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中国历史上建都朝代最多、历时最久的城市

　　midd-993“秦中自古帝王州”。西安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朝代最多、历时最久的城市。从奴隶制臻于鼎盛的西周，到封建社会达到巅峰的唐王朝，先后有西周、秦、西汉、新、西晋（愍帝）、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12个王朝在这里建都1100余年之久。自公元前约11世纪至公元9世纪末，西安曾长期是古代中国的、经济与文化中心。

　　公元前约11世纪，世居关中盆地的周人把活动中心移入今西安市西南郊沣河流域。文王在沣河西岸建立丰京，武王在沣河东岸建立镐京，伐纣灭商建立西周王朝，开创了西安长期作为中国古代、经济、文化中心的历史格局。丰镐两京隔河相望，镐京为西周王朝中心，丰京则系祭祀庙和文化娱乐场所，形成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双子城”。从丰镐作为一个城市两个分区所显示的不同功能看，城市建设已具相当高的水平。据《周礼·考工记》记载，京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途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有、庙、坛、手工业作坊和贸易市场等。城市居民除贵族外，主要是为贵族服务的各种手工业奴隶工匠“百工”，包括制作木器用具的“攻木之工”、制作青铜器的“攻金之工”、制作革具的“攻皮之工”、从事绘画设彩的“设色之工”、制作骨器玉器的“制磨之工”和制作砖瓦陶器的“搏埴之工”等。丰镐是中国古代奴隶社会最庞大的手工业作坊中心。武王伐纣灭商后，将殷商宫廷的采矿、冶炼、铸造工匠移居丰镐，在这里形成灿烂辉煌的西周青铜文化。丰镐、周原是世界上埋藏古代遗存青铜器最丰富的地区。西周青铜器数量庞大，种类众多，工艺精湛，结构复杂，铭文内容丰富。多种精美绝伦的青铜烹饪器、饮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工具、农具、车马器渗透到西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仅丰镐遗址的沣西车马坑中，车马上的青铜器部件便有数十种之多，其中青铜铸造的车辖是世界上最早的金属插销。周人本是传统农业部族，西周王朝奠定中国古代“以农立国”的国策。京都丰镐农业发达，除种植麦、稻、黍、豆、瓜、瓠等多种农作物外，种桑养蚕也具相当规模，《诗经》中大量西周农事诗生动反映出当时这一地区农业发展的盛况。周成王时，镐京一声令下，方圆30里内开始播种，一次出动劳力达2万人以上。直到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阳之前，这座周人发迹的京城一直被全国各地诸侯奉为“周”。

　　春秋战国时期，秦人崛起于关中盆地。公元前383年，秦献公将都城迁建于栎阳（今西安市阎良区武屯乡）。公元前349年，秦孝公又迁建国都于咸阳。经140余年建设，特别在秦始皇荡灭六国，结束诸侯割据局面，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的统一封建帝国后，秦都咸阳形成“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三辅黄图》）的空前规模，范围包括北至今咸阳市秦都区咸阳原，南抵今西安市西郊三桥镇一带渭河两岸广阔地域。由于秦始皇“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城市人口达50万以上。

　　秦都咸阳密集，穷极华丽，以“冀阙宫廷”为中心的朝宫阙观，沿“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史记》）。在渭河南有兴乐宫、章台宫、信宫、宜春宫、芷阳宫、萯阳宫、长杨宫等。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更“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史记》）。

　　为了加强首都对全国的辐射与控制，秦王朝修筑以咸阳为中心的道网。四通八达的驰道、直道把秦帝国版图连结为一个整体。“天下辐凑”的咸阳，文化荟萃，商业繁荣，手工业发达。国家拥有大量典册藏书和档案图籍，宫廷音乐歌舞融汇吸收全国各地精华，在“书同文”基础上创造出以小篆、隶书为主的“秦书八体”书法艺术，秦陵兵马俑雕塑艺术向后人展示出“世界第八大奇迹”。城市商业自秦献公时便“初行市”，用形式明确城市商业活动的性，“置盐铁官并长丞，修整里阓，市张列肆”（《史记》），按照商品种类，实行分行业划区管理，定期校正度量衡器。秦王朝建立后货币统一，交通便利，更使咸阳商业活跃，店铺林立，市廛鼎沸。咸阳也是荟萃全国能工巧匠的冶金、机械、制陶、纺织、皮革等手工业作坊中心。宫廷作坊规模庞大，组织严密，并有严格的生产管理制度，民间作坊有市署机关掌管产品检验销售，许多工艺技术水平遥遥领先于当时世界各地。秦陵出土的兵马俑、铜车马及多种兵器为之提供了无可的有力证明。

　　民力导致秦王朝崩溃。秦都咸阳也因之毁于一炬。公元前202年，继秦王朝之后中国的西汉王朝，在今西安市西北郊渭河南岸建造了汉长安都城。

　　汉长安城垣周长25.7公里，面积约36平方公里，城区人口约40万，包括郊区陵邑远远超过百万。城市规模宏大，布局整齐，建筑密集，街衢通直，交通便利。从四面城垣12座城门通往城内的大街可同时并行12辆马车。城市供水系统自洨河引入昆明池人工蓄水库的水源，经“飞渠”（架空渠道）引入城内，流贯主要区。下水系统采用地下管道，汇合于北城厨门泻入渭河。除、衙署、达官显贵府第和宫廷作坊外，有9个商业区和160个居民间里。未央宫、长乐宫、桂宫、北宫、明光宫等建筑群约占城市面积2/3以上，而位于长安城西的建章宫规模之大号称“千门万户”。建筑巍峨壮丽，各宫之间有复道相通，“悬栋飞阁不由径”。神明台和井干楼俱高50丈（合今117.5米），这种“筑累万木，转相交架”“叠而百层”的木质超高建筑，是古代建筑的又一奇迹。汉长安城总体布局还以城垣以外发达的郊区作为重要补充，先后在郊区设立11座陵邑。陵邑由中央直接管辖，与汉长安城在上、经济上联系密切，实际上是汉长安城行政和经济区的组成部分。

　　西汉长安作为全国、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更加巩固。农业经济在全国拥有举足轻重地位，六辅渠、白渠、龙首渠、成国渠、灵轵渠、？渠、漕渠连同秦代的郑国渠构成关中灌溉网络，境内农田灌溉面积居全国之首，加之牛耕技术、铁器农具的普遍使用，三脚耧等新式农具的发明，“代田法”耕作技术的推广以及改种冬麦为主要粮食作物，使得“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史记》），以至汉武帝时，长安“京师之钱，累有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不可食”（《史记》），成为全国最富庶的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交通、手工业和商业繁荣发展。漕渠凿成后，船只可由西郊昆明池经长安南城墙外东通到黄河，开辟了汉长安城与京畿以外地区的又一水交通。境内有三座横跨渭河的大型桥梁。冶铁、建筑、漆器、陶瓷、砖瓦、皮革、机械制造与丝绸纺织工艺也达到新的水平，仅丝织品便有18种，色彩20种以上。“灞桥纸”的考古发现，至迟在汉武帝时，长安已能生产世界上最早的植物纤维纸。著名的“长安九市”是全国商品集散中心，市场拥有几十种行业，粮食、酒浆、皮革、帛絮、丝绸、漆器、竹木、铁器、青铜器、金银器等行业尤为兴盛，市场熙熙攘攘，“人不得顾，车不得旋”。汉代长安也是全国文化和教育中心。汉初诸帝十分重视图书收集与整理。天禄阁、石渠阁不仅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国家图书馆与档案馆，也是国家组织学者从事学术研究的中心。汉成帝时，首都的国家藏书达1.3万余卷。西汉王朝还在长安建立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国家高等学府“太学”，学生来自全国各地，有效地发挥了辐射带动全国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中心作用。汉长安城学术空气浓厚，科技文化成就硕果累累，司马迁的史学巨著《史记》，董仲舒的儒学思想著作《春秋繁露》，刘向、刘歆父子的图书整理编目及目录学著作《七略》，天文学家落下闳的太初历和浑天仪，农学家赵过发明的代田法与三脚耧，氾胜之总结西汉农学成就的《氾胜之书》，中国最早的数学经典著作《周髀算经》、《九章算术》以及风靡一时的长安“百戏”、辞赋乐府等都在这里诞生，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

　　西汉以后，新、西晋（愍帝）、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等朝代也以这座城市为都。魏晋南北朝时中国历史经历社会大动荡、人口大迁移、民族大融合过程，战乱频仍，迭更，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古代少数民族大量内迁关中。长安位于战乱中心，经济遭到严重，但它以顽强的生命力在废墟上一再复苏，并凭借传统经济文化中心的巨大力量，成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大熔炉。古代各少数民族在这里受到先进文明的熏陶，迅速迈进封建社会大门。以长安为中心的民族大融合为中华民族增添了生气勃勃的新鲜血液，也为迎来隋唐王朝中国封建社会辉煌的黄金时代创造了历史条件。

　　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取代北周，建立隋王朝，不久，攻灭偏安江南一隅的南陈，从而结束国家长期局面，重新实现了中国统一。隋文帝鉴于汉长安城距渭河太近，宫室残破，水质咸卤，颁令在汉长安城东南的今西安城址营造新都大兴城。唐王朝建立后更名长安。直至公元9世纪末，唐都长安不仅是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而且是当时世界最繁华恢弘的国际性都会，世界上第一座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

　　隋唐长安城的建设，自隋文帝开皇二年（公元582年）开始，至唐高永徽五年（公元654年）基本就绪，历时72年。城市面积84.1平方公里，布局规则整齐，东西严格对称，分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大部分。宫城以太极宫（即隋大兴宫）为主体，是居住和处理朝政的处所，坐落于长安城正中轴线平方公里，后来唐太又倚龙首原建大明宫群（约3.2平方公里），玄在城内建兴庆宫群（约1.4平方公里），三组群合称“三大内”，是长安城最重要的建筑。皇城紧附宫城以南，内设中央百官衙署，是朝廷官员办公专用处所，面积约5.2平方公里。外郭城从东、南、西三面拱卫宫城、皇城，是居民、的住宅区和商业区。位于城市南北中轴线上的主干道朱雀门街宽达150米，与之垂直或平行的东西14条大街、南北11条大街把外郭城划分为110个坊里，纵横交错的街道两侧有排水沟，沿街两侧广种槐树等行道树，形成“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的棋盘式对称布局。城南有曲江池、芙蓉园等游览胜地，城北有禁苑作为皇家游猎娱乐场所。城市结构布局充分体现了封建社会巅峰时期的宏大气魄，在中国建筑史、城市史上具有划时代影响。

　　唐代长安在上控制和影响全国的中心地位更加强化，把中央封建推向巅峰，开创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唐都长安经济蓬勃兴盛，除整修、疏浚秦汉水利工程外，隋唐时期先后建造兼有漕运、灌溉及城市供水等多重效益的广通渠、三白渠、刘公渠、贺兰渠、清明渠、黄渠、永安渠等渠系网络，专设水利管理机构，颁布有关，使农业生产条件大为改善。京辅地区农业呈现一派“秔稻漠漠，黍稷油油”的兴旺气象。长安城内手工业门类众多，分工精细，尤其丝绸纺织、金银器制作、青铜镜和唐三彩等产品工艺绝伦，巧夺天工，无论技术水平、产品种类和生产规模均远远超越前代。东出潼关中原，南往汉中四川，西去西域中亚，北行榆林塞外的多条驿道，构成以长安为中心的国内交通网络与多条国际海陆交通线。“天下之道毕出于邦畿之内”，长安的都亭驿既是各条驿道的聚结点，也是全国最大的中心驿站。除陆交通外，水运输经治理渭河，疏浚漕渠，发展漕运，使得岁漕关中之粮达400万石。长安商贾云集，店铺众多，“四方珍奇，皆所积集”，商业异常繁荣。东西两市是长安的商业中心，每市各占两坊之地，其中，东市的经营门类便达220行。武时，东市一次失火便“曹门以西十二行四千余家”（《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国际贸易集中的西市更为繁荣。在商业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唐长安城内出现专营存放货币的“柜坊”和具有汇票性质的“飞钱”，标志中国古代金融业就此诞生。唐代长安文化教育事业发达，拥有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教育设施，除学习经典的国家最高学府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外，还有培养各类专门人材的学校，其中，兽医、医学、算学是世界上最早的自然科学专科学校。国家设立秘书省和集贤院专门收藏图书校写文籍，“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者，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书·艺文志》）。灿烂辉煌的唐代长安文化，在科学技术、文学史地、绘画雕塑、音乐舞蹈、书法艺术和研究等诸多方面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峰。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诗歌，韩愈、柳元的散文，柳公权、颜真卿的书法，阎立本、吴道子的绘画，历史学家杜佑的《通典》和刘知几的《史通》，天文学家李淳风的《法象志》、《麟德历》和僧一行的《大衍历》，数学家王孝通的《辑古算经》，医学家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地理学家贾耽的《海内华夷图》和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旅行家、翻译家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等，犹如群星璀璨熠熠生辉，为唐都长安倍添绚丽夺目光彩。

　　公元10世纪后，随着长江流域经济发展，中国、经济、文化重心东移，西安失去首都地位。五代、宋、金时期，西安称京兆府，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年）改称安西（后改称奉元），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年）改称西安府。

　　在新的历史形势下，西安首先作为中国的西北军政重镇，以具有维系西北稳定、屏障中原安全的重要战略地位受到宋、元、明、清历代者的高度重视。北宋时期，西夏崛起于内蒙、一带，西安在北宋与西夏的战争对峙中是支援西北各军事的主要。金朝北宋后，西安又成为金人北与西夏抗衡，南与南宋争夺汉中及四川的重要据点。蒙古窝阔台汗夺取关中后，蒙哥汗时期划西安为忽必烈的封地，作为进而经略四川、青海、、云南的战略后方。至元九年（1272年），元世祖忽必烈封其第三子忙哥剌为安西王，以西安为指挥中心，拥兵15万分驻关中和六盘山，兼辖河西、吐蕃、四川广大区域。明朝初年，西安是北抗元朝，南图汉中、四川的军事重镇。洪武三年（1370年），明太祖封次子朱棱为秦王，以“天下山川，唯秦地号为险固”，特命皇太子巡视关陕。清王朝统一中国后，西安是派驻军队最早、驻兵数量最多的城市。驻西安的川陕总督辖境最大，统兵最多，不仅统辖陕西、四川和甘肃等省驻军，一度还兼辖山西省驻军。西北军政重镇西安始终发挥扼据要冲，镇慑一方，控制西北，屏护中原的战略作用，是中国西北地区的军事、中心。

　　唐末战乱使唐都长安遭到性。唐末佑节度使韩建不得不放弃已成废墟的外郭城和宫城，以皇城为基础缩建长安城，面积约5.2平方公里，仅相当于唐长安城的1/16，五代、宋、金、元代仍维持这一城市规模。明王朝建立后，把西安城墙分别向东、向北扩展约1/3，城市面积扩展为7.9平方公里，形成延续至今的城垣格局。在扩展城区的同时，并于城内东北部兴建“轩敞，川原亭池极一时之盛”的明秦王府。清代拆除秦王府，就其故址扩大到今北大街、东大街一线修筑城墙，连同北面、东面城墙，形成城中之城的“满城”供八旗驻防，面积约占西安城总面积的1/3。直到1911年辛亥后，“满城”才被拆除。

　　宋代以后，长江流域经济发展水平超过长期领先的黄河流域，特别是明代以后，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东南沿海地区萌芽兴起，使西安在经济上失去原有地位与功能，加之屡经兵燹，经济逐渐衰微落后。但西北及关中盆地的区域性经济使之依然保持西北地区最大经济中心的地位。北宋神熙宁十年（1077年），西安商税年收入38000余贯，在全国各主要城市中居第16位，在黄河流域各府州中居第5位。《马可·波罗游记》描述元代西安地区，“沿途所见城村，皆有墙垣，工商发达，树木园林既美且众，田野桑树遍布”，“此城工商繁盛，产丝多，居民以制种种金锦丝绢。城中且制一切武器。生必须之物，城中皆有，价格甚贱”。明、清两代，因与晋南、豫西、川北、鄂西以及内蒙、西北各省均有货物往来，西安仍为西北商品集散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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