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古代中国商会的历史轨迹上2015年3月29日星期日

　　+文/罗三洋

　　秦始皇的扩张政策有别于以往的历代秦王：秦始皇通过大力扶持工商业，为东方六民描绘了一个无比美好的“秦国梦”——发财快，来秦国；保值增值，来秦国；有了秦半两，万事不用愁！

　　在国退民进的唐朝，商人可以享受免税、贸易、利息浮动等各种经商的优惠待遇，这在当时世界各主要经济体中可谓独一无二。结果，中国工商业在很短的时间内有了空前的大发展，造就了无与伦比的“贞观之治”与“开元之治”。

　　唐朝初年，两个来自巴比伦地区的商业民族进入了唐朝境内，他们的商会可能了唐太创建中国商会。

　　（一）

　　早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中国与欧洲的“丝绸之”便见雏形

　　中国人自古善于经商。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司马迁就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虞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的故事。看来虞舜不仅是位农夫，更积极参与工商业，甚至还是一位建筑商或开发商，以出色的建筑质量和雄厚的财力赢得了帝尧的青睐，被后者选为女婿和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中国之始。

　　进入夏商时期以后，中国的商品交换变得日益频繁。在二里头、三星堆、盘龙城、殷墟等遗址里，都可以看到来自东亚各地，甚至远至中亚和南亚的文物，它们显然不都是战利品，而主要是贸易交换所得。由于铜矿与锡矿分布相去甚远，以铜锡合金为主的夏商青铜器本身，即是这种大规模商贸活动的。据古籍和甲骨文记载，商族的祖先王亥就善于经商，并在一次买卖牲畜的商业旅行中因故丧命，牲畜也被抢走。王亥之子上甲微替父报仇，使商国成为一方霸主，上甲微也被后人尊为殷商先公之首。

　　周灭商以后，在打击商朝的之风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伤及了工商业，导致西周青铜器的品质较商朝青铜器有了明显的退步。但是在另一方面，西周却大开外贸之门，从《穆天子传》等古籍、和田玉等出土文物来看，当时西周与中亚(包括今新疆、青海地区)已经有了规模较大的贸易，这是西周经济较商朝进步的地方。古希腊中东方的“金羊毛”故事似乎告诉我们，中国与欧洲之间的“丝绸之”可能早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便有了雏形。

　　西周的给中国大部分地区带来了动荡，同时也使中国的文化和经济影响力得以扩大。公元前6世纪的墓葬中出土过中国丝绸，证明西北草原上的丝绸之在春秋初年就已经开通。春秋时期出现了首批姓名见于史册的职业商人，如齐国人管仲、郑国人弦高、卫国人子贡、楚国人范蠡、鲁国人猗顿等，他们普遍与有联系，甚至频繁地在官员和商人两种身份之间。到了战国时期，由于铁器和牛耕技术的普及，人口增长，工商业规模扩大，青铜货币的普及更标志着物物交换被货币经济所取代，商人的规模呈进一步增长之势，地处中原、交通便捷的周、郑及三晋的经商之风尤盛，涌现出白圭、郭纵、吕不韦等大商人。可是，最终结束诸侯割据局面的，却是商业原本并不算发达的秦国。

　　（二）

　　秦朝是中国商人社会地位最高的朝代，秦始皇是中国古代最支持民营企业的

　　自司马迁起，史学家一般都把秦国的崛起归功于商鞅变法，只有少数几人对此持反对意见，苏东坡就是其中之一。在《司马迁二大罪》文中，苏东坡指出：“秦固天下之强国，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为声色畋游之所败，虽微商鞅，有不富强乎？”苏东坡的意见虽看似偏颇，却有一定道理。对比商鞅的《商君书》和此后秦国的制度，可知商鞅的许多主张并未被秦国采纳，在经济领域尤其如此。

　　在《商君书》中，商鞅表现出对商业的高度，并提出了许多对商业的措施，例如：“使商无得籴……无裕利，则商怯；商怯，则欲农……废逆旅，则奸伪、躁心、私交、疑农之民不行，逆旅之民无所于食，则必农……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然则商贾少……商贾少，则上不费粟……以商之口数使商，令之厮、舆、徒、重者必当名，则农逸而商劳。农逸，则良田不荒；商劳，则去来赍送之礼无通于百县……粟生而金死，粟死而金生。本物贱，事者众，买者少，农困而奸劝，其兵弱，国必削至亡……金一两生于境内，粟十二石死于境外；粟十二石生于境内，金一两死于境外。国好生金于境内，则金粟两死，仓府两虚，国弱；国好生粟于境内，则金粟两生，仓府两实，国强。”照商鞅的这些主张，秦国应该严格商人的经营范围，国内所有的私营旅馆，大幅提高营业税，增加商人的徭役义务，金属货币流通，从而最大程度地降低秦国境内的商人数目。可以说，商鞅是中国商人最的敌人。幸好，由于商鞅谋反被杀，他的这些、落后的经济主张全都被秦国陆续废除了。

　　商鞅死后两年，即公元前336年，处死商鞅的秦惠文王废止了商鞅的金属货币，颁行一种圆形方孔铜钱，这就是后来誉满天下的“秦半两”。秦半两的形制较东方的铜币先进，可能是受了同期波斯帝国圆形金属货币的影响。由于使用便捷，秦半两立即得到商人的欢迎，先于秦队六国——用过一次秦半两以后，哪里还会有人乐意再去用布币和刀币呢？《战国策》和《战国纵横家书》中多处提及秦王可以支付“万金”来开展情报战和外交活动，财力为东方所不及，这是商鞅做梦也想不到的。公元前247年嬴政登上秦国以后，更选择了与商鞅全然相反的经济政策，从而完成了统一中华的伟业。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列举了从上古到西汉的三十多位大商人，其中，乌氏倮、巴寡妇清、蜀卓氏、程郑、宛孔氏等5人均为秦始皇时期的富商，前2人为西部少数民族，后3人为东方战俘，出身都很低微。他们创业成功以后，秦始皇不仅没有其经营，加重其赋税徭役，反而给予他们很高的社会地位，还贵族身份(“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亲自，还为其建造：(“客之，为筑女怀清台……”)有些秦代富商从事盐业、冶铁业、酿酒等当时的高利润行业，有些还“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这在后世很容易，但秦始皇都加以宽容，可见他的经济政策与提倡垄断的管仲、商鞅等人背道而驰。另一方面，秦始皇对小商贩的政策仍较为严厉，不时大规模征发他们参军和服徭役。两相对比可知，秦始皇实际上是在鼓励和督促中国企业家尽快做大做强，这很可能是受了他的丞相、商人出身的吕不韦之影响。

　　可以说，秦朝是中国商人社会地位最高的朝代，秦始皇是中国古代最支持市场经济和民营企业的。在秦始皇登基之前，秦国与东方六国搏战了几百年，没有灭掉其中任何一个国家；而秦始皇不仅一鼓作气灭掉了全部东方六国，而且南并百越，北逐匈奴，东灭朝鲜，西破羌氐，把中国版图扩大了将近一倍，这绝不是因为秦始皇及其将领的军事才华远远高于此前的历代秦国君臣，而是因为东方六国突然变得极为软弱，最强大的齐国甚至完全没有抵抗秦军就投降了。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秦始皇的扩张政策有别于以往的历代秦王：秦始皇通过大力扶持工商业，为东方六民描绘了一个无比美好的“秦国梦”——发财快，来秦国；保值增值，来秦国；有了秦半两，万事不用愁！

　　不妨设想，如果秦始皇的寿命再长一些，如果秦朝能持续上百年，秦始皇及其子孙可能成为中国的汉谟拉比，将中国建设成巴比伦式的资本主义社会。

　　然而，随着秦始皇死后秦朝的迅速崩溃，中国经济开始步入重农抑商的。

　　（三）

　　“文景之治”时期的经济繁荣局面，因汉武帝的穷兵黩武而终结

　　汉高祖刘邦本人不喜欢商人，也不懂经济，汉朝初期的重大经济政策都由他的妻子吕后和丞相萧何制定。秦朝后全国币值混乱，吕后主持了币制会议，并亲自参与设计新型货币，这就是此后沿用千年的五铢钱。吕后执政期间，中国工商业有了较大的恢复，《货殖列传》中的曹邴氏、刀间、师史、宣曲任氏等多位大商人都出现在这一时期。吕后的汉文帝集团自知缺乏吕后、萧何那样的经济水准，秉承“无为而治”的思想，继续沿用吕后的经济政策，终于形成了“文景之治”时期的经济繁荣局面。事实上，西汉初期的盛世是从吕后时期开始的。

　　“文景之治”时期的经济繁荣局面因汉武帝的穷兵黩武而终结。汉武帝登基时，继承的国家远比秦始皇登基时的秦国强盛，而汉武帝发动的战争规模并不比秦始皇发动的战争更大，兴建的公共工程规模更是远远逊色于秦始皇。可是，秦始皇驾崩时，秦朝的府库还相当充足，而汉武帝才打了不到20年的仗，已经把汉帝国弄到了民穷财尽的财政悬崖边，可见西汉财政经济有不如秦朝之处。

　　面对经济危机，汉武帝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商业，但他并不沿用秦始皇鼓励私营经济的办法，而是选择了更为古老的管仲线。公元前117年，他委派盐商东郭咸阳和铁商孔仅推行管仲的盐铁官营政策，以期尽可能快地增加国库收入。后因发生，东郭咸阳和孔仅被免职，取代他们的桑弘羊成功地完成了汉武帝给予的，顶住多方压力，将盐铁官营制。据胡三省的统计，汉武帝后期，国库的一半收入都来自盐业专营，再加上冶铁专营等，国有垄断企业的创收就占了西汉国库收入的一大半。

　　即便如此，汉武帝的国库仍然不足以支付对匈奴作战和治理黄河的巨大开销，于是桑弘羊又陆续推出了均输(统一采购物资)、平准(物价)、酒榷(酒业专营)和算缗(征收资产所有税)四大财政措施。结果，国库收入确实有了进一步增长，但汉军在战场上却节节败退，了西域和戈壁的领土，连名将李广利和李陵都全军覆没了。究其原因，桑弘羊的这些财税摧毁了秦始皇、吕后、汉文帝等古代者苦心培植起来的民间企业，导致了极为严重的“国进民退”。

　　据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记载，汉朝百姓此后普遍不再储蓄和投资，而是选择快速消费，富人和中产阶级集体破产，工商业大幅萎缩，全国经济陷入萧条，只是让卫青、桑弘羊等一小撮人迅速富了起来。由于认识到汉朝已不再代表自己的根本利益，他们普遍不再乐于为汉武帝打仗和服徭役，甚至大批投奔匈奴等国，以避免破产、饿死的凄惨命运。在这种情况下，士气低落的汉军不可能打什么胜仗。

　　虽然出身商人，但桑弘羊提出的政策全都是对民营企业家极为不利的。在《盐铁论》中，他亲口承认，自己的这些政策是为了“建本抑末”，也就是促进农业发展，工商业发展。但桑弘羊忘记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过度工商业发展的结果，使农业也发展不好。桑弘羊时期，频繁发生，中国饿殍遍野，无论在长城以北还是长江以南，无数田地都被农民抛弃。在晚年的《轮台罪己诏》中，汉武帝宣布放弃在西域屯田的政策同时，也等于承认中国经济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汉武帝死后，桑弘羊这位中国商人的死敌也很快被和满门抄斩，他的一些经济政策被放宽，中国经济于是有所恢复，史称“昭宣之治”。

　　但是，由于汉朝者对国库收入的迫切需求，桑弘羊的大部分政策依然在继续执行，自汉武帝起，整个西汉再也没有出现过资金雄厚的大商人。王莽称帝以后，更是把汉武帝的“外儒内法”做到了极致，在礼法上向周朝看齐，在经济政策上却向汉武帝看齐，推出“五均六筦”，对六种经济事业实施管制措施，即盐、铁、酒专卖，铸钱，名山大泽产品收税和五均赊贷，其内容与桑弘羊的财税如出一辙，加上多次混乱的货币，再次掀起了中国富人和中产阶级的破产大潮，百姓因没有积蓄而无力抵御。结果，这场因全国的普遍抵制和戛然而止。最终，王莽本人在宫中被一名叫“杜吴”的商人砍掉了脑袋。

　　杜吴杀掉了王莽，却无法夺取中国，也就谈不上领导什么资产阶级，皇位最终落到了以刘秀兄弟为首的地主阶级手中。刘秀吸取王莽的教训，不仅恢复了吕后设计的五铢钱，而且逐步废除了均输法和中央盐铁专营政策，使得中国工商业在东汉初年快速恢复。但是，东汉朝廷并没有放弃盐铁专营，而只是把专营权从中央下放到地方，结果造成了豪强地主坐大。整个东汉时期，中国只有大地主，而无大商人。

　　（四）

　　由于北魏者优待商人，洛阳出现了一些富可敌国的大资本家

　　汉朝以后，中国进入了漫长的魏晋南北朝。随着中央失势和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桑弘羊的财税逐渐被全部废除，中国商人终于迎来了秦朝之后的又一个春天。

　　南北朝时期，中国工商业迅猛发展，《宋书·谢瞻、孔琳之列传》为之感叹“天下荡荡，咸以弃本为事。”公元493年，北魏迁都到曾经被董卓、刘曜等军阀多次的古都洛阳，很快使其恢复了往日的繁华景象，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商业中心。据《洛阳伽蓝记》记载，“洛阳大市”方圆八里，分为十大商业区，“市东南有通商、达货二里。里内之人，尽皆工巧，屠贩为生，资财巨万……别有阜财、金肆二里，富人在焉。凡此十里，多诸工商货殖之民。千金比屋，层楼对出，重门启扇，阁道交通，迭相临望。金银锦绣，奴婢缇衣；五味八珍，仆隶毕口。神龟年中，以工商上僭议，不听金银锦绣。虽立此制，竟不施行。”由于北魏者优待商人，洛阳出现了一些富可敌国的大资本家：“有者，最为富室。州郡都会之处，皆立一宅，各养马十疋。至于盐粟，市价高下，所在一例。舟车所通，足迹所履，莫不商贩焉。是以海内之货，咸萃其庭，产匹铜山，家藏金穴。宅宇逾制，楼观出云，车马服饰拟于王者。”显而易见，拥有的已经不再是一个普通企业，而是一个贸易网遍及全国各地的跨行业商贸企业集团，洛阳为集团总部所在地，在北魏各主要城市都设有分公司或子公司。此前的中国企业多为个体经营性质，同它们相比，商贸集团的出现显然标志着一个跨时代的进步。尽管南北朝商人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财富和社会影响力，却无法、也不曾尝试过控制军队和。相反，他们变成了“官员自动取悦机”，权臣的豪宅前“富商大贾朝夕填门”。《(北齐书·和士开传》)究其原因，不仅是商人需要得到官员的支持以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更主要的是因为中国商人们担心商人职业的未来没有保障，普遍渴望当官，而魏晋南北朝时代盛行的卖官鬻爵之风又给他们当官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在北齐，由于财政困难，“州县职司多出富商大贾。”(《北齐书·后主纪》)在南北朝，新兴的商人集团与成熟的世族地主集团紧密联系，侯家驹在其《中国经济史》中认为，这“导致了中国历史上前所罕见的与官僚资本。”中国商人把主要社交精力用于取悦官员，而非商的相互交往，导致中国古代虽然多次出现商业繁荣的局面，却迟迟未能出现商会。

　　魏晋南北朝商人竭尽所能取悦官员，同时倾家荡产地争取获得一官半职，是由于他们经常受到官员的，而又没有抵抗这种的能力。《晋书·石崇传》记载，西晋首富石崇就以组织抢劫过往商人发家，《南齐书·王琨传》还说，“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由此可见，在魏晋南北朝，尽管经商比汉朝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但当官依然比经商更容易发财，难怪商人们对当官趋之若鹜。在卖官鬻爵盛行的魏晋南北朝，越来越多的被商人获得，许多商人不学无术，在当官期间表现得既，又缺乏行政能力，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弹。

　　为了控制商人的力量，隋朝废除了已被证明无法克服卖官鬻爵痼疾的九品制，创造了科举制度，只有经过考试合格的人才能被批准当官。

　　（五）

　　唐高祖和唐太把整个大唐帝国，变成了一个贸易区和免税区

　　唐朝不仅进一步强化了科举制度，而且商人只能穿黑色衣服，还不许骑马。但与此同时，唐高祖和唐太一反桑弘羊的“国进民退”经济政策，废除了所有工商税，并将盐业、采矿业和酿酒业等自古以来常被专营的商业领域全部给民营资本。也就是说，唐高祖和唐太把整个大唐帝国变成了一个贸易区和免税区。结果，中国工商业在很短的时间内有了空前的大发展，造就了无与伦比的“贞观之治”与“开元之治”。

　　很多史书都认为，唐太最大的贡献是消灭了东西突厥汗国，从而大幅扩张了中国版图。奇怪的是，唐太年轻时，唐朝曾经长期向突厥汗国称臣，以求获得后者的军事支持以摧毁隋朝及其他反唐。唐太登基后不到一个月，百万突厥大军便打到长安近郊，唐太接受城下之盟。但在此后的三年内，唐朝与突厥的力量对比却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东西突厥汗国都发生内乱，唐太乘机派军队北伐厥，在短短半年时间内，经过几次规模不大的战役，便消灭了厥汗国，西突厥汗国和西域随之向唐朝称臣纳贡，尊唐太为“天可汗”。唐帝国崛起的速度之快，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极为罕见。显而易见，唐太之所以能够如此快速地吞并厥汗国，主要原因不是唐军突然变得多么骁勇善战，而是突厥人普遍不抵抗。突厥人之所以不抵抗唐军的进攻，是因为他们认识到，唐朝比突厥汗国更能保障国民的利益，在先进的“大唐贸易区”，自己的发展前景要比留在落后的突厥汗国好得多，这就是兵法中最高妙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秦始皇当年也是依赖类似战略统一东方六国的。

　　管理国家和练兵打仗都是十分昂贵的，唐朝免除了所有工商税，并废止了各种国有企业垄断，那么收入又从何而来呢？唐太想出了一个妙计：他的向全国富商高利贷，年利率高达100%，称为“公廨钱”，所得利息用于支出。为了鼓励商人接受这种名为国库券，实为高利贷的公廨钱，唐太在全国设立了7000个基层闲职岗位，用于励缴纳公廨钱一年以上的富商。由于是基层闲职，商人占据这些岗位不会对运转造成什么危害，而又可以满足商人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要求，获得以后，商人们就可以穿彩色衣服骑马了。唐太发明的“公廨钱”制度，导致唐朝成为高利贷盛行的时代，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金融业的发展，放眼全世界，这是自巴比伦覆亡以来所不曾有过的金融盛世。

　　在国退民进的唐朝，商人可以享受免税、贸易、利息浮动等各种经商的优惠待遇，这在当时世界各主要经济体中可谓独一无二。于是，全球资本疯狂地涌入这个商业天堂，中国经济规模迅速远远甩开世界其他国家，至开元时期已占全球经济总量的一半左右。唐朝首都长安成为全球最大城市和最主要的商贸金融中心，城内设有东市、西市两大市场(中国人称商品为“东西”就由长安的东西二市而来)。洛阳、扬州等城市也与长安相似，都设有严格规范的市场。为了市场的长期繁荣，销售的商品必须经部门质量审核，如发现假冒伪劣商品，相关责任人要打60大板，同时商铺租金受到严格，唐玄亲自，每间门脸的月租金不得超过500文铜钱，“一铺养三代”的寓公在唐朝根本不存在。

　　按照唐太的精心设计，为方便购物，长安东市的同行业店铺都集中于同一区域，称为“行”。为了便于管理，所有同行业店铺都需要加入一家叫“行会”的组织，这便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商会。唐代行会设有“行头”一名，负责代表行会与交涉，组织行会开展教和社会活动，等于商会。此外，由于“大唐贸易区”的国际性，商人云集于长安等中国主要城市，他们语言风俗不同，因此翻译和经纪人的市场需求非常大。唐朝的翻译和经纪人通常由同一人担任，其职业被称为“牙人”，负责说合交易并提供，赚取中介费。因为牙人必须掌握多门语言，所以这一职业多由少数民族担任。唐朝最著名的二位牙人，便是“解六蕃语，为互市牙郎”的安禄山和史思明。这两位商人在飞黄腾达之后，破天荒地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资产阶级，史称“安史之乱”。

　　（六）

　　尽管中国第一次资产阶级以失败告终，但“安史之乱“仍然改变了中国

　　“安史之乱”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它结束了古代中国，而了中世纪的篇章，远非普通的兵变可比。以往的学者多从民族或教角度解释安史之乱的起因，实际上我们应当看到，唐朝前期的、宽松经济政策导致中国工商业前所未有地繁荣，中国资产阶级的实力前所未有地壮大，从地主阶级手中夺取，便成为其自然而然的。

　　作为中国第一支资产阶级的军队，安史军队自范阳(今)南下后，只重视攻略大城市，而广大乡村，最终被唐朝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击败。放眼世界史，特别是欧洲近代历史可知，重视大城市而忽视乡村是资产阶级军队的通病，因为对商人来说，大城市远比乡村重要得多。

　　尽管中国第一次资产阶级以失败告终，但安史之乱仍然彻底改变了中国。清代著名学者赵翼在《长安地气》一文中精辟地指出：“唐开元、天宝间，地气自西北转东北之大变局也。秦中自古为帝王州，周秦西汉递都之，苻秦、姚秦、西魏、后周相间割据。隋文帝迁都于龙首山下，距故城仅二十余里，仍秦地也。自是混一天下，成大一统。唐因之，至开元天宝，而长安之盛极矣。盛极必衰，理固然也。是时地气将自西趋东北，故突生安史以兆其端。自后河朔三镇名虽属唐，仅外縻，不复能臂指相使，盖东北之气将兴，之气已不能包举而收摄之也……当长安夷为郡县之时，契丹安巴坚已起于辽，此正地气自西趋东北之消息……至一二百年，而东北之气积而益固。于是金遂有天下之半，元明遂有天下之全。至我朝，不惟有天下之全，且又扩西北塞外数万里，皆控制于东北，此王气全结于东北之明证也。而抑知转移关键，乃在开元、天宝时哉！”简单地讲，自安史之乱以后，

　　中国古代的中等城市范阳()便跃升为一线城市，辽、金、元、明、清五朝接连以为首都，而且国力日渐强大；古都长安(西安)则下降为二三线城市，任何人力都无法。由此看来，安禄山和史思明实为之父。

　　随着安史之乱的失败，中国回到了农业社会，唐朝中后期不可避免地转而采取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中国民间企业受到日渐严厉的管控，“行会”这一中国最古老的商会也烟消云散。但在进入中世纪之前，我们还需要探讨一个问题：既然中国古代商会出自唐太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那么其灵感来源是哪里呢？

　　原来，在唐朝初年，两个来自巴比伦地区的商业民族进入了唐朝境内，他们的商会可能了唐太创建中国商会。这两个唐朝来华的商业民族，就是和阿拉伯人。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