认为理学是一种“内化”(internalization)理论，但是我认为理学强调的是人们有能力了解自己，有能力告诉自己什么是正确的。也就是说，作为个体的人，自身就已经具备了作出判断的基础。我在书中谈到“理学也是一种社会运动”，并解释它作为社会运动是如何的。

　　包弼德：儒学的种类很多。对于那些认为儒学思想是一个持续的、一成不变的概念的观点，我很难赞成。理学是高于、强调个人责任的理论，它认为每个个体拥有作出判断的基本能力，这些是人的天性，是与生俱来的。

　　包弼德：在我看来，从方的角度，中国的史学家和美国的史学家没有什么不同。但如果问我，中国史学家和美国经济学家谁和我的研究方法更相近，我的回答肯定是前者。当然，虽然研究方法相同，但是我们关注的研究议题可能会有差别。我面对的是美国当下的社会、和文化语境，显然我们所关注的问题有可能会和中国学者不一样，中国学者可能会非常关注本土的问题。但是，他们所关注的一些问题我们同样也会关注。

　　包弼德：我认为没什么不同。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假设，认为中国人和美国人是“截然相反”的。其实，所谓的“截然相反”只是我们的主观想象。有的美国学生对现实经验感兴趣，有的则对理论感兴趣；有的对发现问题感兴趣，有的则没有兴趣去发现问题。我想中国学生也是一样的。

　　不过，有一点不同是，中美之间当下不同的教育政策对其学生可能产生不同的影响。中国的教育更强调“事实性知识”，三四十年前的美国可能也是这样，现在则没有之前那么强调。但这也不见得就是好事。美国的每个州都很，地方政策也不一样，说不定10年后又会发生变化，如何变化取决于政策的制定。

　　包弼德：中国学无疑是个非常重要的学科，我们也在努力促进这个学科的发展。我认为，欧美学界一个很重要的进步，就是越来越多的学者觉得不能不去中国进行实地学习和考察，我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包弼德：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知识的作用，另一个是他们的思想及其价值。为什么人们会关心思想的价值？在我看来，人们在现实世界的行动中需要作出判断，而这些判断是建立在他们所学、所知的东西之上的。如果你想了解为什么中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迁，我们就需要了解人们是如何思考的。知识为了界定思想价值和观念而彼此争论，都希望告诉人们应该如何思考、如何理解世界以及如何看待和应对问题。所以，知识的一部分作用是影响认知、影响教育、影响价值观。但是我们会发现，思想家们并不是总能达成共识，中国历史上就出现过几次大的思想论争时期，比如，战国、魏晋、北宋、明末清初，当然还有20世纪。要注意到，这些时期也正是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两者(思想辩论和社会发生巨大变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正是历史让人着迷之处。

　　中国的发展需要中国学者的智慧。中国学者自己应该去判断“中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的价值。对我而言，我想要了解他们的看法、他们的选择。当然，中国有很多不同的思想理论，我希望能了解他们是如何思考、如何讨论的。

　　包弼德：我认为中国当代非常吸引人，从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南方谈话，到市场经济兴起和全球化所引发的关于人文的思考等，都有人关注。90年代中国学界开始认真反思学术的意义，探讨学术的目的到底是影响社会和，还是“为学术而学术”，这也是很有意思的讨论。之后出现的主义与“新”的辩论，关于如何寻找中国发展模式的讨论，关于社会主义与现代化之关系的讨论，关于民族主义、新主义以及儒学传统的讨论等，都常值得关注的现象。

　　我尤其想说的是，中国现在明确表示，中国的未来应该建立在对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继承上，这是一个很新的提法。即使在1978年，中国也还没有意识到，对于寻找中国的未来方向而言，了解中国的过去有多么重要。现在，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解释这两者的关系。过去对于未来是一种肯定关系吗？也就是说，中国的未来可以依托历史而发展吗？我非常期待听到中国学者对这个问题的讨论。

　　我知道现在也有很多关于所谓“儒教复兴”的讨论。许多学者认为，随着历史的发展，儒学的内涵也在发生变化。有些学者则认为，未来的儒学思想虽然不一定和过去的思想一致，但还是应该有一定的传承关系。我是同意前者的。中国学者如何就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并最终决定怎么做，都是很重要的问题。

　　包弼德：在学校，主要有三个小组负责向我汇报。一个是哈佛大型在线个左右兼职人员。另一个是数据分析小组，主要研究如何提供更好的教学，包括课堂和在线教育两个方面。这个组的有10人左右，他们是数据科学家，用不同的方案来测试，以寻求更好的教学方法。第三个小组是哈佛教学方案策划组(HILT)，其通过集合和比较不同院系的专长，为全校提供教学方案。因为哈佛大学有一半是本科生，所以为他们设计更好的教学方案也是我们的工作。

　　包弼德：是的，我需要协调不同院系。在哈佛，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财政资源，由于这种的传统，我们需要付出特别的努力去协调。但是对于某些情况，基础之上的合作反而会更有效。当人们认为有些目标值得去合作争取，协调就不会很难。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是个教授，需要讲课，还要做自己的研究，同时还是学校的副教务长，您会不会太忙？如何平衡这几个角色？

　　包弼德：努力工作。学生排第一，因为学生是未来，特别是博士研究生们，他们的研究关乎下一代的学术发展，所以，帮助他们进行研究排在首位。其次是教学，教授本科生中国历史知识很重要。我的研究也重要，但行政管理工作是我的责任。相比较之下，我自己的研究工作要作些。

　　包弼德：首先要努力为哈佛大型在线公开课增加新的课程。数据研究组现在由很有才干的人负责，进展顺利。我个人准备完成一本关于中国地方文化历史变迁的书，以浙江金华为案例，探讨地方社会变迁对国家层面文化形成的影响。另外，我也在计划写一本关于中国15世纪下半叶思想发展趋势的书。（《中国社会科学报》驻记者 冯黛梅）

　　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