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研究来说，提出一个好的问题，跟回答问题几乎同等重要。今天我想围绕困扰我的九个问题来展开。我对这些问题并没有确定的答案，提出问题的目的是希望推动学界的思考与讨论，并于在场与不在场的各位先进。
我们说到中美关系以及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经常说双边关系应该超越制度、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的差异。作为一个愿望，这当然是好的，也是应当追求的目标。不过过去两年来，至少就中美关系而言，两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难以摆脱两国国内差异的消极影响。
回看历史， 40年前中美得以建交，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国内发展战略的调整。1978年下半年，中美建交谈判之所以能够加速并取得突破，实际上主要是中方推动的结果。为了让中美在1979年1月初美国新到位之前完成建交，在对售等问题上还做出了不小的让步。
这一关系很清晰地体现在“两个40年”的时间重叠上。《中美建交公报》是两国在1978年12月16日公布的。两天之后的1978年12月18日，中国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三中全会开到12月25日闭幕。整整一周之后，中美正式建交。也就是说，中美建交与三中全会这两件历史性的大事几乎是同时发生的。这很难说是一种巧合。三中全会决定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1978年同志外宾时的多次谈话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有意识地要通过改善与发达国家的关系来助力中国的现代化。
1972年中美关系能破冰，主要是结构性因素，也就是平衡苏联的战略需要；但是到1978年中美能建交，除了原有的结构性因素之外，又叠加了中国国内发展战略的调整这一动因。中美建交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美国也发现一个良好的中美关系除了能平衡苏联之外，也是美国在全球扩展所谓“国际主义战略”的一部分。因此，中美建交之后，两国内部都是有强大内在需求去支持和中美关系稳定。
一个国家国内的战略选择，对于其外交政策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两个国家发展战略是总体契合的还是相互冲突的，对双边关系有着根本的影响。中美关系过去四十年虽历经风雨但总体保持稳定，很大程度上源自中美两国国内战略的契合；中美关系今天遇到这么大的困难，除了中美实力日益接近引起的结构性变化之外，中美两国体制、经济体制乃至社会文化层次的差异越来越明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从中国的角度看，近年来中国在上加强了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成熟完善，对于这些变化，美国接受不了，觉得焦虑、“失望”；从美国的角度来说，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主义的发展模式在美国遇到巨大的质疑与挑战，这一变化不但打破了与中国维持总体合作态势的必要性，而且使中国成了。
此外，最近两年两国社会文化的差异也越来越明显。NBA的莫雷事件等都显示出了两国的一种文化差异。美国人把个人、放在优先的，中国人把国家、集体、主权放在非常优先的地位。美国人过去总以为随着中国的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中产阶级、新阶层与他们的看法更为接近。但是现在至少在涉及领土、主权这类问题上，美国人会看到无论是中国年轻人，还是中国的城市中产阶级、私营企业主与他们的观点差异非常大。
最近两三年，中美关系似乎越来越无法摆脱意识形态、制度和社会文化差异的影响。中美两国面临着这样的局面：如果各自现在的国内战略选择，中美关系某种程度的恶化大概是无法避免的；反过来说，中美关系如果要想好一点，两国国内战略就都要加以调整，增强彼此的兼容性。后面这种可能性应该说很小。可以说，我们现在遇到的不是两国外交的问题，是国内选择的问题。
现在大家都基本都同意，中美关系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空框架。我想我们不能在已经要告别中美关系旧框架的时候，还未能准确表述过去那个框架——如果我们说不清我们的来处，又如何能够说清我们的去处呢？
表述美国对华战略的术语特别多，比如接触、遏制、制衡、规制、“接触+遏制”……其中，美国人用的最多的大概是“接触”。我认为，这一表述是最准确的。不过这个词的翻译有比较大的问题，“engagement”更准确的意思我认为包含着“咬合”或者“锁住”，里面包含有“拉住”中国这层意思，就两个齿轮之间的咬合，而不是两个平面的浅层接触。美国接触战略的核心是，通过与中国交往，把中国拉进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里，获取经济和战略利益，同时塑造中国的发展方向。
需要注意的是，“接触”指的是美国的一种对华战略，不能把它简单地等同于两国的交往行为。接触战略基本上是一个强国对一个相对弱国的战略，是一个国家对一个相对封闭国家的战略。中美今天当然仍然有很多交往，从贸易到人员往来。但是美国在战略层次已经放弃了接触战略，因为中国的情况已经跟40年前大不相同，不再是一个在体系边缘等待被“拉进来”的相对弱国，而是一个在国际舞台中心的强国。美国在“塑造中国发展方向”的问题上也基本。所以美国现在当然与中国继续在交往，但是接触战略已经终结了。
另外，“接触”从来不是纯正面的表述。对中国来说，接触战略里面本身就包含了积极和消极的两个方面。积极面就是与中国交往带来的战略和经济利益；但是这个战略里面也确实包含着对中国比较大的压力，特别是上“和平演变”的压力。
至于“遏制”，我个人认为用它来描述1972年以后的美国对华战略是一个错误。名不正则言不顺，我们不应该再使用错误的概念，这会有很大的性。遏制是1949年之后美国的对华战略，这一战略伴随1972年中美关系的解冻就结束了。
我们现在有时还在用“遏制”，其实只是为了表达我们所看到的美国对华战略中的消极方面。这样的消极方面当然存在，但是我们不应该用一个错误的名词去命名它。用错概念最后会造成严重的。
遏制与被遏制的对象之间，是没有交融的全然敌对关系，遏制的一方是要试图把被遏制的一方、在一定的范围之内。1972年之后美国的对华战略比“遏制”复杂得多。当中美之间有6000多亿美元的贸易，500万人次的人员来往，在一些战略问题上还有合作，怎么会是“遏制”战略呢？实际上，、相互依存条件下的博弈，比遏制与反遏制复杂的多。把美国对华战略归结为遏制，其实是低估了我们面临的挑战的难度。当然，今天美国对华战略里某些局部领域或许可以说是遏制。比如美国现在与中国打“科技冷战”，确实是在向遏制方面发展。但是用“遏制”来概括整体美国对华战略是不准确的。
过去40年中国对美战略是什么呢？我们好像没有特别简洁地概括过。我仿造“接触”，把1979年之后的中国对美战略叫做“融入”。在那段时空里，中国对美国实行了一个持续的融入、接轨的战略。我们的想法就是要融入到国际体系里，由此实现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但是中国同时还要保持自己的特色。
总之，在过去40年里，美国把中国要“拉进去”，而中国要自己“融进去”， 中美在中国融入国际体系这个问题上存在相当强的战略契合；但是在最终中国应该变成什么样国家这个问题上，中美态度很不一样。只不过由于中国融入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在完成这个过程之前，中国这个问题被暂时搁置起来了。正是因为这样一个背景，才有了刚才讨论的第一个问题：中国国内战略选择的演进，与美国的长期期待形成了比较大的落差。这是今天中美关系的质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1989年12月10日，同志老布什总统特使、美国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时讲了这句话。过去中美关系出现波折，我们都会引用，“中美关系归根到底还是要好起来才行”。这个表述不仅一直给我们信心，也多次被证明确实是对的。
今天，我们恐怕要问：30年前，小平同志为什么说这句线年以后的今天，中美关系是不是仍然归根到底还要好起来才行？从逻辑上说，中美关系凭什么终归要好起来才行呢？难道就不能坏下去？中美关系的好坏是服务于我们的国家利益和战略需要的。从理论上说，如果一个好的中美关系符合我们的利益，我们就要好的；一个坏的中美关系符合我们的利益，我们就应该要坏的中美关系。
伟人已逝。我自己揣摩，30年前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是由于中国的大业刚刚起步十年，中国需要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如果那时中美彻底变成了对抗关系，可能日后我们的就不会那么顺利。
那时，美国大概也认为，中美关系归根结底还要好起来才行。上世纪80年代，新主义已经在全球开始扩张了。美国战略界和商界开始从这样一个背景下理解中美关系。现在回头看1989年美国对中国的制裁，主要在高层交往、军事合作等领域，老布什总统特别强调“对华制裁不能影响中美经贸关系。”克林顿1993年曾将最惠国待遇与问题挂钩，但是在商界等力量的游说下，1994年就决定脱钩。所以说，30年前中美很可能都有“中美关系归根到底还是要好起来才行”的共识。
今天，中美关系还是不是要好起来才行？我已经无法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了。今天的中美两国的国内发展战略，对一个合作性的中美关系的需求已经不像30年前那样强烈。因此，今天的中国和美国对于一个比较差的中美关系的力好像是越来越强了。我这里谈的问题不是一个应然的问题，不是中美关系应不应该好起来，我谈的是一个实然问题：今天的时空已变，中美关系缺少了国内战略的托底，也就失去了“终归要好起来才行”的道理。毕竟，如同任何一组对外关系，中美关系好也罢坏也罢，都只是一个手段，而不是我们的目的。
这个问题是美国战略界这几年一直在问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也会直接导向另一个问题，即美国对华“接触”战略是不是已经“失败”了？
我最早看到质疑“接触”战略的前提假设的，是美国《时报》前驻华记者孟捷慕2007年出版的《中国幻想曲》一书。他当时就指出，美国对华接触战略的基本假定是，只要跟中国接触，中国就会变；只要中国实行市场经济，中国体制就会跟着变。12年前他就说，这样一个假定是错的，美国必须要准备跟一个经济上越来越强大的、领导的中国打交道。那时候，他的观点非常“孤独”。但是12年过去了，不仅美国战略界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完全站到了孟捷慕一边，而且2017年12月《美国战略》报告已经从的角度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那么“接触”战略到底是不是完全失败了呢？中国过去40年变化非常大——体制更加、更加制；经济上实行了市场经济；社会层面更加宽松、多元；外交上从国际体系的者变成国际体系的者和者。当然，这种变化是中国人民自己创造、选择和吸收的结果，并不是美国压力的结果。但客观上，中美两国的制度差异是变小了而不是变大了。所以美国对华“接触”战略本身并不是完全失效的，只不过是中国不可能像美国期待的那样，在和经济制度上变成美国想要的那个模式而已。
今天美国人“接触”，认为这40年完全失败，显然过于简单化了。美国通过“接触”，自己获取了很大的战略和经济利益，也间接影响了中国的发展，难道这些不是“接触”的吗？是不是美国人确实认为，只要中国上不改变颜色，“接触”就算失败了呢？如果是这样，那美国人从开头就盘算错了。这一点，美国人恐怕需要回答。
那中国对美战略有没有前提假设呢？由于我们过去没有论述过中国对美战略是什么，所以很难去讨论我们的对美政策是不是也有某种前提假设？我自己觉得，或许我们“和平发展”的前提假设完全也完全适用于对美战略。。
初，中国战略界开始讨论“和平崛起”以及“和平发展”。这里面大概都有一个假设：如果中国跟整个世界、尤其与美国采取一种整体合作性的态度，采取一种融入式的战略取向，这个世界会允许中国和平发展。或者说，我们所处的国际体系与过去的体系不太一样，后发国家不需要通过战争、殖民等手段，就可以在体系内和平发展起来。过去40年，我们确实经历了这个过程。中国逐渐发展和崛起了。
大概七八年前，我甚至开始问自己：在和平发展之外，中国有没有可能“和平超越”呢？这个国际体系是不是允许中国有一天比美国的经济规模要大，军力要强，科技更发达，甚至在人均水平意义上也超过美国呢？因为至少从经济规模看，中国超越美国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当时我给自己的回答是：好像可以。一方面可能美国不会反对，另一方面即便反对可能也做不到。因为世界相互依存，即使美国的一部分人不愿意，也没有办法中国的和平发展、和平超越。但是今天，看到美国在华为等问题上的做法，听到纳瓦罗、班农等人的说法，我再问自己的时候，我已经没有过去那个自信了。
这个问题在国内可能多数人已经做出了判断。从2018年开始，就听到很多人说，美国对华战略已经明确了，就是不让中国超越自己，Keep China Down。我完全同意美国国内的确有一部分人是这样想的，但这是不是美国的共识，是不是美国战略界的共识，是不是未来美国两党都将长期接受的共识？我又没有那么确定。
前面讲的美国对华“接触”战略经历了八届，从尼克松到福特、卡特、里根、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两党、朝野一致。今天美国是不是形成了两党朝野一致的Keep China Down对华的假定呢？我个人觉得还没有。现在美国国内有些人这样想，但还远没有变成两党和朝野的共识。与此同时，今天的国际体系是不是并没有我们之前想象地那么包容，最终我们还是碰到了国家发展的“玻璃天花板”？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大、也非常关键的判断，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关系到中国未来整个国家对外战略的设定，也关系到我们对美战略的设定。学界应该好好讨论这个问题，也就是今际体系的性质是什么，现实主义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释这个体系的性质？
国际关系的分析通常会区分国际、国家、国内等不同层次。中美关系的变化是国家层次的现象。前几个问题的讨论主要涉及国内层次与国家层次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下层的变化引起了中层的变化。现在我们可以换一个层次，看看中层和上层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国际体系的变化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习总多次指出，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可能包含很多侧面，其中一个侧面就是人讲的“国际秩序”的。当然，我们更经常使用“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或“现存国际秩序”这样的表述，其实跟美国人讲的“国际秩序”大部分是重合的。现在这个秩序正在经历很大的挑战。
冷战结束以后，主导的“国际秩序”快速扩张，国家的经济精英希望通过“扩展”，尽可能多地去获取经济利益；精英则认为只要把你拉进来，你慢慢就会变，变得更加符合眼中的主义标准。于是，原本许多按照标准不能进入这个秩序的国家都加入进来了。
这时候这个体系就遇到了比较大的问题。这里，我们借用米尔斯海默对国际秩序的术语——“厚秩序”和“薄秩序”来说明。冷战后所有国家都进来了，像中国和印度这种“巨无霸”也进来了，原来国家自己玩儿的“小而厚”的秩序被撑得“大又薄”。在这个“薄秩序”里，财富不再沿着国家边界分配，而是更加明显地沿着阶级分配。有人说，30年前，出生在哪个国家将决定一个孩子未来生活水平；今天，父母是谁将决定一个孩子未来的生活水平。
这种情况当然在内部引起了巨大的不满，导致了“特朗普现象”。或者说，国家现在开始要在秩序里“排异”了，所谓美国“退群”，实际上是从大而薄、不纯粹的秩序上后退，或者是把不符合标准的国家从这个秩序中排挤出去，最终或许重新一个小而厚的秩序。从这个角度看，今天中美关系的变化不是纯粹双边层次的变化，而是有着很深刻的国际层次原因。
在中美关系问题上，国际、国家和国内三个层次的逻辑是高度贯通的。一方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导致了中美关系的变化，也必然会传到中美两国国内战略的选择；另一方面，两国国内战略的取向变化会影响中美关系，进而也加剧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不能把中美关系的变化简单地归结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化或者美国领导人的个性因素上去。
说到中美脱钩，多数人有两个判断：第一是脱钩不好；第二是中美相互依存程度如此之深，所以脱不了钩。确实，如果说脱钩就意味着中美贸易变成零，或者中美人文往来变成零，或者变成冷战期间美苏的那个交往水平，那么脱钩的确不可能。但是如果脱钩指的是一个战略取向，指的是中美交往的宽度和深度受到甚至逆转，那么脱钩不仅存在，而且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未来可能还会深化。所谓脱钩，是对挂钩的逆转。挂钩是与美国对华接触战略的结果。接触战略受到，脱钩就是难免的。
中美在同一个国际体系里相互依存，可是又严重缺乏战略互信。钩得太紧，其实双方都缺乏安全感。过去中国国力相对较弱，我们对美国的战略意图的担心比较高。美国过去心态比较放松，现在由于它相对衰落，所以也开始担心中国对美国的战略意图了。
当我们的担忧增多时，我们会把更多地问题当做安全问题，这个就是国际安全理论当中的“安全化”过程。不安全感越高，就越会把比较多的问题列入安全议程。随后我们就会寻求降低相互依存，比如给交流设置条件，减少交流的数量、降低质量，寻求降低自己在相互依存中的性和脆弱性。
中国对美国的担心过去主要集中在和意识形态领域，最近华为等公司被美国打击后，这种担心扩展到技术领域。美国对中国的担心主要在技术领域和经济领域，现在甚至扩展到意识形态等领域。虽然我个人认为脱钩很不好，但是脱钩似乎又是有必然性的。所以尽管最近美国副总统彭斯在讲话中说不谋求与中国脱钩，但是我认为脱钩这个方向是确定的，因为中美两国在紧密挂钩情况下都比较缺少安全感。
另外，脱钩与科技的发展也有关。一般的思维是，技术的发展会便利人们的交流，让大家挂钩越来越紧密。然而，很多迹象表明，一些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是沿着文化的边界进行的。比如现在一个中国人更可能用微信，一个美国人则更多地使用脸谱、推特；中国人用手机支付，美国人用信用卡；中国人打车用滴滴之类的应用，美国人用uber；中国人喜欢共享单车，以高铁的发展为骄傲。可是界很多地方，人口的分布以及生活方式让这些技术在他们那里没有用武之地。现在很多外国朋友到中国来后抱怨，说现在在中国出差没有以前方便了，连找个出租车都找不到。你让他下载个滴滴，他们又没有银行卡。这一类问题其实都是一种脱钩。
2017年12月公布的特朗普《美国战略报告》提到了战略竞争，美国未来对华战略是从“接触”转变为“竞争”了吗？可能这个表述还不够准确。
竞争这个词的指向太多样了，定义不清楚。竞争可以有各种性质的竞争，至少可以分为良性竞争、恶性竞争；有各种领域的竞争；有各种形式的竞争。未来美国对中国要做的战略竞争是一种什么样的性质，在什么样的领域，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展开呢？我觉得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美国如果说要跟中国竞争，是只要比中国强、对中国保持代差、保持稳定的优势就行了，还是要彻底把中国打垮，甚至像班农说的要“更迭”？为了与中国竞争，美国准备付出多大的代价？语言大学黄靖老师最近提出一个问题，中美的竞争究竟是“高下之争”、“胜负之争”还是“之争”？这些我认为都还有待观察。
所以，竞争这个词是不够清晰的。最近一些人在讲“competitive coexistence（竞争性共存）”，这个说法又不够简洁。
几十年来，中国学术界对于美国对华战略的讨论常多的。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学界对我们自己对美战略的研究却非常少。过去40年中国对美战略是什么，到今天没有很清楚的表述。在中美关系以及美国对华战略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我们对美战略应该如何调整？我们怎么看美国这个国家，是我们的敌人、对手、伙伴、还是亦敌亦友？我们怎么判断美国这个国家的性质？包括美国及其领导的国际体系对其它国家发展的包容性？如何判断美国未来实力地位的走势？假如中国努力维持比较积极的中美关系，我们能获得什么样的好处？一个不稳定的中美关系对我们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这些我们讨论得很不够。
我们中国的战略目标常清楚的，这就是在中叶建成富强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人的初心也常清楚的，这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从这个初心和出发，一个什么样的中美关系是我们所需要的？当然同时还要是可以实现的。我们的总目标将如何界定我们的对美战略战术？我认为，中国学术界在讨论美国对华战略变化的同时，也应认真讨论中国未来对美战略应该是什么样的。九把刀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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