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开始，上海的本土银行裹挟着雄厚的资本，纷纷涉足一些不被人看好的“副业”。在落寞的中华大地上，小小“副业”了千锤百炼，渐渐发展壮大并成为行业和产业。这些由民族资本主导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至今仍然出强大生命力的行业，老上海银行真可谓居功至伟。从本期起，本版将陆续介绍这些在特殊时代背景下的银行“副业”及其发展思，以资借鉴。
银行创设旅行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国家因忙于欧战，纷纷从中国撤出资本和人员，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这一时期，上海的民族金融业与工商业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市民的个人财富在总量上得以增加，尤其是收入稳定、生活富足或小康的“白领”和职员阶层队伍日益庞大。这些客观因素为上海民族资本旅游业的诞生创造了良好的前提条件。
然而，直到上世纪二十年代初，上海仍然没有一家中国人开办的旅游机构，旅游业作为一个新兴行业在上海乃至全国都不存在。外商在上海也仅有个别的小型旅游公司，旅游业务比较清淡，且被洋商所垄断，甚至连介绍中国名胜古迹的导游也由外国人充任。这些旅行社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少数中国旅客通过这些旅行社出游、出国，常遭与。
有一次，陈光甫至外国人办的某旅行社购票。入门，见柜内正与一女子亲密交谈。陈光甫在一侧等候良久，那竟视若无睹，不理不睬。陈光甫实在不住，与之理论了几句。岂料那傲然回击道:“你不满意，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不自己办一个呢？”这种极其的话语，像一把利刃深深地刺疼了陈光甫的心。陈光甫就此萌生出一个强烈的愿望:“一定要创办旅行社！”
陈光甫是个很用心的人。1923年春，陈光甫赴南洋考察经过昆明，适逢全国教育会议在那里筹备，他亲眼目睹会议筹备人员因为落实不了教育部及各省代表的车船食宿等事项而寝食不安，这促使他加快了创办旅行社的步伐。同年4月，陈光甫抓住北洋交通部即将召集联运会议的机会，立刻“善具呈文，投递，详述设立中国旅行部之必要”。不久，交通部批文下达，同意设立。1923年8月1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旅行部正式成立，办公处设在黄浦区的银行本部。
这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更是个值得纪念的事件。因为这是近代中国人创办旅行事业的嚆矢。银行居然办起了旅行社！在那个年代，许许多多孤陋寡闻的中国人被这个特大新闻惊得目瞪口呆。
虽然陈光甫豪情万丈，强势出击，但对于他创办旅行社的举动，银行内外的质疑之声却一直不断。陈光甫的创举不仅不被同业认可，反被称之为“惊世骇俗”、“热衷副业”、“匪夷所思”。在本行，反对意见也汹汹然不绝于耳，主要是出于对经营亏损的担忧。其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诞生不过数年时间，创办时的额定资本不过10万元，实收仅8万余元，银行职员只有7人，曾被讥为“小小银行”。几年奋斗下来，尽管各项业务快速发展，但实力尚不十分雄厚，实在是经不起。
难道“反对派”所顾虑的问题，陈光甫一点儿都没有想到？非也。早在旅行部筹备期间，他就已经深思熟虑，只是对于银行面临的主业和副业、亏损和盈利之类的新矛盾、新问题，他的见解异于，所以，一时难以被人充分理解。但这恰恰从侧面显示出他作为一流银行家的精深谋略和深邃目光。陈光甫认为，银行创办旅行部的目的，其一在于夺回中国的；其二在于推广银行业务。他在董事会上多次阐述自己的观点:“本行欲往某地发展，先在某地办旅行社，取得社会人士同情后再设银行，固谓旅行社为银行之先锋……办旅行社，既为社会便利计，又为本行宣传计。此种宣传力甚大，人人知有旅行社，即知有上海银行。”至于旅行社的盈亏，陈光甫认为必须从全局上来看，而不能局限于表面现象、囿于报表上的数字。比如，旅行社开办之初肯定是亏的，但银行盈余能用数字计算，旅行社则不然。“普天之下，能得一人之好感，远胜于得一人之。”旅行社能博得社会人士的无数好感，这种丰厚的“盈余”又怎能用单纯的数字来表达呢？既然副业能够助推主业的发展，那么副业损失主业补，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有鉴于此，旅行社开办的最初几年尽管一直亏损，行内“反对派”人士也屡屡主张关门大吉，但陈光甫不同意。相反，他还不断对下属干部和员工加以鼓励。
话尽管这么说，但陈光甫内心深处并不甘心让旅行社长期亏损，他知道，要是真的长期亏损，那就既不能做大做强中国的旅行业务，也无法与“”，更不能了却自己以实业救国、民族耻辱的心愿。
经过慎重考虑，陈光甫决定实施“两手抓”的策略。一方面，抓认识的统一。对于行内的“者”，陈光甫通过各种方式千方百计做工作，努力消除搞乱人们思想的负能量，至少在董事会内能获得支持；另一方面，适度集中行内资源，加大资金、人员向旅行社倾斜。深谙经营之道的陈光甫非常明白，旅行社的盈亏有临界点，那就是一定的业务量。
为此，陈光甫同时展开了两项工作。首先，亲自指导本部业务。在他的领导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旅行部业务稳健而快速的发展着。旅行部成立一年后，业务逐渐发展，旅行部也扩大了营业面积；其次，在铁沿线年时间，顶着年年亏损的巨大财务压力，先后在沪宁线、沪杭线、津浦线一带的南京、苏州、无锡、镇江、杭州、天津、徐州、济南，以及北平、郑州、汉口、等10多个大城市设立了分社。这些分社的设立，极大地便利了国人办理出游手续，也使得旅行部业务呈现蒸蒸日上的喜人景象。
1927年6月，鉴于旅行社总社和各地分社的业务日益繁忙，在陈光甫的主导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董事会做出决议，决定变更旅行部的组织结构，把旅行部从银行本部划分出来，经营，增拨资本金，并改名为“中国旅行社”。中国旅行社随即向国民交通部注册，经核准后，领到了国字第一号旅行执照。而此时此刻，中国旅行社尚无一分钱的盈利。陈光甫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经营胆略，由此可见一斑。
辛勤耕耘必有回报。1932年，中国旅行社终于从连续8年的财务阴霾中突围，开始扭亏增盈，并逐渐进入事业发展的全盛时期。伴随业务的蓬勃开展，中旅社的良好信誉和超一流的服务水平也获得社会人士的普遍赞誉。
中旅社设计的“春游杭州、秋赴海宁观潮”的短途组团旅游受到了市场追捧。紧接着，中旅社又连续推出一系列长线年上海总社推出的华南地区名胜古迹旅游业务，1937年推出的赣、闽、湘、桂、粤五省旅游业务等；国外的长线游则有组团赴日本、新加坡、等地的观光游览。这一时期，中国旅行社的接待能力也大为增强，如1931年春季，中旅社仅接待日本游客多达3000余人。甚至近些年国内外盛行的“公务旅游”项目，在那时也已经初见端倪。如1935年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赴苏演出，以及1936年中国代表团赴参加第11届奥运会比赛，中旅社不仅把整个行程安排得妥妥帖帖，还派出富有国外工作经验的工作人员随团同行，专门负责沿途照料、接洽，以及一些繁琐事务的处理。中旅社表现出来令人称道的工作效率及其员工的敬业与娴熟的专业技能，令一向挑剔的“”都不得不刮目相看。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中旅社已经在全国各地以及东南亚地区设立了分社、支社、办事处达56所之多，发展进入了鼎盛期。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中旅社对于中国旅游业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于它顽强地突破侵华外国的垄断，以其自身的坚强意志和成功范例，在中华大地上迅速地培育出一个全新的业态，带动了整个中国民族旅游业的勃兴，成为那个时代一面高高飘扬的帅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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