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回声：未来的比想象中更窄

　　其中，历史，不仅是我们的绝对强项，甚至有时候历史填补了教的空白。古代中国就有着世界上最完整、最庞大的史官体系和历史记录。

　　历史教训，是中国历代者最重视的东西。历朝帝王无不牢记“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一格言。

　　历史智慧，似乎每个中国人都有。天桥底下的评书，是古代城市的另类“文化地标”，无论贩夫，多多少少，都能说几句“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历史”。

　　中国文化市场上，“历史热”更是长盛不衰。其中，被研究最多、最深刻，观点争议最大，受关注最广的，无疑是1840年以来的近代史。

　　这种范式，在史学界处于主流地位，它有一个压倒性的主题，那就是“救亡图存，民族”，它就像一把火炬，在各个阶级的手中传递。我们从小听到、学到的主流叙事大致如下：

　　首先，是农民阶级领导的太平运动，紧接着，是封建地主阶级领导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立宪，其后，是资产阶级发起的辛亥，以及后来的五四运动，登场……

　　他在《冲击与回应》《剑桥中国史》等著作中认为，面对文明的冲击，中国采取怎样的回应，是中国近代史的主旨。

　　在华人学界，这一范式影响颇广。比如，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就曾指出，“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百日维新、清末立宪、辛亥和五四运动互相连锁,构成了一连串梯次式反应。压力越大,中国的反应就越强。”

　　“冲击与回应”范式的质疑者认为，在费正清眼中，中国本身没有变革的动力，只有冲击才会推动变革。这严重忽略了中国自身的主观能动性。

　　这一范式的学者认为，面对冲击，中国并不是只有被动应对，相反，具有学习的强大意愿，其代表人物就是学者蒋廷黻。1938年，他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指出，中国要图存，非“西化”不可——学习的器物、制度、思想，等等。

　　在此视角下，中国就像一个寒窗苦读的高考生，不断改进自己的学习内容和方式方法，力图在这场历史大考中取得一个满意的分数。

　　可以说，我们能看到的绝大部分历史作品，都可以囊括进以上三种范式中。区别主要在于，视角不同、价值尺度不同，以此起来的事件、人物，所呈现出的历史面相不同。那么，有没有新的范式，能够紧扣中国近代转型与变迁的核心问题，帮助我们重新理解1840年以来的中国？

　　有。王人博老师的新书《1840年以来的中国》，正是一种从公法视角，重新理解历史的新范式。那么，这种范式到底新在哪里？

　　我们都知道，“1840”这个年份，之所以被反复诉说，因为它是“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重大分野。然而，传统与现代的根本区别到底是什么？在上述三种范式中，这可能是一个边缘问题，但在学，或“公法”（）视野下，这却是近代史的核心问题。

　　比如，无论哪一种范式下的中国近代史，都绕不开的“现代化”一词，在主流历史范式中，主要是器物的现代化，是强国的工具，但在公法视野下，现代化的首要问题，却是国家的性质与结构、的来源与归属、人与人之间如何缔结关系等根本性的问题。

　　简单说，一般范式下历史，人们的第一反应不是“历史是什么”，就是“历史规律是什么”，但读完王人博老师的《1840年以来的中国》，第一反应可能是“历史的真问题是什么”。

　　“”，历史悲剧未必就不再重演；掌握了历史“规律”（假如有的话），未必就不再重蹈覆辙，但如果能抓住历史的真问题，结果可能会大不同。

　　1861年，年轻的慈禧发动“辛酉”，开始了她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垂帘听政”。此时，在地球的另一端，英国著名法律史学家梅因，在《古代法》一书中，浓墨重彩地写下了现代国家与前现代国家最本质的区别——“从身份到契约”。

　　前现代国家，人与人之间，是一种单向度的依附关系，无论是普罗大众，还是社会精英，都逃不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血缘依附，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人身依附。

　　因为，国家能够提供一种最基本的秩序，否则社会将会倒退回的丛林状态，陷入“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

　　可见，传统与现代的根本区别，不是科学，不是技术，也不是市场，甚至不是制度，而是有没有以立宪的形式，约定的来源、归属、边界，以及从这一核心命题为原点，来构建法律与制度体系。

　　王人博老师说：“，是定义现代国家的格林威治时间。”《1840年以来的中国》全书上、下两部所探讨的，正是法的现代性、法的中国性。

　　1840年，在大英帝国皇家海军强大武力面前，大清帝国的威严扫地，天朝的幻梦破碎了，沉重而锈迹斑斑的国门上，被轰开了一个的缺口，轰轰烈烈的现代化转型开始了。

　　然而，中华帝国的秩序，历经上千年打磨，日渐趋于精致完善，其运行像钟表一样精密，其严丝合缝之程度，根本没有给以立宪为标志的国家转型留下任何空间。

　　◎转型困境一：现代化是一种无限扩张的秩序。当中国被拖入现代世界体系之后，立刻陷入两难困境：若因循旧规，自然死一条，但若激进西化，就会发生排异反应，引发社会崩溃。套用一句流行的话：不现代化，等死；现代化，找死。

　　大致从轴心时代开始，中国文化与，在制度（与分权），经济制度（市场与官商经济），法律制度（与）等重大问题上几乎截然不同。

　　一个人重复的行为，形成了习惯；一个群体共同的习惯，就是习俗；一个地区的习俗，构成了传统；千百年积淀出来的传统，就是文化。中国作为唯一延续至今的社会（汤因比语），要改变文化，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转型困境二：文明史呈现的基本面相是，从传统到现代，必须“先（构建的绝对主义国家），再分权（在平等的地基上，让分立制衡）”的过程。然而，中国作为一个具有2000年大一统历史的超大规模中央帝国，如果“先”，历史的惯性很可能是马上回到传统，让脆弱的现代转型胎死腹中。

　　王人博老师说：“现代化转型，最为需要一个‘的最高权威’，通过它动员起各种资源，组织起各种力量，从而把现代化导入成功之。”

　　然而，从晚清到，中国就像一个马赛克，远看似乎是一个整体，近看却是满地的碎片，中央权威式微，各种“封疆大吏”实际上已经取得了“军阀式”的自治。

　　这种情况下，即便号称“亚洲第一个国”的中华，其最终的效果，非但不能形成有效的分权制衡，反而进一步加剧了与动荡。

　　对此，王人博老师在书中，用了三章的篇幅，分别剖析了195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几次实践——“五四”“七五”“八二”。最后，王人博老师而又冷峻的写道：

　　“与阶级相连的叙事，并没有成为过去，它还存在于当下，在参与中国现代型塑造的同时，也塑造着自己。这是现代性东方这个大国时无法避免的中国特性。”

　　◎转型困境三：传统社会中，精英与之间，泾渭分明，前者积极求索，乃至抛头颅洒热血，而后者却相反，和今天常说的岁月静好并无两样，因此，在向现代转型过程中，自然出现“不急，精英急”的奇特景象。

　　传统社会的逻辑是“打江山——坐江山”，是官僚和士大夫们的事情，对于来说，不过是交税的对象，是交给李（唐）家还是赵（宋）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

　　但是，作为向现代转型的立宪，是国家与之间在非强制前提下的契约，如果不参与，精英设计出来的再完美，也不过是空中楼阁，现代国家绝不可能在传统的土壤上生根发芽。

　　一边是不急精英急的传统，一边是不参与就无法运转的现实，构成了1840年以来，走马灯一样的立宪实验屡屡失败，现代转型一再遭挫的重要原因。

　　三个经典困境，一言以蔽之，1840年以来的转型之，就好比旧瓶装不了新酒，如果用别家的新瓶来装，也会让自家的美酒变味，这正是中国变革的难题所在。可见，未来的，比想象中更窄。

　　“有一天天真冷，好不容易打上车。一上车，京哥就唠叨不停。问我是哪个单位的，干什么的。我如实作答，并告诉是教法律的。又问，教什么法律？答，教的是一门最不值钱的法律。京哥回答说，噢，是教的吧？！”

　　◎他以“孤独的者”自况。在跨越历史三峡的航程中，很多在属于传统的学科，比如，学、宪，常常显得有些超前，而王人博老师无疑是为数不多的、货真价实的宪者。

　　“他们试图放弃对自己外在境遇的思考，把心灵投放到梦幻与，却又舍不得这诱人的；他们既是这世界的支持者，又是这世界的无援者”。这是王人博老师眼中的孤独的者。

　　◎他被称为界深具人文情怀与的学者。2003年，王人博发表《现代的中国之道》。他的学生羽戈问：“为什么不是中国的现代之道？”他闻之一笑，“潜意识中，我想突出的是‘现代’。将它看作一个共同普遍性价值，不管中国、美国，任何国家都要遵守。”

　　◎这位昔日西南大学的、如今的中国大学博士生导师，极擅调侃，他还有另一个称谓——“界的王大爷”。有学者在饭桌上问他：王老师，两字怎写？他稍稍侧身，两眼微睨：你说怎么写，就怎么写。

　　除了能“侃”，这位界的王大爷，还是一位绘画、音乐、电影、摄影“全能选手”。当然，让所有初登的学子们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他高大俊朗的外形和时的迷人风采。

　　在“历史热”流行的今天，有些书追求“历史其实很有趣”，有些书追求“历史有图有”，有些书寻找“历史的终极规律”。但总还有一些书在固执地叩问“历史的真问题”，并以真问题重新大事件、大人物，以及重要的思想，王人博老师这本《1840年以来的中国》，无疑属于后者。属马的今年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