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淼
唐先生的史著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地方，还是他诙谐幽默、任情任性的文风。
经常有人将唐德刚先生称作史学界的“说书人”，说他的历史著述最有特色的地方，就是把历史当做故事讲，所谓亦庄亦谐，娓娓而谈，风趣幽默，妙语连珠——在别人极有可能是缺点的地方，却恰是唐先生纵横捭阖、任意发挥的长处所在；其文字或许为学院派的历史学者所轻视，却为更多的普者所接受。不管唐先生在主流史学界的地位如何，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唐先生的历史著述最大可能地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真正可读的历史著作之样本，而他所创造的“唐派文风”，也为历史学的书写提供了另外一种殊新的形式。
《段祺瑞》是唐先生的一部遗著，书中收录的文字，除唐先生在《传记文学》中发表的几篇有关军阀的文章之外，又从他的遗稿中选出部分有关军阀论述的未刊文章，然后参照唐先生生前编订的修订大纲编辑成书。在宏观史学的历史观方面，唐先生的遗著一如其旧，依然将历史看作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且再三强调中国近、现代史不过是源远流长的历史三峡中的一个阶段，而发生在近现代中国的转型运动并不是单纯的改朝换代，它既是立国基本制度的转型，也是一个改朝换制的运动。在微观史学的历史观方面，所谓一叶知秋、从小看大，唐先生更加注重的，是那些很容易被一般历史学者所忽略的鸡毛蒜皮的微末小事。相比而言，宏观史学虽然能够起到高屋建瓴之效用，却无法看清历史的细微之处，而这些细微之处，却往往正是历史转折的关键点；微观史学虽然描述细腻、内容丰富，却并非历史的本体，当然更不能代表历史的全部——只有将这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够展示出历史的全貌，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明乎此，也就不难了解唐先生治史的方法和，并从中梳理出他的历史观的真义所在。
如果将宏观史学视之为唐先生论史的主干，那么，微观史学则是唐先生论史的枝叶；主干标明了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枝叶则印证了历史之所以会如此发展的内在原因，同时也正是唐先生把历史当做故事来讲的“说书人”的精彩所在。即以《段祺瑞》来说，民初大小军阀三千多人，各种派系、集团名目繁多、相互交缠，可谓史实纷繁，错综复杂，令论者常有无从入手之叹。而唐先生则化繁为简，以看图识字的方式，将军阀混战的历史及其各个集团与派系，概括为“四圆”的图表和“四方”的方框——前者以四个圆圈把民初军阀混战的过程表解一番；后者把军阀混战的十六年划分为整整齐齐的四大段，每段四年，以四个连续的方框加以论说，从中不仅能够看出这些军阀的来龙去脉，对这些军阀之间的战争与他们不同的结局，亦称简单明了，让人一目了然。如是种种，对于专业的历史学者，固然不乏一定的性，对于一般的历史读者，更无异于提供了一条简捷易行的读史门径，减少了他们因学养不足终至入宝山而空回的遗憾。
唐先生的史著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地方，还是他诙谐幽默、任情任性的文风。他既擅长口无遮拦、嬉笑怒骂，更善于天马行空、不露行迹，看似“跑野马”的文笔，其却是一以贯之，显示出他独到的史识和非凡的文笔。唐先生对于人物的评价也常常出人意表，让人耳目一新，比如，他评价段祺瑞有节操、识大体，当得上可风的君子之评；张作霖竟以拒签“五”条约而死国；吴佩孚不住租界，狷介一生……可见军阀不可一概而论，只要大节无亏，均足载名史册，至于他们个人的与成败，乃是时代大势所趋，并力可为。总之，唐先生论史，能够时时跳出时间与地域的，对的历史进行纵横比较，既注重民族文化的特性，亦注重人类经验的通性，如此上下贯通，左右逢源，方能收见树木、亦见树林之效，对彼时的社会转型有着比较的认识与把握。
唐先生说：“社会文化之从中古、近古，渐渐地转向近代、现代，是一时不停的。也是潜移默化的，是不易觉察的。虽然历史三峡之内，多的是洄水、漩涡、逆流，但是三峡之水，无不东流，潮流永远是前进，力可以倒转也。”这是唐先生以“转型说”推导出的结论，也是唐先生论史的信心所在。
网友评论 ()条 查看